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背后的协商建国密码
在2018年“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一个历史细节，格外引人注意：“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而此前的2月6日，他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也曾提到过“五一口号”，并宣布将组织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习总书记两度公开提及的这个“五一口号”究竟有着怎样的来头？
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大肆打压
1948年5月1日，国民党“国民大会”闭幕演出现场鼓乐喧天。对61岁的蒋介石来说，能“当选总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是，历史的戏剧性冲突让他猝不及防——就在这一天，他从共产党那里收到了“五一口号”这份“大礼”。
口号第二条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
然而，让他内心震荡不安的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国共内战近三年，双方虽互有胜负，但各大城市仍攥在老蒋手里。此时决战尚未打響，毛泽东铿然发布这一口号究竟在上演什么戏码？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6月，制造“下关惨案”；7月，在昆明残酷刺杀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制造了“李闻惨案”……
1947年盛夏，国民党对各地军警下达“对民主党派上层‘暂时容忍敷衍’，对中下层分子‘一律格杀勿论’”的密令，展开了对民主党派的全面打击和迫害。
高压之下，大量民主人士，包括各党派领袖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等，以及左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纷纷远走香港。
这时，周恩来特地将中共党内统战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潘汉年调到香港，开展统战工作。
毛泽东亲自审改“五一口号”
1948年“五一”劳动节前夕，西柏坡的周恩来被一封奇特的电报逗乐了。电报为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从太行山深处的涉县发来，其内容令人忍俊不禁：“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
话虽粗俗，但政治敏感性是值得称道的。按惯例，“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中共中央都会通过新华社发表宣言、口号，举行集会、游行，刊发文章、社论。
有了廖承志问“屁”的引子，在诙谐欢快的气氛中，“五一口号”初稿由党内笔杆子胡乔木起草，并送至毛泽东的案头。
初稿一共24条，毛泽东逐一审读、字斟句酌，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第23条和第24条上。
反复思忖之后，毛泽东提笔作了几处意味深长的改动：将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
4月30日，在经过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之后，震惊中华大地的“五一口号”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
香港《华商报》于第二天在报纸显著位置全文刊登，“五一口号”以其振奋人心的崭新口号在香港及海外进步人士群体中不胫而走。海内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北上！北上！
面对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此时的周恩来已开始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当务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到解放区来。
当时陆上行不通，只能走海路。第一个踏上海路的，是身处美国的冯玉祥。周恩来特意安排，高价租用苏联客轮“胜利号”，把冯玉祥从美国迎接回国。然而，就在靠港的前一天，客轮毫无征兆地失火，冯玉祥当场遇难。
这一惨剧给新政协的启动蒙上了阴影。周恩来悲痛中嘱咐香港的工作人员：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且，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随船护送。
1948年9月4日，潘汉年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连贯商议第一批北上人员名单。在众人踌躇中，73岁的宿儒沈钧儒与战将蔡廷锴等人决定以身试险，成为第一批北上者。
第二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马叙伦、郭沫若、许广平母子、陈其尤、翦伯赞、韩练成等。在这批精英中，郭沫若一直在为《华商报》副刊供稿，为掩饰自己北上，郭沫若在离港前三天赶写了七八篇文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是第三批北上的。
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中共前前后后20多次，将10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接迎至解放区。
（摘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