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婚姻观
摘要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小说，是现实与虚构的完美结合。在《红楼梦》所铺陈开的这幅真实的历史画卷中，作者曹雪芹以封建社会制度为背景，以贾宝玉与林黛玉爱情故事为主线，以众多的男女情感经历为历程，表现了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婚姻观。《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相互联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也体现了清代贵族群体认同的婚姻观念。
关键词：《红楼梦》 婚姻观 曹雪芹
《红楼梦》成书于18世纪中叶的乾隆年代，初期通过名为《石头记》的手抄本形式流传。自乾隆年间开始，关于《红楼梦》的续作纷纷出笼，并衍生出“红学”。脂砚斋《凡例》评论“此书（指《红楼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鲁迅亦将其定义为“人情小说”。《红楼梦》是一本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小说，是现实与虚构的完美结合。《红楼梦》中所写的故事，起自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前后，止自至1709年前后。曹雪芹用细致的笔调、精细的历史细节，以及三四百个出场人物，铺陈出一幅清代的贵族生活画卷。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其，“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盖叙述皆存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在《红楼梦》铺陈开的这幅真实的历史画卷中，作者曹雪芹以封建社会制度为背景，以宝黛爱情故事为主线，以众多的男女情感经历为历程，表达了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婚姻观。《红楼梦》中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相互联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也体现了清代贵族群体认同的婚姻观念。
一 “女子从一而终”的婚姻道德理念
《周易·恒》有云：“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从此语可以看出，周朝的统治者不仅要求女性贞洁，更把女子的贞洁看成是一种祥瑞。在封建私有制的社会语境之中，女子的贞操观更与家族财产的传承、家族血脉的纯正联系在一起。“女子从一而终”的婚姻理念是指封建礼教要求女子一生只能结一次婚，即使丈夫死了亦不能再嫁。至于清代的“女子从一而终”的真正意涵，在于一个女子的身体不被两个男子占有过，包括婚前与婚后。《红楼梦》中的男女老少都奉行这种婚姻理念，而这种理念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女子行为的约束与挑剔，也成了男性选择婚姻对象的一种绝对的标准。而在女性的心理，以及女性的行为里，更将这“女子从一而终”的理念化为自觉的道德准则，并用它严格要求自己。如在《红楼梦》第六十五回“贾二舍偷娶尤二姨，尤三姐思嫁柳二郎”里，表现上看来，尤氏姐妹的生性轻佻，喜欢在家中与男子饮酒作乐，形成了极坏的名声。但在内心深处，尤氏姐妹仍然向往着从一而终的正常婚姻爱情生活。例如，尤二姐偷偷嫁了贾琏之后，虽然这个婚姻没有被贾母等家长正式接受，但尤二姐也乐在其中，一心想与贾琏做个长久的夫妻，因此尤二姐时常对贾琏表白道“我虽标致，却无品行，看来到底是不标致的好”；“我如今和你作了两个月的夫妻，日子虽浅，我也知你不是愚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生性刚烈的尤三姐，虽然表现上和贾琏、贾珍、贾蓉等厮混，但内心仍然非常看重自己的贞操，并向往着一份纯洁的爱情。故此，尤三姐看中了流迹天涯的青年才子柳湘莲，在贾琏的说合之下，二人以柳湘莲的鸳鸯剑为凭，定下了终生。可是当柳湘莲听说那尤三姐与贾家有亲属关系，并认定尤三姐姐妹“真真一对尤物”时，他开始怀疑尤三姐已没有贞节可言，并认定“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这种举动正说明柳湘莲也和清代所有的男性一样，对女性的忠贞非常在意，他绝对不会因为女子相貌标致而可以忽略其行为的放荡。于是尤三姐面对柳湘莲悔婚，用拔剑自刎来证实自己的节烈时，柳湘莲方才痛悔不已，而这种痛悔，正是对尤三姐贞烈性格的一种强烈的认可。至于柳莲悲痛地削发出家，以终身不娶来回报尤三姐时，那种在封建社会语境里，男性对女性贞烈的褒奖也达到了极致。而泼辣强势、看似反传统的王熙凤，骨子却呈现出与普通女子相同的道德理念，同样视“女子从一而终”为最高道德追求。所以当色胆包天的贾瑞竟敢调戏王熙凤时，王熙凤所做出的反应是强烈的，她故意不挑破这层关系，让贾瑞误以为王熙凤对他有情，并让贾瑞赌咒发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谎话，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王熙凤暗地里设下了一场捉弄人的“相思局”，这场“相思局”的结果是贾瑞送了命，王熙凤却以一条人命为代价向贾家上下证明了她是多么节烈的女人。
在“女子从一而终”的道德理念之下，女性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迫与舆论遣责。《红楼梦》中多位女性正是在这种道德遣责之中含恨而去的，例如，愤而投井的金钏，正是因为被王夫人指责为带坏了宝玉而以死抗争的；还有病死的晴雯，也是在王夫人指责其为“狐狸精”之后被赶出贾府，含怨病死家中的；还有偷情事泄的司棋；与公公偷情而被人发现的秦可卿；与贾琏偷情而上吊的多姑娘，都是“女子从一而终”道德桎梏下的受害者。
二 男权至上的男性混乱
封建礼教的“女子从一而终”的道德标准是对女性的片面约束，而对男子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放纵态度，男性三妻四妾在《红楼梦》中被认为是正常的行为，除了正常的婚姻之外，男子还可以随意地与任何女性偷情，也不会受到太多的指责或惩罚。从《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来看，这种男权至上的婚姻心理显然是受到上至贾母、下至仆人的普遍认可，所以已经年过五十的贾赦才会公开地强娶少女鸳鸯，看似端庄的贾政也有孙姨娘、赵姨娘二妾，而粗鲁的薛蟠在未正式娶妻前已了有几房姨太太，却还要正式娶夏金桂，又想着勾引夏金桂的侍女宝蟾，而贾赦竟然会把房里的丫环秋桐赏给儿子贾琏，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混乱的性行为。看似非常单纯的宝玉，在此环境之下，小小年纪已学会了与众多女子周旋，也已有了与丫环袭人的偷情行为。最让人憎恶的是迎春所嫁的恶婿孙绍祖，孙绍祖在孙家无恶不做，“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孙绍祖连来自贾府的迎春也不放在眼里，公然地欺凌她，直至将迎春逼得抑郁成病，最终含恨而去。
在此男权至上的社会境之中，就连最强势的王熙凤“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也不得不在男性的压迫中生活，忍受着男性的在婚姻生活里的强势与欺压。王熙凤撞见自己丈夫与下人多姑娘偷情时，禁不住醋性大发打闹到贾母面前，没想到贾母却不把这事看得多么严重，轻描淡写地说：“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在贾母这段饱经沧桑的话里，至少可以从中听出如下滋味：第一，是贾母青年时代也曾经历过如此情景，也是在目睹自己丈夫的沾花惹草中度过的；第二，是这种行为对于当时的男子，特别是青年男子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行为，从而可以看出整个社会对男性混乱行为的包容度很高；第三，是清代女性对于男性混乱行为的纵容态度，当女性无法阻止男性的随意滥交时，就只能用一种纵容态度去看待，将其想象成青年男子的自我克制能力差，而期待着男子进入中年或老年之后能自动的中止这种“馋嘴猫儿似的”“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的混乱行为。而从《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看来，这种期待显然是无望的，因为已近中年的贾珍仍在外面惹事生非，贾珍不仅与儿媳秦可卿偷情，更敢和儿子贾容一起去和尤三姐打情骂俏；而贾赦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一心想着强娶花季少女鸳鸯，并闹得全家上下不得安生。由此可见，男性的性混乱行为在全社会的纵容之下，非但没有终止之日，反而会愈演愈烈。
三 向往高尚而坚贞的爱情
如同所有的社会都有其正面的主旋律一样，清代贵族家庭内部虽然盛行着男权至上的婚姻理念，也存在着普遍的性混乱行为，但并不是说整个社会对于高尚而坚贞的爱情已彻底摒弃，婚姻与爱情作为人类的一种高尚的信仰，仍然存在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追求之中，也存在于《红楼梦》的故事情节中。《红楼梦》的故事主线就是宝玉与黛玉的爱情，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脉，从宝黛相见时起，直到黛玉去世宝玉离家，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围绕着这一对坚贞的恋人而展开的。黛玉为了与宝玉相爱，“弄出了一身的病”，终不能表白心思，直至含恨而去；宝玉为了黛玉，已神思恍惚，无法正常生活，后来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了贾母的“换包婚姻”，最终以离家出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黛玉爱情的忠贞。因此小说的结尾处是宝玉踏雪而来，“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并以一首诗总结了宝玉的一生，“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在曹雪芹对宝黛爱情的叙述中，既包含着清代贵族青年男女情感生活的共性，也有曹雪芹个人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和颂扬。
除了宝黛爱情之外，《红楼梦》里还塑造了多位忠贞于爱情的人物，例如，青年守寡的李纨，虽然只是个小配角，但她的个性却是鲜明的。李纨二十来岁就经历了丧夫之痛，但她矢志守节，独自养育儿子成人，为此，李纨在贾家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整天以做针线、教育儿子来打发时光，李纨的坚贞守节的态度颇得贾母怜爱，也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坚贞守节的李纨理所当然地成了贾府教育青年女子的榜样，贾母特意安排李纨在大观园里看管贾家的众姐妹，教她们学习女红，也是想让李纨成为众姐妹的精神榜样，用李纨的坚贞来教育姐妹们。再如，地位低微的小戏子龄官，也因喜爱上了贾蔷，“手里拿着根绾头的簪子在地下抠土”，反来复去地写“蔷”字，“画完一个又画一个，已经画了有几千个‘蔷’”，表明龄官的心中仍在向往着一份真诚的爱情。这情景给了宝玉很大的刺激，使宝玉“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更加暗伤着“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
综上所述，可见在清代封建社会的背景里，封建贵族的婚姻理念已具有了多元的倾向，他们一方面，向往着纯洁自由美好坚贞的爱情；另一方面，又沉溺于糜烂的混乱生活之中无法自拔。这种婚姻理念正代表着封建社会末期的思想倾向，说明此时的人们虽无法摆脱数千年的封建礼教的压制，却也有了民主自由思想的萌芽，而从《红楼梦》的叙述主题来看，对真正爱情的追求才是小说的终极追求，也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真正目的。
注：本文系2013-2014年度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称：明清经典小说思想艺术与当代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研究，项目编号：NJZC13310。
参考文献：
[1] 蒋和林：《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 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3] 孙伟科：《〈红楼梦〉的美学阐释》，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曾良：《明清通俗小说语汇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王海萍，赤峰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