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石窟发现历程述略
[摘 要] 纵观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甘肃石窟的发现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即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之间的外国探险家发现科考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的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发现科考阶段、建国后到文革前的政府文物普查发现保护阶段以及文革以后的科学考古发掘保护阶段。这一过程体现出我国近代考古学的逐步建立，以及将考古学的方法逐步运用于石窟发掘与保护进而建立石窟寺考古学学科的过程。
[关键词] 甘肃石窟；西北科学考察团；石窟寺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1-196-2
甘肃作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地域，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其中佛教石窟寺更为集中地表现了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历史情况。现存石窟寺除著名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大型石窟外，在河西、陇中、陇南、陇东等地区还有许多中小型石窟寺。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处现存石窟170余处，其中重要的就有60多处。它们基本沿丝绸之路以及古代重要的交通线路分布，其分布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佛教石窟的传播线路、开凿次第等方面的情况。这些石窟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内容丰富多彩，代表了中国石窟寺发展演变的基本过程。
本文所要论述之“发现”一词，严格定义为石窟进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范围之内，是专业人员对石窟所作的一些科学的考察、研究记录。甘肃石窟有很多自开凿以后就一直存在，无所谓被人发现。而本文叙述其发现历程即一百多年之间文物保护人员或者科学考察人员对其从科学角度的所做的记录、论述与研究，让它们完全进入学术界的研究之中。为了叙述方便，本文列表如下：
一、外国探险家发现科考阶段（20世纪初——三十年代）
对石窟寺的调查和研究大约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尤其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引起了欧美学术界文物藏考古界对中国西北的极大关注。在这之前，欧洲部分国家就组织专业探险队在中亚及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探险考察。藏经洞出土大量中世纪纸质文书的消息使得他们更加看重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古文明及历史遗迹、遗物。此时的中国，国势日衰，无暇西顾。各国探险者蜂拥而至，除了对一些古代遗址、古墓葬进行掠夺性地考察外，很多探险者都很注重对佛教石窟寺的考察，敦煌是他们主要的考察对象，同时，甘肃其他地区的石窟寺也进入了他们考察的视野范围。在外国探险家纷纷进行考察的同时，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渐渐地开始考察。
从表格中所列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之间，甘肃石窟的发现大都是由外国探险者所进行的。1903年、1909年、1913年，日本大谷光瑞组织的大谷探险队三次到新疆进行佛教遗迹考察，沿途对甘肃部分石窟也进行了考察，对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罗。1906—1908年，伯希和考察了新疆和敦煌石窟。英国的斯坦因曾四次进行中亚考察，在中国新疆和甘肃敦煌莫高窟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搜罗活动，对于石窟寺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考察，1907年考察了榆林窟，1914年又考察了马蹄寺石窟，从而这两处石窟进入了学者的学术研究视野。1902—1914年，德国的勒柯克四次到新疆进行考察。1924年和1926年，美国的华尔纳组织的两次福格艺术考察队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地进行了考察，在第一次考察中发现了王母宫石窟，其第二次考察有中国学者陈万里的加入，在考察的过程中，发现了南石窟寺、罗汉洞石窟、丈八寺石窟、东千佛洞等。
这一阶段，这些探险者的工作虽然伴随有对我国文物的野蛮掠夺和破坏，但同时也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对国人重新认识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价值起到了很大的触动和促进作用。
二、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发现科考阶段（20世纪30年代——建国前）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者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学术考察。1931年，贺昌群完成的著作《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论，此后建筑学家梁思成初次对敦煌壁画中的建筑与内地的古建筑进行了比较研究。到40年代，张大千、常书鸿等调查了敦煌石窟，并对洞窟壁画进行了临摹；冯国瑞及其友人首次考察了麦积山石窟；1942年的西北史地考察团和1944—1945年的西北考察团，向达、夏鼐、劳幹、石璋如、阎文儒等先后到敦煌进行考古调查，对大部分石窟进行编号登录切抄录碑文、题记，进而考证洞窟年代等，记录较为科学；石璋如在1942年对敦煌进行了系统测绘，于1996年出版了《莫高窟形》，这是研究莫高窟洞窟形制的重要参考书；1946年，阎文儒的《安西榆林窟调查报告》，对榆林窟的内容作了较为系统严谨的调查、登录和研究。
总结20世纪30年代到建国前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国情，因为日本侵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将其作为陪都，全国政治中心向西移动，随之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西迁，使得众多知识分子齐聚西部，慢慢开始关注西部。他们对祖国的西南河西北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查与发现，这期间就有对甘肃石窟进行的考察。虽然这些知识分子的考察属于个人行为，但所做的工作却是开创性的。中国学者的最初考察，虽然依赖于国外学者而进行，但毕竟是中国学者真正参加和进行的石窟考古。
三、政府文物普查发现保护研究阶段（建国后——文革前）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这段时期，国内情况稳定，为石窟寺的调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政府开展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研究工作，对许多小石窟寺进行了调查。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列入的14处石窟和摩崖，就是在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甘肃各重要石窟寺都设立了文物研究和保护机构，开展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研究工作。五六十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甘肃进行了大量调查，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石窟寺，如1951年永靖炳灵寺石窟的首次发现，之后在169窟内发现了西秦建弘元年的造像墨书题记和大量西秦造像和壁画；1953年，史岩调查了天梯山石窟，认为这就是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载的北凉沮渠蒙逊开凿的凉州石窟；同时，史岩对马蹄寺石窟群、文殊山石窟也进行了调查；1957年，水帘洞石窟群重新被发现；1959—1960年，发现了庆阳北石窟寺。
这个阶段的石窟寺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学者们从各个学科和不同角度对石窟寺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如梁思成的《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对敦煌石窟中反映的古代建筑作了专题研究；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和潘洁兹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对敦煌佛教艺术作了研究；阎文儒的《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一文，对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形制和塑像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史岩的《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一文，对麦积山雕塑不同的风格和流布情况作了分析；金维诺对敦煌的壁画艺术和题材内容作了部分考述。
将考古学方法应用在石窟寺遗迹的调查上，这标志着在我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初步诞生，它是由几个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科、系的师生们在组织石窟寺考古实习时进行探索的。它从全面调查遗迹、详细做好各种记录入手，进而研讨编年分期和内容分类以及地区特征等问题。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作了题为《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正式提出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问题，并阐述了其基本问题和研究方法，开创性地将考古学方法引入到石窟寺调查和研究中，从而使石窟寺正式纳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创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这一阶段出版了一些石窟寺简报和专著，重要的有《炳灵寺石窟》（1953年）、《麦积山石窟》（1954年）、《敦煌壁画》（1959年）、《敦煌彩塑》（1960年）等。这个阶段所采用的是正规的学术调查研究，同时应用了考古学的方法对石窟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四、科学考古发掘保护阶段（文革以后至现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国的石窟寺研究被迫中止。
“文革”结束后，对石窟寺的研究又出现了生机，主要集中于诸小石窟寺。这一时期发现的瓜州的旱峡石窟、武威的亥母洞石窟、武山县的鲁班山石窟、合水县的安定寺石窟等，都属于中小石窟。另外，对一些重要的以前进行过测绘但不够详尽的石窟寺又进行了考察与研究。比如，1977年，甘肃省博物馆对张家沟门、保全寺、莲花寺石窟进行了详细调查；80年代，对水帘洞石窟群进行了重新考察与研究，同时对河西走廊的早期石窟也进行了测绘和调查，对麦积山石窟的部分洞窟也做了一些工作；1988—1995年对莫高窟北区洞窟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过去鲜为人知的大量僧房窟、禅窟、僧房窟附设禅窟、瘗窟、廪窟等，出土了汉文、古代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佛经、西夏文字典、丝织品、影塑佛像、菩萨、唐卡等，这表明北区洞窟是供僧众生前生活、居住、禅修和死后瘗埋的地方，是莫高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一阶段将考古学方法广泛应用于石窟寺的研究中，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石窟寺进行清理发掘、调查实测和综合研究等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获得了巨大成果，尤其集中在石窟寺的分期与年代问题上。中小石窟寺受到重视、系统科学地整理石窟寺文化遗产、注重石窟寺文物保护、将石窟寺考古学学科进一步完善是这一阶段的又一工作亮点。
五、结论
甘肃石窟的陆续发现，可以看出我国石窟寺考古的大致发展历程。由最初的外国探险者考察，发展到我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共同考察，再到后来我国学者独立进行考察，并慢慢地在石窟寺考察中，运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创立了石窟寺考古学。“文革”以后，中小石窟寺受到重视，我国学者开始系统而科学地整理石窟寺文化遗产，加强对石窟寺的保护，进一步完善了石窟寺考古学这一学科。
（本文的写作得到导师刘再聪先生的指导，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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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瞿继娟（1988-），女，汉族，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甘肃石窟、文物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