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觉醒的时代
生于197年前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小说家狄更斯，在其《双城记》的开头，对所处的英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作了这样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一个希望之春，也是一个失望之冬；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们面前也一无所有；我们可以直登天堂；我们也可以直下地狱……”
近二百年后的中国，也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阵痛。
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说法，早见于2000多年前，可却常常停于思想家的笔，止于清官忠臣的折，留于开明帝王的嘴，而很难付之于行……
于是，千百年来，从来没有贵过的老百姓，不得不把自身的全部权利和希望寄托于父母官，顶礼膜拜于好皇帝。
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古老民族和古老帝国，凭什么能延续几千年，而且凝聚的力量远大于分裂的力量?
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这么多的人，在这么长的时间，患难与共，同舟共济?
这其中有地域的原因，文化的因素，及其它各种影响……但是能维系几千年的大一统帝国，必有其更具特色、更深层次的东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探秘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腐而不朽，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深层次原因，发现了两个更为有意思的现象。一是隋唐开创的科举制，在理论上给了所有读书人通过科考而非钱财、出身、关系、背景以出线(学而优则仕)当官的可能性。此举不仅开了世界最早还官帽之权于民的先河，也开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先河。二是秦汉完备的监察制度，使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达到一个几近完美的程度。皇帝握有立法权，金口玉言，王言即王法；丞相及地方行政长官掌有执行权；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监察系统，即从中央的御史大夫到地方监察官行使监督权。封建社会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维护了封建社会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使贪官污吏及不合格的官员能及时有效地清除出去。人口有比较客观公正的科举制，出口有相对独立的监察制，从而确保了多数朝代都能维持二三百年。即使维持不下去，政权被农民起义推翻，新组建的政权也会照样采用科举制度和监察制度，以保证其权力机制的正常运行。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也即权力结构的力量。
而清王朝的灭亡，则在于其立法权不能顺应时代的改革要求，皇权独大且改革太慢。虚君共和迟迟不能推行，再加上科举制度偏重八股，监察制度剑走偏锋，君主立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却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于是，以改良的方式走向共和之路严重受阻。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王朝势在必然。
于是，武昌起义枪响，辛亥革命爆发。
纵观秦汉、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史，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在维系这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防止分裂割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极具特色的两大制度，基本上也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始终。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意识到这点，不仅在西方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上，明确提出了五权分立，加了监察、考试两院；而且将走向共和的历程，明确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并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
过了差不多一百年，被坊间称作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由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以人为本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三十年，既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三十年，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三十年，还是广大干部群众权利意识觉醒和复苏最广泛的三十年。第一次解放思想，在经济上实现了最广泛的还权于民。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入基层调研中，引用了老百姓“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话。对这句话稍作分析，即可明白，“端起饭碗吃肉”说明经济上还权于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放下筷子骂娘”，影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群众权利还未实现。据此，胡耀邦前瞻性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复苏，而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及时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1988年3月2日，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来自台湾代表团的黄顺兴，在麦克风前的一句“我反对。”发出了1954年以来全国人大第一次公开出现的不同声音。人大代表权利意识的公开表现，折射了人民群众权利意识的复苏。
身处改革开放的第一线，从大量案例中，既可以最早并直接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也可以深刻并真实地感受到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以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已大体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特别是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却基本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多年来不少地方和单位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没有做到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因此，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不少地方和单位，越来越表现为权力的代表性滞后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快更好地把我们带人权利时代。我们如果希望不当时代的落伍者，就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认真回应权利时代的挑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要追究。
真切感受到权利时代的到来，有利于在反腐败问题上形成共识。那就是，中国三十年的反腐败，在经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的历程中，权利反腐已成弦上之箭。
马斯洛理论把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五种，而这五种需求可分为两大层次。前三种属于低层次需求，后两种属于高层次需求。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低层次需求基本满足，而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则是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此阶段的必然反映。当然，任何一种需求都不会因为更高层次需求的发展而消失，而是相互依赖和重叠。只不过高层次需求发展后，低层次需求虽然存在，但是对行为的影响力则大大降低。
网络集合公众意志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是典型的“权利反腐”。这种民间的“权利反腐”与体制内“权力反腐”将共同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的完整体系。
从反腐蚀到反腐败的三十年，我们猛然发现，组织部门对“一把手”的优中选优不可谓不精，宣教部门对“一把手”的各种教育不可谓不细，各级党委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不可谓不严，纪检监察机关对“一把手”的查案力度不可谓之不大……可是党政“一把手”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却持续上升，乃至占同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40％左右，一些地方和单位甚至超过一半多。
这是因为，在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们虽然已进人了权利时代。但是，受“一手硬，一手软”的影响，政治体制改革还未实质性推进，对权力的
有效制衡还未真正形成，群众的权利意识还未充分表达。正是这些地方和单位“主人”的权利严重小于“公仆”的权力的状态，“权力之虎”不仅尚未被真正关进“权利之笼”，而且还可以随时随地发威伤人。最近网络关注度极高的“罗彩霞事件”，就是“权力之虎”严重伤害权利人的经典案例。
身处权利时代，需要执政党、全社会又一次广泛深入的解放思想。农村改革的成功，关键就在于经济上还权于民，从而为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厚底。新世纪新阶段的解放思想，既需要坚持并深化“生命论”(即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的理论认识，也需要扎实推进“以人为本”的具体做法和有效恢复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也即主人翁地位)，从而促进执政党及全社会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复苏，在经济上还权于民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上还权于民。从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的朋友吕良彪律师在概括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维度上，列了三个重要维度，即：“以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为特色的政治现代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特色的经济现代化，以公平、自由、文明为特色的文化现代化”。我认为，如果再把“以权力分解、权力制衡的权力结构为特色的制度现代化”，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列入其间，那就满足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所必须的构成要素。
我以为，“权利时代”的进程快慢与权力结构的改进完善程度成正比。在广大群众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不断增强，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新阶段，必须加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近30年前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必须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而改革领导制度的核心，就是改革权力结构，就是在权力问题上正本清源。
危机在大智慧者、大军事家和大政治家面前，通常也是机遇。以我之见，用金融手段解决金融危机，不过下策而已；用经济方式解决经济问题，不过中策而已；用政治体制改革解决面临的危机，才是上策。因为，在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能看到房子这个物品问题的人，只能算个战术家；能通过房贷问题认清金融危机这件事的人，可以算个战役家；能透过金融危机悟到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认识到以人为本，并勇于审时度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人，才能称得上大战略家。而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透过物而见到人，通过经济危机看到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大战略家。因此不仅在其《共产党宣言》中响亮提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在《法兰西内战》中更明确地强调：“用等级授职制来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
因为，权力与权利间的差异和矛盾决定了，权力与权利不是一个恒等式。权力永远不会在没有约束和制衡的条件下自动代表权利。
历史证明：权力只有来自权利，权力才会真正代表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能真正属于权利。
(责任编辑 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