西藏村庄迁移与社区重建

时间：2023-06-02 12:05:04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人

乡镇和148万人均纯收入低于1300 元的农牧民群众作为重点扶持的对象。［１］2005年开始，“一次规划，整村推进”作为重要的扶贫方式又被提上日程。从2006年起，把年人均纯收入1700元以下的农牧民列入帮扶的目标。2001-2007年，扶贫投入17245万元增加到30800万元，年均增幅超过13％。［２］同时，惠及农牧民的“一江两河”（即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的农业综合开发，也与扶贫战略结合在一起，共同推动化解西藏农牧民的贫困。［３］

德吉新村地处西藏自治区扎囊县扎其乡，是一个新建的移民村。“德吉”是藏语发音，意即“幸福之村”。这个新的村庄距离扎其乡不到10公里，距离扎囊县县城和山南行署所在地泽当均不到20公里，在101省道旁边。1998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开始规划建设德吉新村，作为西藏自治区政府重点建设的扶贫开发新村，这个新村选址在朗赛岭开发区进行，并同时实施“一江两河、扶贫开发、农业综合开发”三大开发建设的重点项目以具体落实规划建设。政府对搬入这个村庄的居民从生产到生活各方面进行全面规划建设，包括耕地、住房、教育设施、文化设施以及村庄治理关系。2001年底，德吉新村“硬件”建设宣告完成。政府启动贫困户的整体搬迁工作。其中，60户从边境县错那县搬迁进入德吉新村；同时，88户从扎囊县扎其乡、吉如乡等地搬迁进入德吉新村。当时共搬迁148户、712人。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新的社区实体，包括新的党群系统（村党支部、村共青团、村妇联等）、村行政组织（德吉新村村民委员会和8个村民小组）以及相应的经济组织。148户、712人分别编入新的村民小组。以后人口有所繁衍，家庭分置，到2006年底，德吉新村现有村民167户、743人。

一、迁前村民的窘境与农户搬迁的期望

德吉新村村民是从扎囊、错那两县集中搬迁而来。迁前这些村民生活在偏远的山沟里，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是政府和外界对迁前这些村民生存环境的一种描述，也成为政府实施扶贫搬迁工程的绝对理由。拿政府的话讲，德吉新村扶贫搬迁建设的初衷是，解决部分贫困户耕地面积不足、基本口粮都难以解决的现状。因此，了解迁前村民的生存条件与真实期望，成为我们研究的逻辑起点。

表1报告了德吉新村搬迁前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总体特征。从表1来看，搬迁项目实施以前，各搬迁农户生活在偏远的山沟里，搬迁群众的贫困是由生产生活条件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因素造成的。调查组回访了作为德吉新村来源之一的扎囊县扎其乡民主村，对移民搬迁前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进行考察。结果发现，那里的情况与多吉②的描述比较吻合。

德吉新村搬迁村民接受教育的程度差，特别是30岁以上的这部分成年搬迁群众几乎都是文盲，其比例占受访人数的30％。从实际调研情况得知，即使有极少数搬迁农民接受过小学教育，也没有上完全部课程，再考虑到大多数村民以前生活在偏远的山沟里，与外地接触少、信息相对闭塞的客观现实，搬迁农民的整体素质也是比较低的。

我们在德吉新村随机调查了30户（占总农户数的近20%），并回到搬迁前的扎囊县扎其乡民主村调查当时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其情况如下：

1．村民的耕地占有量

德吉新村现有居民在搬迁前全部以农业为谋生手段，耕地成为谋生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由表2看来，搬迁前，德吉新村居民在原来所在地方拥有的耕地缺乏，人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农户每人仅为0.44亩，人均耕地面积最多农户的每人也才2.0亩。我们将表2的人均耕地进行分组统计，占有耕地0.44-0.80亩为1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36.7％；0.81-1.00亩为5户，占19.9%；1.01-1.50亩7户，占23.1%；1.51-2.0亩4户，占13.2%，也就是说，被调查的搬迁户有近三分之二的农户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0亩。由此可见，这些村民在搬迁前连最基本的口粮问题都难以解决。

2. 村民的居住条件

由表2可以看出，5平方米以下的农户5户，占被调查30户的13.3%，其中有部分农户在搬迁前没有自己的住房，人均住房面积5.01—8平方米（含8平方米）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的63.3%，8.01-13.00平方米和大于13.00分别是5户，分别占20%和16.6%。住房面积最大的农户人均住房面积也不过21平方米。也就是说，有近三分之二的农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足8平方米。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更不可能解决牲畜的棚圈问题，人畜混居现象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的。

3．村民面临的主要困难

表2也报告了被访问农户搬迁前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从表2还可以看出，有9户面临着住房问题，有5户面临着粮食缺乏问题，有15户既面临着住房问题又面临着粮食短缺问题。究竟是住房还是粮食问题，归根到底，是这部分人群处于一种基本生存条件比较缺乏的环境中。

概括起来，据我们调查，这些被搬迁的人群都属于人均收入不足500元、现金收入不足300元的特困人群。贫困成为政府实施搬迁的理由。正如世界银行在其年度报告《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４］这些情况展示了政府对他们实施整体搬迁具有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由于对于农民来讲举家搬迁实质上就是选择新的生存空间，不象强制性的“贾乌玛运动”，政府从开始就要求，搬迁要能体现自愿性原则，所以，村民是否作出搬迁的决定主要取决于村民对他们原先生活的地方条件与将要去的地方条件的比较。当然，对于绝大多数信奉藏传佛教的藏民来讲，宗教文化等因素可能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虽然这些居住的地方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地方，但对于要迁出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来讲，确实是一件痛苦的事。“起初搞‘扶贫搬迁’时，没有人乐意来此居住”是2007年8月记者访问德吉新村留下的记录。［５］我们推测，对厌恶风险的小农户来讲，搬迁到新地方，使得这些农民可能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斯科特所谓的“农村地方性知识”和“生存智慧”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农民的所谓的“生存逻辑”也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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