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
【摘要】太平天国运动自始至终以拜上帝会为旗帜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在革命酝酿时期和革命发展过程中拜上帝会起到动员千百万群众参与太平军的积极作用。金陵小天堂时期拜上帝会却对革命起到消极作用。尤其是天京事变的发生使广大群众对拜上帝会所宣扬的教义幻灭，最终导致革命的失败。
【关键词】拜上帝会 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
【中图分类号】DF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0241-02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是我国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它承袭了历代农民起义以宗教为口号的传统，但又有其本身的特点。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代恰是基督新教在我国开始传入时期，“其传入的教义及西方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却对长期处于与愚昧状态的人民起了惊醒的作用…..拜上帝会就是中国人由麻醉而惊醒的一种表现。”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以拜上帝会为旗帜来宣传、组织和发动群众，及其失败也与拜上帝会本身有密切关系。本文从革命酝酿时期、革命发展过程中、金陵小天堂时期三个阶段来阐释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
1 革命酝酿时期
1836年洪秀全赴广州应试不第，遇传教士送与他一本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当时只略一浏览，未予置理。1843年第三次应试落第，在烦乱苦闷中，同表兄李敬芳重读《劝世良言》。其中心思想劝人敬拜上帝以拯救灵魂，因为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独一真神，拜偶像是罪恶等内容。这就是拜上帝会宗教思想的最初理论来源。1843年6月洪秀全建立“只拜上帝，不敬邪神”的拜上帝会。后与冯云山、洪仁玕等“潜心研读”《劝世良言》，从中吸取思想养料，决定抛弃科举仕途之念，向世人“宣讲拜偶像之罪恶及信拜真神上帝之要”。
拜上帝会承钵于基督教，但并未全盘吸收，它摒弃退让、隐忍、柔弱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消极的因素。并在中国的儒家经典里找依据加以证明，把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糅合起来。洪秀全于1845、1846年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三篇诗文使拜上帝会的说教由隐讳到明朗，创立了拜上帝会的基本理论。
例如:《原道醒世训》中利用儒家典籍中的“天”、“帝”、“上帝”字句比附基督教的上帝，从而塑造了一个便于中国农民接受的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神天上帝”。他有创造和主宰世界的权能。它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这对当时受压迫的广大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他把儒家典籍《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宣布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为阐明“改邪归正”的道理，《原道救世歌》开宗明义地借用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名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借用儒家的天命观。洪秀全用基督教的神学观来解释儒家的天命观，说“总之贫富天排定，从吾所好自徜徉，孔颜疏水箪瓢乐，知命安贫意气扬”。还根据儒家经书来验证《劝世良言》所宣传的“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把“拜上帝会”教义中的“上帝”和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结合起来。其所宣传的教义本身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儒家思想的结合利于人们接受。“拜上帝会将宗教上的平等观念扩大到政治和经济制度上，把灵性上的平等推及到现实生活中，提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民族平等的主张，呼吁世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遵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做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实现‘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上德’的理想社会。”传播过程中证明其有强大的生命力。“拜上帝会”理论的形成及宣传为金田起义做好了理论准备。
为宣传“只拜上帝，不信邪神的教规”洪秀全等人在传教过程中“举笔题诗斥六窠”，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捣毁象州的甘王庙。还告诫群众“永不准复定此夭庙，仍拜此邪魔，倘感抗命，定与此妖一同治罪”这一大胆而果敢的行动如惊雷闪电震撼紫金山区。自此拜上帝会信徒骤增。1848年，会众捣毁桂平、贵县神庙而引发了拜上帝会与地方团练的一系列冲突，终于点燃了今天奇异的熊熊烈火。洪秀全在相信上帝是唯一真神的同时，努力使人们相信他是“受命于天”的使者，承袭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斗争经验，抓住“受命于天”的宗教理论，迎合了农民的心理。他特别强调“皇上帝”是唯一真神。传教中树立和强化了“皇上帝”权威在根本上解除了农民的种种顾虑、杂念和异端思想。因而广大农民群众为了实现反抗清王朝这个总目标而如百川归海一样汇集在洪秀全的周围，中国农民阶级一改过去的小农思想狭隘意识在思想认识上获得了极大的统一，他们在反封的旗帜下遵循皇天上帝的意旨，“奋力逐夭，戮力齐心”，最大程度上发挥了
他们的反抗力量。
太平天国由于信奉拜上帝会便努力的去争取同共同崇拜神天上帝的“洋兄弟”联合起来，洪秀全指出“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待，我们将共拜同一天父而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理”。洪秀全真切的希望共拜上帝的洋兄弟“彼此情同手足谊切同胞”“欢喜来朝报爷哥”共同反对清王朝。使太平军面临的最凶恶的敌人——西方国家因为暂时没有看清太平军和清军的力量对比而迟迟没敢插手中国内政。这样太平军一度起到了鼓励和瓦解敌人的作用，为太平天国反清斗争赢取了有利时机。
2 革命发展过程中
自1851年4月11日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如似疾风骤雨、势如破竹、过关斩将，仅一年余就占领南京，夺取半壁江山。在战争中洪秀全一再声称:“那是战妖，父(指上帝)在哥(指耶稣)后，哥在朕(洪自称)后，三子爷亲统两旁天兵赶逐妖魔。”来鼓舞士气，激励军心。并尽可能的发挥了人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士们血溅沙场，奋勇搏斗，临危不惧取得一系列胜利。
革命中利用天父下凡，警告众兄弟，挽救革命一直贯穿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始末。如武宣三里玗血战胜利后，杨秀清于1851年4月15日假借天父传言说:“天王洪秀全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4月19日萧朝贵也在东乡假借天兄传言说全军上下“要守天条，要尊命令，要和睦兄弟”“要修好炼正，不得入村搜人家物，打仗不得临阵退缩，有银钱需要识得破，不可分尔我。更要同心同力，同打江山”。这些严明的纪律是太平军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
1851年12月，杨秀清查出被清军收买混入永安准备内应的叛徒周锡能及其同伙，于12月21日忽然假借天父下凡，叫锁押周锡能亲自审讯，把反革命情节一一审出后，即将其夫妻及同伙一并斩首示众。这件事确立了杨秀清假借天父权能的地位，同时在提高警惕和纯洁太平军队伍内部的教育作用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肃清了象周锡能这样的反革命，并且还挽救了象周锡能这样“险些被血叔朱八所害”的军事将领。它不仅大灭了投降派的威风，而且还大长了革命派的志气。正如杨秀清当众发言，教育太平军所说“尔众小放胆，不妨同心踊跃，立志顶天，我自有主张也”。“尔众小未知天父权能，且看今晚;未知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亦观今晚。尔众小要认真天堂路，且不要踏差，放胆立志，顶天不妨，我自有主张也。”(p97)杨秀清对清军的颠覆阴谋进行的坚决斗争，提高了太平军的革命觉悟，艰苦斗争，同敌人血战到底，为今后胜利进军在精神上打好了基础。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就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了《奉天逐妖救世安民喻》、《奉天讨胡檄布四方喻》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喻》这三篇著名的文告，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太平军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解放被压迫人民“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文告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太平军“各各起义大振旌旗，同心协力以灭妖”。并警告个地方团练，不得再与人民为敌。三篇文稿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清政府，起了动员千百万群众斗争的作用。太平军所到之处，深受人民拥护，在湖南吸收天地会会众五、六万人，挖炼工人数千，入伍后组成“土营”在日后攻城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连清军也惊呼“土匪之迎降、会匪之入党日以千记”。太平军所宣传的革命纲领受到人民的强烈拥护。这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人民战争的性质，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一路上随时随地都有人参加革命，越到后来参加的人越多。
3 金陵小天堂时期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客观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建国建都阶段。一方面应展开全国性军事斗争，另一方面要进行经济政治建设。同时太平军的巨大胜利是清朝统治者惊慌失色，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动用了一切势力。1853年4月7日建立江南大营，4月16日建立江北大营，1854年2月又成立战斗力很强的湘军。此时对太平军来说斗争形势比比初期更为艰巨和复杂，可悲的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并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从现实出发加强统治，相反，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贪图享乐。
洪秀全看到此时革命已初具规模，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小天堂”的设想即将得以实现。因而进取心减退。《太平天国》(三)记载洪秀全“僻处深宫，从不出户，人罕见其面”。天王府只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几个王可以进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拜上帝会教义进行修正，认为修正后就会比以前发挥更大的作用。对儒家的文化从起初保留的运用转为对之激烈的排斥。然而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早已深深根治于人民群众的思想之中。对儒家思想完全排斥不仅与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在争取群众方面处于被动，把一部分群众排斥在革命阵营之外。“四书”、“五经”是封建仕子登上仕途的桥梁，光宗耀祖的必经之路。排斥儒家无疑打破了仕子们荣宗耀祖的美梦，这样把一部分知识分子纳入太平天国敌对的阵营，这对以思想基础本已薄弱的太平天国无疑是雪上加霜。再加上曾国藩不失时机地抛出《讨粤匪檄》一文。指出太平天国焚毁孔孟经书的行动是“据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各教之奇变”是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等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赫然愤怒以卫吾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这样曾国藩在同太平天国战争10余年的生涯中从文化观念上占了上风。也因此拉拢了一批知识分子入其幕僚，而太平天国方面鲜有运筹帷幄的谋臣策士。定都天京后急需的正是这样的人士。
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军事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政治和思想上发生严重危机。过去人们是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人间天国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但这种号召在此次事变后黯然失色了，过去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治和思想是以宗教语言表达出来的，此后这些宗教语言也丧失其魅力了。群众对拜上帝会的信仰完全涣灭了。当时流行一首歌谣道:“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早早打包回家转，还是做长工”。1歌谣真实反映了拜上帝会会众人心离散和对拜上帝会信仰的幻灭。之后“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军心涣散，献城叛变事件不断发生。
天京沦陷前，李秀成“让成别走”的方案提出，洪仍诳称“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却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P471)当屡次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打破重围、渡过危关，洪却诡辩地把群众的力量说成“天灵”，顽固地企图一次又一次再得天灵。幻想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继续用皇天上帝的旗号来挽救危在旦夕的天国命运，终于导致太平天国悲剧的发生。
总之，洪秀全能够适应起义的需要，从基督教教义里采撷独一真神和创造天地万物教义，根据我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继承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体现当时农民斗争的现实，塑造了一个“革命的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对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在革命取得一定胜利后，领导人脱离群众，无视斗争发展的形式，无视起义群众思想认识的巨大变化，而死死抓着宗教不放，愈演愈甚，以至于否定人力，宣言“有天不有人”，造成人心解体，也导致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2]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北京:2004.
[3] 牟安世.太平天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