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视角下李约瑟难题之探析
摘要: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拥有光辉灿烂的历史,为何近代科学产生于欧洲却没有产生于中国?英国学者李约瑟抛出的这个问题让几代中外学者苦苦探索着其中的奥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遗憾的是至今都没有一个公认的最为权威的答案。对此问题的回答有很大现实意义,只有完全破解了“李约瑟之谜”,才能抓住问题之根本,从而推动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封建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两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构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仁者见仁,胡适从大学制度和人才培养方面论证,认为“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欧洲从中古以来,继续不断的有一千年历史的大学、、、、、、科学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非以大学为中心不可。”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而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林毅夫则认为是“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和科举制度对人才的狭隘界定压抑了人的创新求知心理。本文试图从政治学角度探讨“李约瑟难题”。
中国历史光辉灿烂,科学技术一度遥遥领先于世界,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把中国一些著名的技术发明按英文字母先后顺序由A到Z一一例举,并感叹道: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科学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关于思考的洞察力。所以,我们的民族不缺乏创业精神,只是一些具体因素压抑着创新精神的发挥。科技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制约因素莫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与之相配套的封建制度。在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集中精力于如何巩固统治,维持江山的千秋万代,而不是科技的发展。以此为目的,建立一整套制度,推行一系列政策。这些制度与政策在当时是必须的,而一旦将其推行发展到极致,必走向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对立面。
经济政策上,重农抑商。在封建统治的两千年里,朝代更迭不断,但每个政权的建立者皆为农民,后蜕化成地主阶级,这决定了最高统治者对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视,所以古中国农业文明最发达,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等其他文明的发展极其缓慢。在工业社会,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故工业文明严重依赖于科技发展。农业社会则不同,特别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科技的依赖程度不如工业社会强。技术发明不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不能服务于社会的进步。四大发明固然推动了我国文明进步,但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更为巨大。李约瑟认为:如果没有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恰恰相反,四大发明对中国封建主义的消失所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正是因为当时中国主要注重农业的发展,没有科学的激励机制来引导这些科学发明的再发展,也没有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当然更不会促进生产关系的转化,进而突破封建主义的牢笼,结束封建社会的历史。
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中,商业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商业作为一种相当活跃的力量,冲击着一切现成的、僵滞的生产结构与文化机制,商业活动具有的流动能促进思想文化技术的交流。科学精神讲究秩序、规律、思辨,而这对商人分析市场、管理经济极其有用,此外,商业要进行较长的时间、较广阔的空间周转,这对技术的更新有极其强烈的需求。而这种技术在商业蓬勃发展之时,便不能再依靠传统的缓慢经验积累,而要依靠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技术进行一种全面的更新换代。由此可见,商业的发展需要科学,如果统治者对商业有了足够的重视,一些先进的科技发明必然会应运而生,科学必然会获得相当的发展,遗憾的是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没有重商的氛围。封建统治者推行的经济政策对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无疑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政治制度方面,君主总揽一切国家大权,皇权至高无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中央,在政治生活中毫无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可言,纵观两千年封建社会史,不难发现,每每在科学技术上取得很大成就的时代,大都是明君主政,政治清明,相对民主的时代。可见,科学与民主是相伴相生的,政治上的民主能给科学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随着封建制度由顶盛走向没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民主无法发展,同样也就没有适合科学发展的土壤。
思想文化方面,儒家思想由于最符合统治者统治需要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统治思想,思想的整齐划一显然不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对以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更是一种压抑。儒家思想更注重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和自身的修养与发展,很少探讨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更少研究人类自身所依存的客体世界,这正是科学研究的客体对象。历代的统治者根据统治需要不断解释儒家经文,这种现象到宋朝被演绎到极致,程朱理学推崇死板,僵硬,教条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严重钳制着人们的思想。任何违背者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受到严厉的遣责甚至是宗法的重罚。而科学的发展需要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而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人的个性很难得到解放,更不用说思想自由了。
另一个抑制多学科人才全面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封建社会的官员选拔制度,即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不涉及自然科学方面内容,对一个考生数理化方面的知识基本不做任何的要求,而种考试内容上的倾向性实际上是对偏科人才的单一培养。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以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而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这样一样,他们就没有时间进行自然科学知识的探索。这种人才选拔的考核方式对自然科学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对外政策上,实行闭关锁国。这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直接原因。明清时期,封建统治者决定实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切断所有对外交流的渠道。闭目塞听,无法看到世界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更无法与世界交流和分享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在不知不觉中落后于世界。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让整个民族尤其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认为天朝物阜人丰,无需而外界蛮夷或番邦互通有无,更担心他们对自己造成侵扰。明成祖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目的是为了宣扬国威,而此时的欧洲,航海业兴起,海外探险不断进行,成就了意义重大的地理大发现,加强了欧洲与世界的联系,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清朝晚期,国门更加紧闭,此时的欧洲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当然是以科技的发展为前提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世界范围内的交流,自我封闭只能使自己落后。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当关键时期,中国完全将自己隔离在世界文明发展之外,结果造成近代科学在中国的落后。
近代科学不仅没有首先在中国产生,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没有产生,原因何在?悠久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从某些侧面看,可能成为阻碍一个民族进步的沉重包袱。曾经对文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因素随着历史的前进会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一因素因历史悠久而形成惯性,根深蒂固,短期内不能革除。两千年前,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国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它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而两千年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是较封建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纵然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封建力量强大,发展相当缓慢。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制度较之封建主义制度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近代中国在国家根本制度上就不能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提供有利的制度环境,制度的先进与否对科学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新中国建立以后,科学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因为有先进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制度作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