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口粮食贸易初探
摘 要：粮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统治者极为关注的问题。粮食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也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主要的市场结构。粮食问题研究是研究清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本文通过对清代汉口粮食贸易路线、数量分析、价格分析等来总结这一时期汉口粮食贸易的特点及影响。
关键词：粮食贸易 贸易路线 数量分析 价格分析
汉口处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 清顺治年间，汉口是“九省通衢之地”，[1]汉口“当往来要道……商贾辐轴，为楚中第一繁盛”[2]粮食贸易是汉口商业力量的基础。粮食与人民的生活休戚相关，同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结构也是以粮食贸易为交换核心而存在的。粮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是统治者极为重视的问题。
明朝后期，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南地区城市化的逐渐发展及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其粮食种植面积的缩小使其它地区的粮食供应逐渐依赖于其他地区。而湖南，四川，湖北的一小部分地区的农民为了增加收入，种植并输出粮食。谷米的种植面积加大。清代前期，两湖、四川是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而几乎所有的谷米都通过汉口运往长江下游，汉口是这些地区谷米的主要中转市场和集散地。
一、汉口粮食的贸易路线
汉口的粮食贸易路线分二类，一类是省内贸易，一类是省际贸易，其中省际贸易占主导性因素。来自汉口广阔经济腹地的粮食，大部分被装上船运往长江下游或华北地区，主要是大米。
汉口的粮食贸易的主要对象是长江上游，下游及华北等地，而供长江中游地区内部交流的很少。在这个过程中，汉口发挥着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地区间商业联系的作用，它把广大经济腹地的粮食集中起来进行再分配。它既是粮食水陆运输的转运地，又是水上运输的装卸地。
除了上述省际贸易外，汉口还存在省内贸易。湖北省内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与上面所提到的江浙地区刚好相反，农民“耕稼之外，并无商贾别业”[2]经济作物的种植也远不及江浙的比例高，农家的一切用度，基本上来自于种植业所得，尤其是粮食。湖北省内谷米来源可见诸一段史料：“黄陂，孝感诸县，特称丰沃。襄阳府，安陆府，荆州府，黄州府境内，亦皆产米地之最著者。又见武昌府江夏县（汉口）下青山产米，品质亦佳，虽极为世人所赞赏，然其产额不多”[3] 可见，粮食在省内多源于襄阳府，安陆府，荆州府，黄州府，这些府县所产粮食运往汉口以后，又通过粮商再经销省内其他各府县。但在史料中很少找到米谷运往郧阳府，施南的记载，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些非稻作区大量种植杂粮，并把杂粮做主食，或是购买力欠缺的因素促成。“湖北省则以西北部的郧阳，襄阳，西南部的宜昌等府种植较多，深山穷谷，地气较迟，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主”。
二、粮食贸易分析
1、贸易量
汉口的这种大规模的粮食贸易一直持续到1861年。19世纪中叶，当强势的西方文明伴随着炮舰相东方袭来的时候，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了久闭的国门。由于汉口优越地理位置和经济上的重要性，使汉口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窥视目标。汉口正式开埠在1861年。汉口由面向国内，服务于农业转变为面向世界服务于国际市场。汉口的粮食贸易随着汉口的开埠也出现一些变化，从稻米一项，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汉口自1850年后期，特别是汉口开埠以后，大米的贸易量不断上升，汉口自湖南、四川等地进口大量的粮食，这种大米贸易在1877年，曾达到了巅峰，进口量达到1，050，901关担，总价值达1，593，877关担。此后几年，1882年-1889年之间，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虽也有小幅度的下跌。如1884年的进口量仅有151，953关担。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汉口的粮食贸易发展较快。
此后几年，1901年-1907年之间，粮食贸易基本呈上升的趋势，到1907年，日本领事仍把大米排成汉口贸易的第二商品，每年的贸易额价值据估计达1800万两。[4] 但是，1907年之后，大米贸易又呈现下降的趋势。。是由于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市场，国外也有对中国粮食的需求，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的一部分粮食出口国外，造成了埠际间粮食贸易量的减少。汉口繁荣的粮食贸易，正是说明了粮食已成为中国市场上的 一种主要商品，粮食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汉口开埠日渐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
2、价格分析
价格是决定贸易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大量的粮商正是利用地区差价，来牟取大量的利润。价格的高低与汉口大米贸易兴旺的消长实际上是对应的。在这里，地区差价是指排除季节，年成，战争灾祸之外的正常情况下各地间米谷的差价。
在正常年岁，汉口米商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米，足以使城内米价保持较低的水平。这些地区差价是商人进行贸易的一个强大动力。米价呈季节性的大幅度波动。在秋收后的几个月里，米价处于低谷，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米价达到巅峰，米价的趋势大体年年类同，变动不太大。
汉口粮食贸易中商人获利的主要途径是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社会内广泛存在的“平均利润”。不论是生产，流通还是交换，各个环节都脱离不了封建性商品经济体系这个母体。用汉口和湖北其他地区（周围农村）的农产品价格进行比较，会发现汉口和农村之间的粮食价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者差价常达一倍以上，许多农民所得到的代价，有时甚至不够抵偿生产费用。粮食价格除了地区间差异之外还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大多数的农民，因为收获粮食之后，由于急于还债完粮等原因，马上就出卖全部或是大部分粮食。农村商人利用农民的这些弱点，一到收获时就，故意压低粮价。农民明知道这时候出售粮食非常吃亏，但是被债主税吏追迫，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在各地农作物价格在收获前后相差常在半数以上。
结语
通过对汉口粮食贸易的运营和经销、贸易分析、米价分析及贸易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清代粮食贸易在汉口占重要位置，同时，汉口的粮食贸易对汉口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看出清代汉口粮食贸易的特点
首先，清代汉口的粮食运销出现面大量广的局面。这其中既包括封建政府拨运和采买也包括私人商贩的运销。从以上几段的分析可以充分的说明。
其次，清代各地米粮的价格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制约的。同时，政府在其中又起着巨大的“杠杆”作用，即调整各地米价差异，平仰米价。
第三，汉口的粮食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行会组织。当时的行会即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限制了工商业的繁荣。它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汉口米业公所规约这样记载“……计月汇收，俟至年终，除开销照守本业公所番火人等工食及演戏祀神所需外，余皆储蓄……”。行会的商人与晚清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商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僚。
汉口粮食贸易的影响：
一、汉口粮食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汉口的全面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湖北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汉口粮食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省内还是省外的商品经济都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汉口转运的米粮运销到长江下游一带，从客观上缓和了长江下游发展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从而为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而且，在封建商品经济内，市场上“交换量最大的，便是粮食与布、粮食与盐的交换”，“差不多所有的商品直接或间接（通过地租）与粮食相交换”（1）因而，粮食贸易的发展必然会同时带动其他贸易，商品经济也随之发展。
三、汉口粮食贸易的发展为全国性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晚清，以汉口为中心的省内，外粮食贸易市场网络已经初步形成。省内以汉口为中心的沙市，宜昌，武穴，襄樊，荆州等贸易网络，省外以汉口为中心上起川、湘，下达江、浙的贸易网。这一比较稳定的贸易网络，使其系统之内粮食贸易的运销，采买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从而不断的提高了贸易量。正是这一时期，全国性的市场体系尚处于趋于统一中，汉口的粮食贸易促进了这一区势的形成，并为江南地区进入全国经济贸易系统跨入全国市场奠定了基础。（4）
注释：
[1] 《汉阳县志》1867年，卷二七，第一节，四页
[2] 《夏口县志》卷四，57页
[3] 罗威廉：《汉口，一个城市商业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4]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85-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