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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3-06-10 20:55:04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正远范文网手机站

    自述体长篇小说

    张旻1959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威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情戒》《成长是多么不容易》《桃花园》(又名《对你始终如一》),及《邓局长》(又名《谁在西亭说了算》);小说集《情幻》《犯戒》《自己的故事》《爱情与堕落》《我想说爱》《良家女子》等。

    1.涂鸦中出现人名

    去年我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自述体散文《如此欢乐童年》时,脑子里一下冒出了我酝酿中要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奥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记述了他学童时代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那是他记忆里的噩梦,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虽然奥威尔写的是上世纪初英国的学校,但我感觉不陌生,许多细节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奥威尔只是写了自己做学生的一段经历,而我还由此想到了我们这辈人做父亲后和孩子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人,在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困惑和尴尬。

    我生于1959年,出生地是上海南市区,出生后不久因父亲“下放”举家迁到郊县嘉定。我父亲是山东威海人,离休干部。一般称解放后上海的山东籍干部为“南下干部”。我小时候嘉定的干部,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各乡镇、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多半来自山东,在我们家所在的为机关干部建的六一新村里,户主为山东人居多。一直以来我也默认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但实际上父亲的情况特殊。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家庭成分曾被划为“资本家”),父辈在威海开布店。山东解放前夕,父亲在烟台念高中,我爷爷因为对共产党不了解,更被国民党散布的关于解放军的谣言吓倒,于是将父亲送到上海去继续学业。没想到父亲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并入了党。

    我曾听父亲说,其实他对共产党早有所知,他的一位堂兄好多年前已投奔八路军。父亲的这位堂兄,虽只年长一岁,但父亲一生对他充满崇敬,并将这种崇敬的态度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我本人直到1988年,29岁那年,才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军职干部家属区见到了已离休在家的堂伯父(山东叫大爷)。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讲起这位堂兄来如数家珍。父亲讲的最多的是他堂兄从小个性的刚烈和思想的叛逆,如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敢当面将他父亲的鸦片枪折断,十四五岁时就离家投奔革命去了;皖南事变后,他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逃跑后回家呆了没几天又出去找部队。当地有个汉奸,常拿这事来我爷爷兄弟俩的布店里敲诈。我父亲在店里见过这一幕:那汉奸身穿黑绸衫,嘴上叼着烟卷,屁股后挂着20响盒子炮,阴阳怪气地故意问我父亲的大伯:儿子最近有信来吗?老兄弟俩立刻好烟好酒伺候他,临走还往他兜里塞钱。解放后这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也许正因为我堂伯父觉得此生未能在双亲大人面前尽孝,年轻时还特别让他们担惊受怕,因此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回老家操办了隆重的丧事,他自己也按旧俗披麻戴孝。这是堂伯父解放后第一次回老家,结果因为在丧事中“搞封建迷信活动”受到部队处分,从此再没回去过。

    我认为我父亲被我爷爷送到上海来“避难”,却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堂兄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记得曾听父亲讲,上海刚解放时,他堂兄来沪出差,父亲迫不及待地去部队住处看他,兄弟俩久别重逢时,父亲对他景仰的堂兄说的第一句话是:

    “哥,我也入党了!”

    但1988年我在西安见到堂伯父时,我发现他似乎对父亲四十年前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仍颇感惊奇。他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人很聪明,读书特别好,但胆子比较小,没想到他敢加入地下党。

    我也曾在一些报刊书籍上看到,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弥漫,毛人凤曾下令将抓到的共产党人扎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父亲家境较好,在那种情况下自愿投身革命,定有超人的胆识。

    我所了解的父亲,的确一生谨慎,工作上似少有魄力。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忍耐。“文革”中被揪斗,他老老实实地挂着打倒他的大牌子站在台上。他被“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又因“特务”问题遭“隔离审查”。母亲出身贫苦,外公在她七岁时就病亡了,外婆不堪生活重负,将她送进了教养院。1947年母亲19岁时进了上海天一布厂做工,解放初因表现突出被选拔进人民法院工作,1952年入党。揭发她的人在逼供刑下疯了,竟然诬告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某组的组长。这样重大的恶性事件,父亲理应相信不可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但他还是相信组织,亲赴母亲囚房做思想工作,致使母亲一度自我怀疑,精神恍惚。

    我很少看到父亲发泄情绪,在家时,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的小方桌旁,研究棋谱,摆残局。有时戴着老花镜,边看报,边在报纸边沿空白处写字。家里张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字迹,内容多半是抄报上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常这样长时间枯坐窗前,报上涂鸦的字中开始出现许多人名。后来父亲甚至专门用一本黑面抄工工整整记下这些人名。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搜肠刮肚地想他一生中接触过的许多人的姓名,结果一本黑面抄写不下了,人名越想越多,每一个接触过的人都可能在父亲的记忆里出现,并带出相关的更多的人。好些名字令父亲长时间搜肠刮肚,寝食不安。母亲也不得不帮他回忆,甚至没办法还要惊扰他人。父亲自己还曾为一个无法想起的人名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写信向那位同志后来担任过副县长的某县地志办询问,得到回复后,那种如释重负,令家人都透一口气。

    从研究棋谱残局,到回忆同志姓名,好多年来父亲经常这样在窗前一坐几小时。小时候我并不关心父亲的精神状态,未成年时我就离开了家,开始独立生活,和父母亲也不常见面。我现在想,且将编制一生交往的同志姓名录视作晚年父亲的另一项爱好吧。要不是父亲一生有此两大爱好,我真是难以想象他在家里能干什么。父亲晚年生活中的一个高潮,就是在家里迎接“公检法”(“文革”期间合并办公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简称)几大象棋高手的联合挑战,大获全胜。爱好对父亲来说是消遣、消磨和消耗。父亲在家时多数时间话很少,他和母亲一直都很注意在孩子面前不谈国家和单位的事,有时他们需要交流一些事,则不仅避开我们,而且还关上门窗,放低声音。母亲现在和我说话时仍常下意识地提醒我:轻些!并且眼睛不由自主地朝窗户瞥去。正如父亲将时间消耗于爱好,母亲在家时则为家务忙个不停,嗜洁成癖,家里处处窗明几净,纤尘不染。

    父亲去世后,我听到人家对他的评价都是“脾气好”、“没架子”、“正直”、“爱学习”等。在某些“大老粗”干部眼里,上过高中的父亲还是“知识分子”。

    母亲则常说父亲个性比较“懦弱”。

    不久前母亲被摩托车撞了一下,胸骨骨折,住进了区中心医院老干部病房。在肇事者带她做各项身体检查时,母亲竟不安地小声对我嘀咕:“这下让他花了好多钱。”当医生建议母亲住院观察时,母亲嘱咐我们放肇事者回家,不要再“为难人家”。

    也许母亲的这种态度会让现在许多人惊叹或觉得不可理喻,但对生长在这个家庭里的晚辈来说很平常。我父母这一代干部,对这个社会来说早已遥远和陌生,行将消亡。他们这一辈干部,从整体来说,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最纯洁、善良、骄傲的官员。“文革”期间母亲被“隔离审查”时,曾有一个农村妇女上门来找母亲,她为母亲过去曾帮她主持公道打赢了官司,专程带了一些农副产品及一包什锦糖进城来答谢母亲。当时父亲也“下放”在乡下,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俩,但虽然大人不在,我们兄弟俩,一个十岁,一个九岁,仍坚持没让那农妇留下东西,包括什锦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母亲任嘉定法院党组成员、民事庭庭长时,曾受理过我大学同学的一个民事案件,事后那同学用自行车驮了几个自己家里种的西瓜,骑了几十里路到我家来,但被母亲拦在门外。我送同学离开时,实在过意不去,和他一块儿蹲在路边小树林里吃掉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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