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治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摘要：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一套规模宏大的辩证唯物体系，而其中的治学思想更是集湖湘历代读书人的智慧，经世致用、知行统一和实事求是其中的精华，融目的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于一体，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湖湘的治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并因他在革命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而融入到他本人的思想体系当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湖湘治学思想；经世致用；知行统一；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
中图分类号：A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5）03-0114-05
湖湘治学思想即是湖湘士子在湖南独特的地域和历史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关于为什么做学问，如何对待学问，怎么做学问的思想观点。在众多零碎的思想之中，历经湖湘先贤的提炼，形成了以经世致用、知行统一和实事求是为核心理念的，集目的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于一体的较为严密的逻辑体系。
湖湘文人强调经世致用是湖湘治学思想的价值归宿。早在宋朝，“湖湘学派”反对空洞的心性之学，力倡“留心经济之学”，并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这一治学观点与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使整个湖南的教育和文化在起点上就避免被当时空洞的主流文化所同化，并在历代湖南士子共同的努力下，逐渐由式微而壮大。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湖湘治学思想已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因，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尽管它没有马克思主义那么严密和科学，但是为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发展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世致用——为何做学问，知行统一——如何做学问，实事求是——如何求学问。
“经世”是指“经国济世”，“致用”是指“学用结合”，经世致用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行在知行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知付诸于行动，才可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致知在格物”，先秦儒家即已提出接触事物以穷究其理，这是获取知的基本途径。
一、湖湘治学思想对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影响
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与湖湘文化重镇湘潭相隔不远，从小深受湖湘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在离开韶山时，他曾写诗言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但是，他这时还没有接受湖湘文化中的治学观，直到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才逐步形成，并以这种严谨的治学方式去思考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
首先，从追求至善到经世致用的转变。青年毛泽东离乡时，抒发的只是个人的理想。即使在省城求学的初期，由于受“精神个人主义”道德理想的影响，他也强调个人价值，以追求自身的身心完美为至善。在读《伦理学原理》时，他最初写了这样的批语：“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诚然，他此时意识到信仰对“精神活动”的重要性，不过他所倡导的信仰仅停留在“主观之道德律”层面，还没有达到经世致用的高度。
他的老师杨昌济极力推崇王船山、谭嗣同和曾国藩，在教学中常把他们的思想和个人的见解介绍给学生。杨昌济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理想的革命，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从改变“民族的精神”人手。对老师的这种思想，青年毛泽东很是赞同。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可以说，在杨昌济的教导下，毛泽东这时才有了经世致用的萌芽，即从追求至善到改造哲学、伦理学，以改变“国民之根本思想”，达到济世的目的。
其次，从笃信知、信、行三步骤到湖湘知行观的形成。在前面例举的《<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因受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一些国外的唯心主义思想影响，最初他的知行观倾向唯心主义，把“知”是第一位的，“行”是第二位的，因“知”而建立一种信仰，进而作出一种行为，即知、信、行三步骤。其后，因受湖湘文化的影响，毛泽东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开始形成，而他在湖南一师的笔记和言论便是最好的证明：一是，肯定行是知的来源。在他后来的《<伦理学原理>批语》里，又批注道：“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这里的“经”指经历、经验，也就是行。这就肯定人的认识是在社会实践中得到的，有经（行）才有知，与胡宏的“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也。”是相一致的；二是，提倡力行。他在《讲堂录》里指出“不重言谈，重在实行”，“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这些都肯定了实践比空谈重要，而前者与曾国藩的“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后者与左宗棠的“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都是异曲同工的。
其三，重在实行中探新知树新志。青年毛泽东在重力行思想的支配下，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广泛进行社会调查。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他得知后愤然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随后，他在长沙与一批志在救国的同学和朋友成立“新民学会”，共同探讨如何改造旧中国。与此同时，他还与肖子升徒步到长沙、安乡等5县考察，与罗章龙等人游历船山故乡衡阳等地，并到同学家乡浏阳文家市进行社会考查，以深入了解当时湖南各地的社会民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其思想有了重要突破，逐渐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到社会物质生活上来，如：民众吃饭问题、社会经济基础问题，等等，民本思想渐成为其思想发展的基点。他在1919年7月14日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并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以批判各种陋习，抒发个人的见解。
与此同时，在实行中获得的新知，尤其是民本思想的产生，也为毛泽东如何经世致用输入了新的内容。如果说“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是其经世致用的最初内容，其没有跳出“贤人治国”的窠臼。那么当他在实际调查中意识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已经接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民众联合的力量”时，就转而呼吁实行社会大变革，“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代议政治、平等的教育权、平等的劳动和报酬权，等等，其描绘的经世图景可谓焕然一新，无不凸显其济民于世的博大胸怀。
二、毛泽东对湖湘治学思想的扬弃
湖南自治失败后，毛泽东的思想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转变，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下，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我国具体革命实践，就必须回答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深入调查、实事求是，毛泽东对湖湘治学思想的理解更为深刻，运用更加娴熟，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结合——即毛泽东思想，并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审视湖湘传统治学思想，对其去芜存菁，不断完善，使之成为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对知行关系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毛泽东对湖湘的知行观予以批判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论》是毛泽东的经典之作，系统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论证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发展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而毛泽东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该文副标题，直接指明所谓的知行关系即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把其纳入马克思哲学的严谨范畴。从文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湖湘知行观的批判继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实践的内涵和主体发生变化。在认识来源于实践，即行是知的源头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但湖湘知行观形成于封建社会，其对实践的主体及内涵的理解并不深刻，甚至某种程度还可以说是肤浅、狭隘的，既不可能懂得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也不懂得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知行活动的真正主体。故不管其是否关心民众疾苦，但在其多坚持圣人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圣人”创造的，“圣人”的实践行为才会对“知”的形成有作用，普通民众仅是“供圣人之驱除”，而不值得相信和依靠。毛泽东早期曾受此影响，将民众斥为“愚人”，“不得大本”，而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贤人，略得大本者，”“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但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树立，其对实践的内涵和主体的认识已改变，如在《实践论》中强讽“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最后他又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而普通民众直接从事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实践活动，故民众是生产实践的主体。
其次，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重审知行关系。正如前文所述，王船山等人初步阐述了知行的辩证关系，并提出“行”高于“知”的力行观，“行”是“知”的检验标准等，这些观点都被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继承。但是，他们的这些论断都是零碎的、孤立的，更由于他们不明白真理的相对性，就不会真正地懂得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是永无止尽的，因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也正因为如此，王船山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可竭者天也，竭之者人也。人有可竭之成能，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毛泽东首先从单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即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进行具体的、动态的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认识的两次飞跃，其中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第二次飞跃即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然后，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再次，创造性地提出群众路线。在《实践论》的基础上，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首次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他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什么说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认识论呢？因为认识的辩证过程其实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再到认识的无限往复循环渐进的过程，而群众是三大革命实践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积极的参加者与实践者，其对客观事物及实践的了解和认识最丰富、最全面、最准确。故按行为主体描绘“实践——认识——实践——认识”的辩证认识过程，也就变成了“群众——领导——群众——领导”的群众路线。总之，群众路线即是对《实践论》中抽象的理论再具体化，使之更易于为人所掌握，从而指导我党的各项工作。这可以说，是对湖湘传统的知行观又一个重大的突破。
2.对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
1940年，毛泽东在其重要作品《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系统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尽管他的这番解释借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术语，但是在本意上与曾国藩的解释是一脉相承的，即为格物即理。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把实事求是的过程具体化。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有着深刻地认识，很早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在本意上是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即把感性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认识，从而实现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实践到认识的过程进行了深刻、具体的刻画，也是对实事求是的过程具体化。正因为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再次强调：“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实事求是也体现、贯彻在群众路线中，即“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由此可见，进行必要的、深入的调查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
其次，对实事求是提出更高的要求。“没有正确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既是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对整个认识过程是否准确、客观所作的描绘。但是如何进行正确的调查，认识到事物的本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了系统的、翔实的说明，他从对“现状”、“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三个层面，指出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然后，强调指出实事求是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法，对周围工作环境作系统周密调研；这就要不割断历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合起来，有目的地去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线和方法。
最后，把实事求是上升到我党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在对实事求是提出具体要求之后，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12月，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词，正式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作为其校训，后这实际上也成了我党的党训。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正式确定下来。毛泽东之所以能对“实事求是”进行科学界定，并把它升华为我党的思想路线，是因为他能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具备湖湘前贤所不具备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个人理论创新素养。
3.马克思主义取代经世致用思想
湖湘治学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经世致用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时却被取代马克思主义所取代了。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思想不含有经世致用的特征，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具有经世致用和兼济天下的内在品质，而且它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了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
当然，如果说曾国藩、左宗棠的经世致用是通经致用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经世致用则是通“马”致用。毛泽东思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照搬、或低层次复写，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国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其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最大的经世致用，其内涵已不是原来可同日而语的：1.在指导思想上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2.在目标上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国家和民族的振兴；3.在手段上，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所有的剥削阶级。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及其丰富，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其一，形成一条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其二，探索了三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三，形成了三套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而这些用以解决当时具体问题的理论，则可以看作他在通“马”致用的思想下，通过实事求是、不断探索所获得的各种“实学”，土地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等等，则是在其领导下，全党知行统一、身体力行的伟大实践。
总而言之，湖湘治学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仅停留在个别字句的引用，而且深入到了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正如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所说：“我在一师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进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这时，他在一师还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仰还没有建立，但是湖湘治学思想已经在他身上扎根，这就为他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为他积极投身社会，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谭桔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