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与文化自信的重建
何谓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其文化能够在未来继续发展的一种信念，是其民族前进的一个基本的精神动力。张岂之先生最近谈到：“中国今日正处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刻。民族复兴不是复古，而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反映了历史变化后民族整体的提升。”（张岂之：《从民族复兴的高度看中华文化前景》，《北京日报》2013年11月11日）张先生从文化的角度谈民族复兴问题，实际上就是在谈建立文化自信的问题。张先生又认为：“中华文化的连绵不断与史学的繁荣昌盛密切相关。”（同上）在这里，张先生指出了历史学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到近代，就会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努力重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也是息息相关的，近代史家们为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提出了种种有价值的思想。
文化自信何以有“重建”之说？盖自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向来在文化自信上不成问题，古代的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的领导地位。孟子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这种观念在史学上的表现也很明显，柳诒徵曾指出：“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中国史便是“世界史”，中国俨然为“世界”之中心。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无所谓“文化自信”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并没有一种中国文化以外的文化系统能与中国文化相抗衡。
然而，近代欧洲列强的侵略，在使中国蒙受巨大民族耻辱的同时，也在文化上给中国人敲了一记警钟：中国文化相较于西方文化是否优秀？中国文化是否有其存在的价值？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一系列问题猛烈地冲击着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灵。近代历史学家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回答，并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自信。
晚清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的对比研究。魏源著《海国图志》，他想要告诉中国人，世界上不仅仅有中国，还有其他文化系统，“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序》）。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势。所以梁启超说《海国图志》“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上就是说魏源提出了中国文化自信重建的基本路径——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并将其融入中国文化内。在魏源之后，黄遵宪、王韬等史学家发扬了他的思想，都主张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
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新史学思潮，倡导“史界革命”。他在《新史学》中批判旧史学道：“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梁启超：《新史学》）他指出历史学的作用在于能够凝聚国人的精神，进而向着一种理想而奋斗：“史之精神维何？日理想是已。”（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归根到底是要启发民智，激发爱国心，创造崭新的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发展，改变中国落后的地位。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史学的发展更加灿烂夺目。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的十六字纲领，并指出新思潮的意义：“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的主张，成为后来整理国故运动的滥觞，而顾颉刚所领导的古史辨运动，则将胡适的主张付诸实践，他提出：“民族的光荣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伦理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这固是个大破坏，但非有此破坏，我们的民族不能得到一条生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实际上蕴含着对新文化的建设，其最终目的是要为民族复兴开出一条新路。胡适、顾颉刚等史学家，主张继承传统文化中科学理性的精神——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清代学者的实证精神——对传统文化中迷信落后的成分进行批判，从而建立中国的新文化，进而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
同样是在五四时期，柳诒徵等学者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进行反思，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向心力中探讨其在文化自信重建中的作用。他在1919年著《中国文化史》中直言：“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柳诒徵研究文化史，侧重于探讨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他把中国文化史分为三期：汉以前为独立发展期，东汉至明末为中印文化融合期，明末至近代为中西文化碰撞期。同时，柳诒徵在该书中提出中国文化的“弹性说”：“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纚纚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可见，他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使其融为中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创造新文化。
跟柳诒徵主张类似的还有陈垣。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战激烈，“西化”一词频繁出现。因此，陈垣在1923年作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反其道而行之，提出“华化”的概念，他在书中说：“吾之为是篇，亦以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而已。”陈垣后来对友人说：“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陈垣：《致欧阳祖经》）陈垣在此书中搜集大量材料证明：元朝时中国文化对西域人的吸引力是十分强大的，那时是西方人“华化”而不是中国人“两化”。同时他还指出政治与文化的区别：“须知文化与政治虽有关系，但毕竟不是一事，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而学术思想之自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一尊，其成绩未必即优于乱世。”可见，陈垣认为当时的中国国际地位低下的事实是不争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妄自菲薄，反而，在这样的困境下，中国人更应该对自己固有文化有其坚定的信心。
陈寅恪也主张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并对西方文化进行融会贯通地吸纳。他在1940年完成了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中论及苏绰帮助宇文泰创制立法时说道：“适值泰以少数鲜卑化之六镇民族窜割关陇一隅之地，而欲与雄据山东之高欢及旧承江左之萧氏争霸，非别树一帜，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胡汉为一体，以自别于洛阳、建邺或江陵文化势力之外，则无以坚其群众自信之心理。”陈寅恪表面上是在论述历史，实际上别有深意，他要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如果要想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陈寅恪认为苏绰的失败，是因为他只是在“窃取六国阴谋之旧文缘饰塞表鲜卑之胡制”，不能真正将胡汉文化融会贯通，结果弄得“非驴非马”，以至于一时成功而不能传之后世。陈寅恪这里的意思，其实是指出了建立文化自信的方法，那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两者“相反而适相成”（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即要将中西文化进行内在地融会贯通，而不做无聊的表面文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
五四时期，一股影响日后中国史学界走向的暗流产生，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李大钊、胡汉民为代表，他们开始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发展。他们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必然会有新的发展，如李大钊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胡汉民也指出：“最近中国由通商的结果，受世界工业革命的影响，经济的压迫，无法抵抗，四万万人起了极大的生活不安的现象，从前一切社会关系，都要动摇，求其比例，应该和二千六百年前井田制度变坏的时代，遥遥相对，这真是‘化而欲作’之时，依晚周诸子的成例，我们对于思想界，有很大的希望。”（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此后，史学界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主张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I生下探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同时，他们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主张建立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新文化。
中国近代史学史，可以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大师辈出，令人景仰不已。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候，他们以丰富的知识、满腔的热情，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勾勒出了种种美景。尽管他们的观点不一，但他们的一颗爱国之心、一颗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却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肩上，继承他们的事业，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建设贡献一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