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唐初的文化教育与人才选拔
摘 要：有唐一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盛时期，由初唐开始的国家层面的文化教育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以唐太宗和武则天两个时期尤为关键。初唐皇帝的着眼点是人才选拔，为此，他们大力倡导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
关键词：唐太宗；武则天；重文兴教；科举制度
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奠定这个基础的则是由初唐开始的、由国家策动的兴旺发达的文化教育。当然，就其统治集团而言，兴文教的目的功利性很强，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1]。
一、太宗皇帝真长策
唐太宗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继位后，即采用招贤、科举、制举、荐举、自举等一系列措施来选拔人才。这里主要介绍以重文兴教为内容的招贤和科举。
其一，招贤办学。
早在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就以秦王身份，开文学馆，广延四方之士。在他麾下，集中了所谓“十八学士”（十八位大知识分子）的强大智囊团，计有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于志宁，军咨祭酒苏世长，天策府记室薛收，文学褚亮、姚思廉，太学博士陆德明、孔颖达，主簿李玄道，天策仓曹李守素，记室参军虞世南，参军蔡允恭、颜相时，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薛元敬，太学助教盖文达，军咨典签苏颋等18人。“十八学士”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的政治斗争中，在唐初统一战争中以及在贞观初年的治国理政活动中，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德九年九月，即唐太宗刚登基第二个月，他就下令“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2]，表现出求贤若渴的精神。
弘文馆成立不久，李世民又下令要求三品以上的大臣将子孙送到弘文馆拜师学习。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大臣们带头在全国掀起一个读书学习，提高自身素质，以报效国家的热潮。他向中书令岑文本发表了这样一段精彩议论：
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火，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是以苏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勤道艺，则其名不立。[3]
是论阐明了他要求人人都要读书学习，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将来是国家的栋梁）要积极读书求上进的道理。
由于唐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4]，而他自己又曾长期体验到重用读书人的甜头；因此，当他掌握到国家政权后，便决心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来培养人才、发掘人才、招揽人才和使用人才。他把“德行”及“学识”作为衡量人才的两大标准。
为了得到国家急需的大批优秀人才，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下诏尊孔读经（为此而统一了经学），并广招天下儒生，给他们衣食和车马费，让他们到京师来，或选为国家官吏，或进入国学（即国子监）本部学习、提高。为此国学本部特增一千二百间房舍来接纳天下儒生。国学本部容纳不下，唐太宗又下令开放太学、四门、广文等学馆（当时均为贵族和官僚子弟的学校），招收生员；又在书学、算学等专业学校设置博士（高级教师），对外招生。当时，国学为全国最高学府，包括本部（亦称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六类学校。唐太宗又下令在地方设州学和县学两级学校，又在“诸州置医学”。这样，在唐太宗的力促下，唐朝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中央、州、县的三级官学制。从汉武帝时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官办学校教育体制，由此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承认与完备。
唐太宗十分关心学校教育，自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以来，多次亲临国学视察，兴致勃勃地观听祭酒（国学的长官）、司业（国学的副长官）、博士讲述儒学经典。为了表示尊师重教，他每次视察国学，必向教师们赐送御帛一束。
唐太宗尊师重教在当时是全国皆知的。贞观六年（公元632年），他下诏说：
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况朕接百王之末，知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末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师之位。[5]
由于唐太宗的提倡，全国上下兴起了读书的热潮。好学上进，迫切希望为国家效力的莘莘学子背着书籍，从四面八方风尘仆仆地赶到州、县，赶到京师求学；即连吐蕃、高昌等边远民族地区以及高丽、新罗、百济、日本等邻国的贵族子弟，也纷纷前来唐朝国都求学。其时，在国学中，读书的、讲学的接近一万人。长安国子监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学府，也是最大的国际学府。
唐太宗从抓教育入手，来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积累人才，储备人才和选拔人才，反映出这位古代人本主义者卓越的文化胆略和远大的政治眼光。
其二，科举考试。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设科考试，择优录用的选官制度。其基本方法是分级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隋炀帝时始设进士科，用考试方法来选取进士。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盛开选举”，接着又仿效隋朝办法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人才。唐太宗在隋朝进士科的基础上，增加了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共六科，作为科举考试的常设科目。科目的增多，有利于罗致各种人才，使得具有各种特长的人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被选用。
科举考试科目虽多，但最受重视的是明经、进士两科。其中进士尤为被看重，也最难及第——100人中不过取一二名而已。所以，当时把进士及第比作“登龙门”。而天下士子则趋之若鹜，甚至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怨言。故时人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朝的宰相，多半都是进士出身。这说明有唐一代，经过唐太宗的提倡，“读书唯上品”——真个是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普遍共识；而建立在这个广厚基础之上的国家高级管理层的知识结构已明显优化。
唐太宗健全科举制，扩大进士科，是对传统的人才选拔与使用制度的一项大胆革新。它不仅为广大具有真才实学者铺垫了进身的阶梯，而且还扩大了庶族地主参政执政的机会。终唐一代，庶族地主拜相者共有142人（实际不止此数），而士族地主拜相者则有125人。[6]
二、则天皇后试杂文
继唐太宗之后，武则天更为重视科举制度，并很快发现了当时科举制度的一些弊端。比如隋和唐初举人答卷，没有糊名制度，评卷时容易营私舞弊。武则天便“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7]武则天创立糊名制度，使评卷人不能知道答卷人的姓名，便于公平评分，公平竞争，有利于发现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后来，“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8]对此，范文澜先生指出，武则天废糊名制，目的仍是从宽取士。[9]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在洛阳洛成殿出题，亲自策问举人，成为后来科举考试中殿试的开端。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她又开创武举，以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进行考试。此前，她曾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将选拔人才的眼光投放到边远地区，开创“南选”，使岭南、黔中等地区的人才也能够选拔出来，为国家效力。在考试科目和内容上，武则天贬明经科重进士科。明经科以孔孟经书取士，而进士科则以文章诗赋取士。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武则天接受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乃诏自今……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10]“试杂文”主要就是试诗赋，以甲赋、律诗（五言律诗，限定十二句）为考试内容。这样一来，科举制度便不仅为世家“士族所趣向”，而且也吸引来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的万千子弟，从而为新兴庶族地主阶级的参政打开了方便之门。据统计，至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朝共取进士205人；而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间（公元650年—705年），及第进士即净增有一千多人。
上元年间（公元674年—676年）进士刘希夷——就是那位写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的千古佳句的大才子，曾作过一首题作《饯李秀才赴举》诗，感叹高宗—武则天时期大开科举求贤之门，文人儒士争先恐后竟入“彀中”的红火场景。诗曰：
鸿鹄振羽翮，翻飞入帝乡。
朝鸣集银权，暝宿下金唐。
日月天门近，风烟夜路长。
自怜穷浦雁，岁岁不随阳。
更有意义的是，武则天还在中国科举史上首开“女科”，确立了招收女官的制度，使大批愿意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知识妇女得以参与政事。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又第一个开创了“试官”制度，派存抚使十人分巡十道，到各地巡视选择和推荐人才。翌年，武则天亲自引见，让这些被举者一律试作某官。这种“试官”制度是培养官吏的实习制度，有利于人才的迅速成长。武则天还以修书为名，广召文辞之士，直接由北门入禁中，让他们参议朝政，处理日常奏章。这同时也便削弱了宰相的权力。时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这些人中，有不少是来自关东和江南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武则天在上官婉儿的帮助下，组织北门学士编写出《臣轨》，颁行全国，“令贡举者为业”，不仅规定它为举人考试科目，而且还规定它为全国臣民必读的教科书。是书指出法令“明不可蔽”，赏罚“信不可欺”，是“良将”必然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一般官吏也是如此，必须“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贤则不避仇雠”；应该“奉法以利人”，而不能“枉法以侵人”。《臣轨》还援引《说苑》关于官吏行为有“六正”“六邪”的说法，要求官吏“处六正道”，“不行六邪之术”。所谓“六正”“六邪”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求官吏奉公守法，不图私利，为国家尽力；反对违法损公，搞阴谋诡计，走歪门邪道。《臣轨》针对当时吐蕃等的侵扰，提出大力培养和选择智勇兼备的武将，认为良将必须具备“五材”（“知不可乱，明不可蔽，信不可欺，廉不可货，直不可曲”）、“四义”（“受命之日忘家，出门之日忘亲，张军鼓宿忘主，授枪合战忘身”）；称这是“百胜之术”。《臣轨》还引《孙子兵法》，要求“良将”必须随机应变，爱兵如子，虑事在先。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大批出身寒门而有真才实学的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这种公平竞争，涌进各级国家政权。这不仅扩大了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国家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
看来，只要国家主持者是真心实意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登高一呼，便会群贤咸至，人才济济，出现龙腾虎跃，争先为国家做贡献的生动局面——无论是西汉办大学、官学，还是唐朝大兴科举制度，都莫不验证了这个道理。而有唐一代近三百年的国力强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由知识与人才决定或支撑着的。
中国封建社会推进到武则天时代，由于对科举制度的大力革新与初步完善，中国文官制度亦臻成熟。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
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接受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由此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近代大英帝国培养统治阶层的经典式教育。[11]
近代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在建立文官制度时，在事实上都吸收了以汉、唐为基础的中国文官制度的合理部分。据报道，西方学者从18世纪就开始关注与研究包括太学（国子监）、科举考试在内的中国文官制度，并把它们介绍给本国统治者、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事总署的负责官员艾伦·坎贝尔署长说，当我接受联合国的委托，来中国演讲文官制度时十分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国家的所有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12]。
注释：
[1]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
[2][3]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邓世隆列传》。
[5]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四《尊敬师傅》。
[6]参见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7]宋·高承：《事物纪原》引《国史异纂》。
[8][1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五《选举志下》，卷四十四《选举志上》。
[9]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11页。
[11]（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
[12]转见赵映林：《威慑万民之法——法家与法制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8页。
作者：西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成都）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