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金莲看古代妇女命运的悲剧性
一部中国封建史，是一部中国古代妇女悲剧命运的血泪史，一部女性向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史。无论是《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还是《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无论是《祝福》中的祥林嫂，还是《水浒》中的潘金莲，她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种种封建社会桎锢的影响，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而潘金莲这个形象，尤为典型。潘金莲历来被看作是一个“轻薄女子”。理由是潘金莲曾经先后跟潘太公、武大郎和西门庆这三个“老、中、青”男人发生过两性关系，并曾经对小叔子武松“调戏”过一次。但是，只要我们全面客观地考察和分析潘金莲跟这三个半男人发生关系的全部遭遇，就不能不站在历史的道德的法庭上，为潘金莲说几句公道话并指出她的命运的悲剧性。
一
潘金莲命运的悲剧性，首先表现在潘金莲跟潘太公的关系上，这种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里政权对潘金莲的束缚。
潘太公，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他“家财偌大，呼奴使婢”，是一个被讥之为“老骚骨”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潘金莲尽管是地位卑贱的“小丫头”，长相“不但体面，又讨人欢喜，俏嘴薄唇，会说，做事又聪明利落”，本来是天真无邪的，不料潘太公竟打起了她的馊主意。开始，“潘太公每天吃过晚饭在书房里坐坐，总是叫金莲递递茶水，有时还闹闹嬉戏”。不久，有人就说“太公跟这个丫头滴滴答答的，不干净”。没有多时，便“闹假成真”。潘太公的安人对潘太公和潘金莲的关系虽然“气得不得了，却又碍于面子”，“不好开口”，只得“背地里就把潘金莲喊到面前来关照：‘丫头啊，这个老骚骨不正经，听说跟你滴滴答答的，你不要依从他’”。这就表明，在潘太公跟潘金莲的关系中，潘太公是主动者，潘金莲是被害者。如果说这种极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对潘金莲来说，也算是所谓“爱情”的话，那么就无异于把潘金莲打进了“爱情”地狱。正是潘太公凭借封建社会里的强权政治，使得正处在人生花季的的潘金莲身心上受到了无情的摧残，拉开了人生悲剧性的一幕。
二
潘金莲命运的悲剧性，还表现在潘金莲跟武大郎的关系上。这种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里夫权对潘金莲的束缚。
武大郎是什么形象？他“个子很矮”，身不满三尺，人称“三寸钉谷树皮”，“相貌很丑陋，一脸麻子，一嘴络腮胡子”，又生性懦弱，憨厚。因为靠卖炊饼糊口，日子过得很凄苦。他平素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娶老婆。潘金莲之所以阴错阳差地成了他的妻子，完全是潘太公的安人精心策划，一手制造的惩罚性的恶作剧。这位安人一心要把潘金莲“打落下去，推入火坑”，非得“要三分象个人，要四分象个鬼，凑起来七分数”的“活鬼”才肯准嫁。就这样，她却倒陪些房奁，不要武大郎一文钱，白白地赏给了武大郎。这时的潘金莲，不仅成了封建社会里强权政治的牺牲品，进而又成了封建社会里夫权的附属品了。论相貌，“一个绝色美人，一个满脸的麻子”，论年龄，已过不惑之年的武大郎简直可以作潘金莲的父亲，加上武大郎木讷，又不解风情，这就难怪潘金莲“心里怨恨极了”。即便如此，面对夫权，潘金莲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总对武大郎言听计从。“洞房花烛”的第二天大早，武大郎照旧出去卖炊饼，“金莲自己梳洗整理，想想闷人难受，出去望望呆，就朝芦苇门一站。”不料武大郎回来后责怪潘金莲：“我不在家，你为何站在门口？我家里有家规。”金莲连说：“好，好，好，我不晓得，你这一说，打明日起，我就不站在门口。”武大郎娶了金莲以后，一班争风吃醋的标致的少年碰到武大郎就打。武大郎实在被他们打急了，不得不迁到阳谷县紫石街，武大郎出去卖炊饼，金莲只一人在家，虽说很冷落，却也想到“自家这个丈夫矮虽矮，家规倒很严紧”，“最好不过我到楼上去绣花。”于是总是天天“把门闩好”，独自一人在楼上绣花。就是到后来王婆设计勾奸，诱骗金莲到她家去做什么寿衣，不明真相的金莲也仍然没有忘掉“要等大郎回来回明，大郎准，奴家才能过去，大郎不准，干娘莫怪。”凡此种种，都使我们看到了金莲尽管被推进了“爱情”的火坑，但是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毕竟还是安分守已，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对武大郎这个并不称心如意的丈夫，在思想感情上“怨恨极了”，在言语行动上却又那么心地善良。这种精神上的分裂，心灵上的扭曲，充分暴露了夫权对潘金莲命运的束缚。
三
潘金莲命运的悲剧性还表现在潘金莲跟武松的关系上。这种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里族权对潘金莲的束缚。
武松是什么形象？他身高八尺，魁伟奇丽，在金莲眼中“实在是相貌出众”的一表英才。他以自己特有的充满朝气和活力深深吸引和拨动了金莲那久以麻木的心弦。长期在爱情的地狱里和火坑里挣扎的金莲，第一次切身感到了她心目中那真正爱情的强劲魅力，第一次切身看到了获取自己心目中那真正爱情的崭新希望。正是这种强劲的魅力和崭新的希望，让潘金连无法自持，让她从屈服于命运安排，转向与命运抗争，勇敢地冲破了世俗的羁绊，大胆地向武松表白了自己爱的追求。这就构成了潘金莲似乎是跟这个男人发生了所谓不正当的“调戏关系”。《金圣叹评改本·水浒》里一开始就写到潘金莲初见武松时微妙的瞬间心里感受，金莲想道：“武松与他是嫡亲的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象人，七分象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倒了，他必然好气力。说他又未曾娶，何不叫他搬来我家里住？不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从这里我们有理由认为，潘金莲对武松的所谓“调戏”，实乃是对武松的执著的专注的爱的追求。在她看来，一旦跟武松珠联璧合，自己的生命将找到了最终的着落，自己爱情也找到了最好的寄托。令人惋惜的是，由于传统道德和文化意识的潜在影响，武松这样一个对武大郎充满骨肉之亲和孝悌之情的英雄，几乎是不假思索的斥责了潘金莲对他“调戏”，只见他“怒气冲天，两眼威光炯炯，右手两个指头指着金莲，一声大喝：‘你休要无礼！’”结果，心造的幻境破灭，最大的希望变成了最大的失望，这就表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封建族权击碎了潘金连追求理想爱情的美梦，在她的心灵造成了新的悲哀。
四
潘金莲命运的悲剧性更集中表现在她跟西门庆的关系上。这种关系让我们集中看到了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这四根绳索拧成一股绳，无情地杀了潘金莲的爱情。
西门庆，一个“脸蛋子倒漂亮得很”的依官仗势的“淫棍”。他已经有一房正式家眷，六房姨太太，还嫌不满足，还要终日在外沾花惹草，简直是一个花花太岁了。他对潘金莲其实并无什么纯真的爱情可言，有的只是玩弄和纵欲。退一步说，即使他对潘金莲真心相爱，这种放荡不轨的行径也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尤其是在潘金莲生活的那个宋朝，更是不得了，随着道学、理学的盛行，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节操观念，已被抬到了“顶礼膜拜”的高度。于是，潘金莲的行为便不容分辩地成了“天理”难容的大逆不道的“罪孽”，从而也就招致了封建社会里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这四根绳索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潘金莲施展了全面合股的勒索和绞杀。首先，这种追求，直接损伤了武大郎的夫权。他气得“大动肝火”，连说“这对狗男女欺我太甚！我是不能忍耐，我是一定要办的”这样，他顾不得势单力薄，硬是拿“鸡蛋和石头碰”，狂喊大叫着：“我今天有刀，刀来了，刀来了，”就莽莽撞撞地冲进了王婆家里去捉奸。这一来，又直接危及了西门庆的切身利益。西门庆从强权的角度，挥起了有钱有势的大棒，将武大郎毒打一顿，并扬言不做长久夫妻他就“什么也不问了”，以此直接威胁和诱惑潘金莲去杀害武大郎。这样潘金莲被逼从一个逆来顺受的弱女子，走上了杀害武大郎的“刽子手”的穷途末路。
武大郎遭难以后，又从族权上严重触犯了武松的利益。武松便写状子告到官府。阳谷县的准而不审，又进一步触怒了武松，为了替哥报仇，被官府逼上梁山的武松，便铤而走险，怒不可遏，“只看见刀光一闪”，就把金莲杀了。杀了不解恨，又把金莲这颗头和这颗鲜红的心，当成供奉鬼神的祭品，朝武大郎的灵前一放。至此，封建社会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这四根绳索就从不同的方位，维护它们各自的权益，交错扭动，终于形成了一股可怕而又不可抗拒的合力，无情地扼杀了潘金莲的爱情，也凋零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潘金莲形象的最大悲剧之所在。
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成为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女性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受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的思想或多或少在人们思想意识中存在着。探究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性，便于扫清几千年来封建主义和封建礼教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所散布的迷雾，提高全社会对这类女性问题的认识和觉悟，对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和社会进步也将是有益的。这，也正是笔者不揣冒昧，为潘金莲说说公道话，指出她的命运的悲剧性的根本宗旨。
钱祎，教师，现居湖北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