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考古盛事,中外共创辉煌
12年10月21日，“世界音乐考古大会——第八届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研讨会暨第四届东亚音乐考古学会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开幕，会议在苏州和北京两地举办，由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中国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共同主办，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管理办公室协办，由中国人民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共同承办。
开幕式由冯光生先生（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常务副馆长）主持，陈满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李伯谦教授（中国首席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Iars-Christian Kochl（国际音乐考古学会代表）和Richardo Edichmann（音乐考古学家）、方建军教授（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权五圣先生（韩国汉阳大学教授）以及王子初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先后致辞。李伯谦先生特别指出，音乐考古学已经成为考古学的一个新兴分支，《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开创了中国音乐考古的新时代！
共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一百三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共同就中国音乐考古新发现研究、世界各国音乐考古学研究及成果相关报告、音乐考古学的基础理论探讨、曾侯乙墓及日本奈良正仓院古乐器复制与复原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综述如下。
一、中国乐器研究
（一）打击乐器
编钟、编磬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章各有3篇。《东周钟离国三墓出土编钟研究》（方建军）对17件钟离国墓编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探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楚公编钟及有关问题》（高西省）指出，在认定一些西周编钟是否为一套时，应该将音律作为第一标准，其次才是大小、形制、纹样的相同，这为西周许多编钟的编组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大云山汉墓编钟的测音与西汉早期编钟的比较分析》（冯卓慧）将2009年刚刚出土的大云山汉墓编钟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篇中国考古新发现方面的力作。《晋侯墓地出土石磬的音乐学研究》（任宏）指出，墓中的82号磬存在出现商音的可能，若此推断为真，则这些晋国的石磬就成为至今所见商音出现最早的珍品。《中国成组玉石璧的音乐声学特征及音乐性能研究》（幸晓峰）探讨了中国成组玉石璧的音乐声学特征，并对其功能有新的阐发。其他研究文章还有《长阳商周青铜猪磬》（杨帆）、《编磬音源音色样本制作设计》（胡壮利）等。
（二）弹拨与吹奏乐器
弹拨乐器的研究文章共有9篇，内容涉及古琴、琵琶、箜篌、筝；吹奏乐器的文章仅有1篇。《中国传统“琴式”发展脉络初探》（李村）以传世的古琴为研究对象，并结合文献记载，对我国传统琴式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探讨。《唐传日本〈五弦琴谱〉调名曲名考》（陈应时）对日本近卫世家祖传的长卷古谱《五弦琴谱》进行了研究，对所载乐曲的调名和曲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中国及朝鲜（族）箜篌和琵琶的演进和传播的考古学分析》（李辅亨）介绍了箜篌和琵琶在中国和朝鲜的演变轨迹，认为不同的音高偏好决定了中国和朝鲜（族）琵琶及箜篌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演进和传播。其他研究文章还有《新疆出土箜篌与巴泽雷克古代竖琴的比较研究》（贺志凌）、《八世纪中国琴制作风格的演变》（杨元铮）、《唐代十部伎中的弹筝和搊筝研究》（金宝姬）、《论中国朝鲜族洞箫的始源及音乐》（张翼善）、《牙土嘎与蒙古筝》（安其乐）、《丝韵宛在——从湖北荆州八岭山连心石料厂四号楚墓出土丝弦看传统造弦法》（周旸、吴子婴、吴顺清）、《明清古琴谱中“手势图”的分类与比较》（李美燕）等。
（三）专题研究
尽管曾侯乙墓乐器面世已经三十余载，但其研究热度依然，相关文章共有5篇。《曾侯乙墓中室金石乐悬性质再探——附论春秋战国“礼崩”真相》（秦序、孙琛）对曾侯乙墓中室的金石乐悬的功能和性质进行了考察，并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的实质进行探讨。《曾钟探源及曾侯乙墓音乐考古研究》（黄敬刚）认为西周康王时代随州叶家山所出曾侯谏的青铜器与曾侯乙墓礼乐器是同根同源的关系，是千百年来钟鼎礼乐的精髓传承。《曾侯乙墓出土箎的复制与研究》（王友华）认为曾侯乙墓出土的两支箎并非所谓的“雌雄”二箎，很可能是音乐性能不同且功能有别的雅箎和颂箎。《曾侯乙墓出土应律乐器的音列组合特征——兼谈上层纽钟编列及其与中下层甬钟音列的关系》（李宏锋）认为曾侯乙65件编钟在设计上是完整的，其旋宫实践是以“阴阳旋宫”为基本理念。《论曾侯乙编钟的调音》（程贞一）探讨了曾侯乙编钟的音律问题。
其他的专题研究文章还有6篇。《关于江陵雨台山楚墓的音乐考古学审视》（李幼平）以该墓地出土的音乐文物研究为切入点，将所有音乐文物逐一归置于具体的墓葬之中，讨论了音乐文物之间及与其他器物和墓主人之间的关系。《三国时的吴地丝竹乐》（朱国伟）通过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对三国时期孙吴的音乐文化作了梳理，特别是对江宁上坊孙吴墓中的两件“抚琴俑”做了辨析。其他文章还有《蔡侯墓出土乐器研究》（王安潮）、《陕、晋、豫地区仰韶音乐出土乐器研究》（申莹莹）、《宋代乐器收藏活动寻踪》（曾美月）、《金石为乐 箫管相和——鹿邑“长子口”墓出土音乐文物分析》（霍锟）等。
二、国外乐器研究
在国外乐器的研究文章中，有关吹奏乐器的最多，代表性的有5篇，分别是《新罗玉笛的考察》（权五圣）、《新罗花纹横笛的研究》（朱宰槿）、《新罗吹管乐器小考》（朴恩玉）、《管乐器：使用标记、假设及目的》（Jos ú s Salius Gum à）、《东雨之蛇：科马拉时期雕塑与长笛的象征关系及墨西哥西部惠考尔文化的生活习俗》（Abraham Elias Lopez）。其中，《新罗玉笛的考察》将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有机结合，考察了玉笛所具有的象征性及其传入过程。《新罗花纹横笛的研究》认为新罗花纹横笛不仅是一种乐器，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新罗人甚至将其视为宝物或神器。《东雨之蛇：科马拉时期雕塑与长笛的象征关系及墨西哥西部惠考尔文化的生活习俗》对2010年在墨西哥科马拉城的Camishines遗址发现的科马拉时期的双长笛进行了探讨。
有关打击与弹拨乐器的代表性文章共计4篇。《东南亚大陆青铜器时代的钟》（Gretel Schwoerer-Kohl）从形制、纹饰、演进历程、功用等方面研究了曼谷、仰光、金边等地区的铜钟。《它来自何方？——对韩国琉特琴、琵琶以及waham来源的重新思考》（李庸植）认为曲项琵琶和圆形的月琴是通过不同的路线传到韩国的。其他研究文章还有《希腊罗马时期铜钟的形制和功能》（Perrot Sylvain；Lapasset Anne）、《陶钟在希腊宗教中的功用》（Sylvain Perrot；Anne Lapasset-Weddigen）等。
此外，还有3篇专题研究文章：《考古调查报告中的欧洲音乐载体——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乐器》（Dorota Poplawska）、《统一新罗时代音乐考古学资料的种类和特征》（金圣惠）、《Booleybrien的一个青铜窖藏》（Simon O" Dwyer）等。
三、音乐图像学研究
音乐图像学的研究文章较多，共计6篇。《来自流沙下面的声音：龟兹音乐文化的图像复原研究》（Gabriela Currie）以吉美博物馆中舍利子和同时期在克孜尔石窟发现的与龟兹库木吐拉文化直接相关的舍利子为研究对象，探讨仿制这些文物在音乐学和图像志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音乐图像的辨伪问题》（刘勇）指出，在目前音乐图像学的研究中，辨伪是首要的工作，只有证据充足才可以下定论。《汉代钟鼓之乐图像学考述》（李荣有）对汉画钟鼓之乐所反映的汉代礼仪、乐仪文化特征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其他文章还有《元代〈真定路乐户记〉碑研究》（齐易）、《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墓〉音乐画像考》（王歌扬）、《宣化辽墓乐器与乐种图像的音乐学释读》（胡小满）等。
四、古乐器复原研究
相关的研究文章共有4篇。《古乐器复仿制须反映原件的时代特征》（张翔）指出，在乐器复原、复制、仿制的工作中，准确反映时代的特征是最为重要的。《索里亚NUMANTINE博物馆里的陶响球的实验考古学研究》（Raquel Jim é nez Pasalodos等）通过乐器的复原，对西班牙索里亚省NUMANTINE博物馆中5例未公开的陶响球进行了复原实验研究。其他文章还有《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实践及理论研究》（李蕴华）、《古埃及乐器在古埃及音乐复原中的作用》（Khairy EL-Malt）等。
五、述评与律学研究
述评类的文章共计11篇，有的是对某一省或某一地音乐文物的综述，如《广西考古所见音乐文物概述》（蒋廷瑜、彭书琳）、《贵州音乐考古60年综述》（蒋英）、《上海博物馆新收青铜音乐文物综述》（马今洪）；有的是对学科理论研究的综述，如《中西方音乐考古学学科定义对比研究综述》（曹晓卿）；有的是对学术成果的述评，如《〈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述略》（王清雷）、《勤越二十载 励溶后学心——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看中国音乐史学学科建设》（孔义龙）；有的是对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考古专业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的述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1999—2005级音乐考古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述评》（荆藤）、《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2009级音乐考古专业硕士学位论文述评》（乌得阳）、《中国艺术研究院2002级音乐考古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述评》（焉瑾）、《中国艺术研究院2003级音乐考古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述评》（李璐）、《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2006级音乐考古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评述》（孙文潇）。律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有1篇，即《古琴减字谱中的隐藏智慧——古琴谱中独有的律学资料展现出琴律发展历程》（李玫）。文章认为：古琴减字谱的记谱体系显示出具有律学表述方面的功能。故此，古琴减字谱不仅仅是一种乐谱，同时还是律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绝好文本，研究价值极高。
10月25日晚，闭幕式在中国音乐学院举行，由杨通八教授主持，赵塔里木教授（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和王子初先生先后致闭幕词。在中外与会代表的热烈掌声中，大会圆满闭幕。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和世界各国音乐考古的交流与发展，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和国际音乐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