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官窑的发现和相关问题
关于官窑的文献记载，最著名的是南宋人叶寘《坦斋笔衡》中所记的一段：“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日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九《四部丛刊》窑器条下，引宋叶寘《坦斋笔衡》)。
文中记述的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官窑大致有：奉命造青器的汝窑、政和间京师自置的“官窑”即所谓汴京官窑、南宋的修内司官窑或叫做内窑、之后别立的郊坛官窑，以及后来文献中提到的钧窑和哥窑。但由于研究者对文献理解的不同以及考古资料的欠缺，学术界对宋代究竟有几个官窑还有分歧，其中，北宋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南宋郊坛官窑已成定论，而钧窑的烧造时间、北宋汴京官窑、传世的“宋哥窑”的存在与否及窑址所在都还尚存争论。
已找到的宋官窑址
对宋官窑的研究，最初是依据文献去找寻宫中旧藏的宋官窑窑址。汝官窑
对汝官窑的调查始于上个世纪前半叶，但由于认为汝窑必在临汝，因而，直至七十年代初还未找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原田玄讷曾去临汝调查。1950年，陈万里先生前往临汝调查，在严和店、大峪店等七处采集瓷片标本三十余片(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1956年10月，洛阳专署工作组调查了严和店、枣园两处窑址，采集到一些窑具和印花瓷片(洛阳专区文管会：《汝窑窑址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1958年3月，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临汝进行调查和局部发掘，发现“它的生产可能产生于北宋初年，也许还要早一些”(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汝窑址的调查和严和店的发掘》，《文物》1958年第l嗍)。1964年3月，冯先铭先生又对临汝进行了调查，他在文章中“同意陈万里先生关于汝州贡瓷的时间在哲宗元祐(1086)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三十年间的推断”，认为“汝州贡瓷是经耀州贡瓷之后，出现的—个新的制青瓷窑”(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第8期)。汝窑遗址始终未找到。
受定窑发现的启发，考古工作者把目光投向古汝州辖区内其他地区寻找汝官窑。1973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学者在宝丰清凉寺捡到与传世汝官窑瓷器特征相同的瓷片。1986年的古陶瓷研究年会上，宝丰文物工作者展示了搜集到的汝官窑资料，上海博物馆学者据此线索，对宝丰清凉寺进行调查，证实汝官窑窑址在宝丰清凉寺，并出版了专著(汪庆正、范冬青、周丽丽：《汝窑的发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断定“汝窑曾奉命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瓷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第11期)。其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该窑址进行了第二至第五次考古发掘。其中，前四次发掘集中在该窑址的第一、二、三区，1999年在第四区试掘，找到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第瑚)。2000年6月至12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凉寺窑址第四烧造区西北部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500余平方米，从地层上揭示出天青釉汝瓷的烧造晚于民用汝瓷，天青釉汝瓷创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约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性质为官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修内司官窑
最初，学者们关于修内司官窑的意见并不—致。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文献中的南宋修内司官窑不存在，南宋官窑只有—个，即郊坛官窑(沙孟海：《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的商榷》，《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李刚：《“修内司官窑”质疑》，《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二、文献记载可靠，南宋官窑除郊坛官窑外还有修内司官窑，但修内司官窑器特征与传世哥窑器特征—致，修内司官窑即传世哥窑(李辉柄：《修内司官窑的正名及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金志伟、王玉：《再谈修内司官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三、认为修内司官窑存在，但窑址不在杭州城中。沈岳明在《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中认为，修内司是机构，修内司窑不一定设在杭州城内。他据慈溪匕林湖低岭头窑址的考古发掘，认为低岭头产品直接承袭北宋汝官窑工艺，而郊坛官窑的产品又是承袭低岭头而来，低岭头产品特征与修内司官窑“制样须索”阶段相符，暗示低岭头窑与修内司官窑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1996年秋冬之交，杭州万松岭—带发现所谓“修内司瓷片”，1996年11月12日的杭州《钱江晚报》报道了凤凰山发现古窑址的消息，后来《中国文物报》发布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和论证(陈方晓等：《南宋修内司官窑初论》，《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2日第3版)。刘毅依据上述新线索，通过重新梳理文献，尤其在对比凤凰山窑以及老虎洞窑与北宋汝官窑、南宋修内司官窑龙泉黑胎仿官瓷瓷片胎釉特征的基础上，确认杭州凤凰山窑即文献中的修内司官窑，并对与之相关的哥窑等问题作了探讨(刘毅：《“凤凰山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上述推论。1998年5月至12月、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实际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发现和清理了龙窑3座、小型素烧炉4座、作坊基址7座、澄泥池4个、釉料缸2个、瓷片坑24个、陶车基座若干。发现遗迹分为北宋早期、南宋初期、元代中期和元代后期四期，其中南宋地层出土的遗物最为精致，除日用器外，还有大量陈设器。2001年6月，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文物考古所召开“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绝大多数与会专家认为老虎洞窑即是文献所载修内司官窑(秦大树：《杭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纪要》，《文物》2001年第8期)。
郊坛官窑
文献载郊坛官窑的位置，位于“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宋《成潮临安志》卷十“内诸司”条)。1913至1914年间有人发现并采集瓷片，1930年代开始为国内外
人士关注，朱鸿达曾将其所采集的瓷片和窑具编成《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对乌龟山宋代瓷窑南部进行首次局部发掘，清理龙窑一座，并发掘了窑旁的瓷片堆积，发现其产品有精、粗两类，精的一类“制作工整，胎质细腻，釉层丰厚，乳浊性良好，晶莹类玉，有的坯体厚度在1毫米以下，当为传说的官窑器”(浙江省博物馆：《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22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组成南宋临安城考古队，1985年10月至1986年1月对郊坛官窑窑址进行了全面考古勘察和发掘，发现窑炉一座，大型作坊一处，出土瓷片3万余片，工具、窑具数千件，出版《南宋官窑》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南宋官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南宋郊坛官窑或称“南宋官窑”在杭州乌龟山已成定论。
尚存争议的宋官窑
当前学术界对所谓汴京官窑存在与否、“钧官窑”瓷器的烧造时间和传世哥窑的烧造地点、时间都存在较大分歧。
北宋官窑
见于文献的汴京官窑(即北宋官窑)，学术界对它们是否存在聚讼不休。关于汴京官窑是否存在有三种意见：
一、汴京官窑存在，但无法从窑址取证(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
二、汴京官窑不存在，汝官窑即北宋官窑(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之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2期，苗建国等：《古陶瓷产地判别的科学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3期)；
三、汴京官窑存在，但不是汝窑，汝窑是民窑(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
2000年4月，汝州的文物工作者在汝州张公巷发现—处窑址。2000年5月、2001年6月和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张公巷窑进行了试掘和大面积发掘，尤其是2004年的发掘收获很大。发现青釉瓷器埋藏坑多个，过滤池一处，出土了一批釉色有别于汝窑的青瓷器。在同年汝州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多数专家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北宋官窑(孙新民：《汝州张公巷窑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06年第7期)。但现在的问题是，张公巷窑的具体年代是否为北宋末尚无直接证据，而文献所称“京师自置窑烧造”，也可以理解为窑址有可能在汴京开封，因此，我们认为张公巷窑有可能是北宋官窑，但仍需要进—步的考古发掘来证实；在此之前，北宋官窑窑址在开封也存在可能。
传世哥窑
与北宋汴京官情况相反，传世哥窑器的时代和烧造地点都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传世哥窑器即修内司官窑器，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下、万松岭—带，文献中的“哥窑”当指龙泉黑胎仿官器(李辉柄：《哥窑的正名及其相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
二、传世哥窑即《格古要论》中的碎器窑，碎器窑可能是传世哥窑在宋代的称呼，窑址在吉州永和镇(冯先铭：《哥窑问题质疑》，《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瑚)；
三、“哥窑型”器物有三类：—是文献中的哥哥窑即哥哥洞窑，特征如上海青浦元代晚期任氏墓所出，这类器物窑址在杭州凤凰山；一类为传世哥窑器，烧造地点在景德镇；还有—类是景德镇仿哥器。并认为这三类开片瓷都是元以来的仿官瓷器(李刚：《修内司官窑质疑》，《南方文物》1997年第4期)；
四、传世哥窑器为仿官器，其烧造始于龙泉，后来有南有北，时代也较复杂，有南宋、有元，也有明代(陈克伦：《关于哥窑瓷器的讨论》，《文物》1994年第3期)；
五、哥哥窑、哥哥洞窑和哥窑是同一窑口的不同称谓，其窑址不在龙泉，杭州也未发现，至今不明。哥窑在元代已有新旧之分，其中，旧哥窑器属南宋或元代前期尚待研究，新哥窑器为元末所烧，质量较差，不一定与旧哥窑器相同，而与古官器相近(汪庆正：《官、哥两窑若干问题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中国考古学会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
六、哥哥窑、哥哥洞窑和哥窑是同一窑口，但传世哥窑器是否为文献中的“哥窑”瓷器尚难下定论，而凤凰山窑或说修内司官窑器、传世哥窑器、龙泉哥窑器以及元末哥窑器，这四类器物中没有任何两类重合。传世哥窑器时代应有早晚之别，属宋代者很可能是某个官窑的产品，属于元代者则应该是民窑生产的仿官器(刘毅：《“凤凰山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七、传世哥窑烧造地点在杭州，具体地点就是凤凰山老虎洞南宋修内司窑故址，是元代官府窑厂的产品(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哥窑问题仍存在不少问题，但窑址在老虎洞问题应该不大。
钧官窑
对钧官窑烧造地点的调查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0年，陈万里先生到禹县调查，在其发表的报告中探讨了钧窑的烧造地点，“宋代钧窑的烧造地点，—般都说在河南禹州的神垕镇，但经过调查证实，宋钧碎片的所在是在离神厘镇约五里的野猪沟”(陈万里：《禹州之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1期)。1964年3月，叶喆民、冯先铭二位先生又对禹县神厘镇进行了踏查，他们认为，“(神厘镇)刘家门一带曾出过带一、三、五、七、九数码字钧片的传说，并不是毫无依据的”，至于窑址位于何处，“只有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叶喆民：《禹县古窑址调查纪略》，《文物》1964年第8期)。1974至1975年，河南省博物馆对禹县八卦洞及钧台进行了局部发掘，“证实了传世钧官窑各类花盆及尊等器物是北宋后期宫廷用瓷”(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至此，北宋钧官窑似乎成为定论。近年来，有些学者已经动摇了钧官窑器为北宋的观点，即北宋不存在钧官窑，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当在元及明初(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考古学研究》(三)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科学出版社1997年；刘涛：《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文物》2002年第2期)。我们认为此说较为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