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翻译思想研究中的缺席
摘 要：对于意译翻译思想的忽视，造成了其在鲁迅翻译思想研究中的缺席。笔者深觉研究鲁迅“意译”翻译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将在文章中详细介绍鲁迅翻译思想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意译”翻译思想，主要是前期科学小说的意译、中期区别读者的意译和区别文本的意译以及后期《死魂灵》的意译。
关键词：鲁迅 意译 科学小说 读者 文本 《死魂灵》
一、“意译”翻译思想在鲁迅思想研究中的缺席
对于鲁迅翻译的研究，比较早的是历史学家李季对于鲁迅的研究。他的《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一文于1951年写成，第二年在《翻译通报》上发表。他在文中指出了鲁迅在翻译界的十六七年所做出的一些贡献，如他消灭了讥笑“死译”“企图阻碍新文化输入的反动派——‘资本家’走狗”，破除了“憎恶翻译，特别是憎恶重译”的积习，指出了批评译本的标准，使萎靡不振的翻译有了新的生机等。这里李季没有把鲁迅的意译翻译思想囊括在内，不过这也情有可原，因为他是在谈论鲁迅对翻译的贡献，而其意译的翻译思想较直译和重译的思想而言确实稍逊一筹。但是文中李季并没有否认鲁迅具有意译翻译主张。“鲁迅虽偏重直译，并不完全放弃意译，虽容忍‘不顺’，但不故意保持不顺”。[1]同样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还有许广平的《鲁迅与翻译》。鲁迅从1927年起便亲自教许广平学习日语，因此作为鲁迅的学生，许广平对于鲁迅可谓十分了解。在这篇文章中，许广平着重介绍了鲁迅的五点翻译思想：“易解、风姿”“反对顺而不信”“赞成‘硬译’”“重译和复译”，还有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态度。可见，意译的翻译思想在此也没有被提及。稍近一些的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而这些研究也都是把眼光放在鲁迅的“直译”，或者说“异化”的翻译思想上。如90年代初刘开明的《论“宁信而不顺”——鲁迅的翻译思想之一》，重点论述了鲁迅“硬译”的翻译思想。2012年魏洁的硕士论文《存异翻译伦理解读——以鲁迅翻译思想和实践为例》讨论的也是鲁迅“异化”的翻译思想;同样研究鲁迅“异化”翻译思想的还有王东风的《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文中指出了鲁迅和韦努蒂异化翻译思想的四点相同和两点不同。2007年，崔峰在《中国翻译》上发表了名为《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一文，文中首次提出了鲁迅的“中间物”思想，这是鲁迅思想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研究鲁迅翻译的专著也不少，如2009年顾钧的《鲁迅翻译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的鲁迅翻译研究学术专著，书中也介绍了鲁迅的“硬译”和“重译”“复译”的翻译思想。2009年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有一节专门介绍了鲁迅的翻译思想，着重介绍了鲁迅翻译思想的四个方面：“易解、风姿”和“移情、益智”说，“宁信而不顺”的思想，“重译”和“复译”的思想，翻译批评——“剜烂苹果”的思想。同样，该书也没有介绍鲁迅思想中的意译翻译思想，但是也没有否认：“鲁迅虽然强调‘直译’，但并不排斥‘意译’，相反，同样也赞成‘意译’，即‘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王秉钦，2009：319）
从前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点：首先，对于鲁迅的翻译研究大多集中在“直译”“重译”“复译”上，对其意译翻译思想没有作具体介绍;其次，学术界并不否认鲁迅意译翻译思想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意译翻译思想也是鲁迅所提倡的，因此这便造成了“意译”翻译思想在鲁迅整体翻译思想研究中的缺席。笔者通过大量阅读，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借此文具体探讨一下鲁迅整体思想中的“意译”翻译思想及其研究的意义。
二、鲁迅的“意译”翻译思想
通观鲁迅翻译思想的历程，“直译”亦或是“硬译”的思想是贯穿其翻译活动的首要思想。“硬译”思想是他在翻译卢纳察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 少年欧罗巴》一文的译者跋语中提出的：
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2]。
而至于这样译的原因，鲁迅在给瞿秋白的回信《关于翻译的通信》中写道：“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经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3]从鲁迅1931年回复瞿秋白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之所以采取“硬译”的翻译方法，在于他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认识，在他看来，输入新的语言，便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对其翻译思想影响的结果。
纵然“直译”的翻译思想贯穿鲁迅的一生，但是在其翻译的各个阶段也都有“意译”翻译思想的身影。如果说“直译”的翻译策略带有某种“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目的性，那鲁迅的“意译”翻译思想则来得更为纯粹。通过阅读鲁迅自己的文章和别人的研究性文章，我们发现鲁迅的“意译”翻译思想在其翻译的前期、中期和后期都存在。前期，即1903到1919年，主要是科学小说的意译，这是思想探索阶段的结果;中期，即1920到1927年，是鲁迅思想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期，分为区别读者的意译和区别文本的意译，这是“硬译”思想独占鳌头时期的“意译”翻译思想的体现;后期，即1927到1936年，这一时期鲁迅已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体现为《死魂灵》的意译。
（一）鲁迅前期的“意译”思想——科学小说的意译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了科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及推动其民族进步的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于是他开始了科学小说的翻译工作，目的在于“开启民智”。这和梁启超的“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小说救国”思想如出一辙。（郑钧，2009：55）。鲁迅译介最多的科学小说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其中以《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最为有名，是研究鲁迅早期翻译思想的重要资料。而对前期这些科学作品的翻译，鲁迅采取的是一种“意译”的翻译方法。主要的翻译策略有“删略”“变换文体”“合并”“增添”。如《月界旅行》一书原有28章，在鲁迅的译文中合并成了14回。并且他也将整个小说的文体变成了中国的章回体小说文体，我们来看下面的一段译文：
社员看毕，没有一个晓得这哑谜，唯有面面相觑。那性急的，恨不得立刻就到初五，一听社长的报告。正是：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究竟为着甚事，请听下回分解。（郑钧，2009：53）
这一段译文是典型的中国章回体小说的语言形式，并且原文中本没有这一段表述，这是鲁迅在翻译时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加上去的。
科学小说的翻译是鲁迅翻译生涯的早期阶段，颇有探索的意味。他受到了当时译学界以林纾和严复为代表的“意译”，甚至是“编译、改译”的翻译风气的影响，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但是鲁迅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开始，便改变了这一翻译思想，决定不再效仿近世名人林琴南。但奇怪的是，鲁迅中期的翻译依然保留有“意译”翻译的思想。
（二）鲁迅中期的“意译”思想
1.区别读者的“意译”
关于翻译与读者的关系，西方有不少论述。施莱尔马赫区分过读者和译者，19世纪下半页，对于《荷马史诗》的翻译，伦敦大学拉丁语教授弗朗西斯·纽曼和当时的诗人、评论家马休·阿诺德就针对译文的评判标准是学者还是读者展开了一场旷世论争;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语言学者萨瓦里对译文读者进行了细致的区分，他着重指出：“要获得圆满的翻译效果，必须根据不同的读者要求，提供不同性质和风格的译文，就是说在动手翻译之前，应首先解决为谁而译的问题。”在这里，萨瓦里将读者分为四类：完全不懂原文语言的读者，他们阅读译作只是出于好奇或对原语文学的爱好;正在学习原文语言的读者，他们阅读译作是为了更快更好地掌握原文语言，了解原语文学;曾经学过原文语言，但后来又忘记了的读者和精通原文语言的读者。（谭载喜，2013）在中国，鲁迅在20世纪初也思考了读者的问题，并在多篇文章中都有提及。如他在1933年9月的《关于翻译》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是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罗新璋，2009：361）而对于读者的详细描述及其中所蕴含的“意译”翻译思想则见于鲁迅写给瞿秋白的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
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地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罗新璋，2009：346）
这里，鲁迅将读者划分为“甲、乙、丙”三类，继而，他针对不同的读者阐发了他不同的翻译主张。就丙类读者，鲁迅认为他们不属于读者的范畴，提供给他们的应该是些“超文本”的译文类型，如图画、演讲、电影、戏剧等。针对甲类读者，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所以要采取“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策略。针对乙类读者，他主张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然而这里的“意译”是广义的意译，包括了“编译”“改写”等。
鲁迅主张区别读者层，从而采取不同翻译策略，可见他在强调“硬译”的同时，也十分主张“意译”。然而这“意译”也要“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罗新璋，2008：347）鲁迅不仅提倡“意译”的翻译方法，并且对于此方法还有自己的一套见解。笔者认为，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许鲁迅翻译时就已经设定了译本的目标读者群，即甲类读者，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提供娱乐，而是启迪民智，改造民族语言和思想，所以《域外小说集》之后的译文都带有很重的“硬译”的痕迹。如果不出于任何社会问题的考虑，就其自身而言，他对“意译”的翻译方法还是相当推崇的。
2.区别文体的“意译”
鲁迅不仅在区分了读者之后十分推崇“意译”的翻译方法，同时就不同的文体，也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我们看鲁迅采用“硬译”方法翻译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小说或者是文艺理论作品，如《域外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一个青年人的梦》，还有文艺理论作品《艺术论》《文艺与批评》。而对于童话文体的翻译采用的是“意译”的翻译策略，最为典型的就是《小彼得》的翻译。1929年他教许广平学习日语，其间让许广平翻译《小彼得》，出于教学需要，他自己也翻译了一遍，通篇采用的都是“意译”的翻译策略。这种“意译”的翻译思想在《小彼得》译本序中有详细的表述：
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着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些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的近于流畅了。（罗新璋，2008：332）
可见，针对童话这一类文本，鲁迅倒是十分提倡“意译”，而不提倡“硬译”了。
（三）鲁迅后期的“意译”思想——《死魂灵》的“意译”
鲁迅于1936年去世，而直到1935年他还在进行着果戈理《死魂灵》的翻译。《死魂灵》是鲁迅从年轻时代开始就十分喜爱的一部作品，但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才开始翻译，这也许是鲁迅预见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不想在自己的翻译生涯中留下遗憾吧，可以说鲁迅是死在《死魂灵》的翻译上。这从许广平关于《死魂灵》的附记中可见一斑：“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1936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后来竟病倒了。”[4]关于《死魂灵》的翻译，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中有详细论述：
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罗新璋，2008：373）
这里鲁迅强调译文既要“易解”，又要保存“原作的风姿”。而这里的“易解”似乎跟严复的“达”有点相似，“风姿”又跟“信”如出一辙。要想译文晓畅、通顺，能够为读者所理解，就不得不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了。这段文字写于鲁迅翻译生涯的后期，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开始，鲁迅提倡的都是“硬译”的翻译方法，那为什么最后又要提到“易解”？原因可能是鲁迅在人生的晚期对自己的翻译生涯进行了反思，这段话正是他思考的成果，他放弃了以往坚持的“硬译”的作风，开始考虑“意译”和“硬译”互补的问题，这也正表明鲁迅在一生的翻译活动中都没有放弃“意译”的翻译思想，而想在风烛残年之时尽力寻找两者的契合点。笔者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民族被压迫的状况，鲁迅的翻译采取的一定不是“硬译”的翻译策略，而是倾向于“意译”，至少是两者的结合。
三、研究鲁迅“意译”翻译思想的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意译”的翻译思想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从早期的科学小说的翻译，中期的区别读者和区别文体的“意译”，直到晚期《死魂灵》的“意译”。然而学术界却很少有人研究这一现象，造成这一思想的缺席。
但是，研究鲁迅“意译”翻译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有助于理解鲁迅翻译思想的变化历程：人们总是把“硬译”“死译”的标签贴在鲁迅身上，认为他在整个翻译生涯中都在做着“硬译”。然而，当看到了鲁迅翻译思想中“意译”思想的存在，我们便会重新看待这个问题。其实鲁迅一生中对于翻译的认识从来就不曾定型，从早期的科学小说的意译到中期谈论乙类读者和童话文体时所提倡的“意译”，再到去世前一年翻译《死魂灵》时对“硬译”和“意译”思想的重新权衡和思考，可以看出鲁迅对于翻译文体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不断思考的过程。
2.有助于反击批评的声音。从早期梁实秋对于鲁迅的尖锐批评，到瞿秋白的委婉批评，历史上对于鲁迅的有些评价似乎并不公允。后来人们逐渐看到了这种“硬译”思想包含的社会性和民族性因素，批评的声音也就逐渐消失。但是如果我们还看到鲁迅翻译思想中的“意译”翻译思想，是不是对他又有一翻新的认识呢？其实除了“意译”翻译思想以外，反击批评者声音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鲁迅提倡“重译”，因为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硬译”译文是好的：
然而难解之处，往往各文章字并同，仍苦不能通贯，费事颇久，而仍只成一本佶屈枯涩的书，至于错误尤不避免。倘有潜心研究者，解散原来句法，并将术语改浅，意译为近于解释才好。（罗新璋 2008：331）
从这段文字便可窥见鲁迅的良苦用心。
3.“意译”翻译思想的提出是对鲁迅整体翻译思想的补充和完善，使得鲁迅这一巨人的形象更加丰满。
注释：
[1]李季：《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翻译通报，1952年，第1期。
[2]鲁迅：《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者跋语》，春潮月刊，1929年，第3期。
[3]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4]许广平：《<死魂灵>附记》，《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参考文献：
[1]李季.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J].翻译通报，1952，（1）.
[2]许广平.鲁迅与翻译[J].俄文教学，1955，（3）.
[3]许广平.《死魂灵》附记[A].许广平文集（第1卷）[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8.
[4]鲁迅.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者跋语[J].春潮月刊，1929，（3）.
[5]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A].二心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6]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顾钧.鲁迅翻译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9]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0]崔峰.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以鲁迅早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J].中国翻译，2007，（6）.
[11]王东风.韦努蒂与鲁迅异化翻译观比较[J].中国翻译，2008，（2）.
[12]魏洁.存异翻译伦理解读——以鲁迅翻译思想和实践为例[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13]刘开明.论“宁信而不顺”——鲁迅的翻译思想之一[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5）.
（吴姣姣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