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礼仪甄别方法及其反思
材料详实、推理简单，是最容易开展的研究；生业经济类的研究可以借助自然科学技术，对环境的研究也有章可循，较为容易；社会组织类的研究因为需要从物质遗存中归纳出非物质性的结论，难度相对较大；精神生活或宗教组织的研究是难度最大的，即便我们能够进行一些最简单的基本推理，也只能止步于此，无法深入，而礼仪的研究恰好就属于这一类[2]。
这一情形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过程主义考古的兴起有所好转。以伊恩·霍德（Ian Hodder）为代表的学者批判过程主义考古将人类行为视为外界刺激的被动结果，提出物质文化事实上是“意念的体现”，源自历史上某些个人的思想和作为，因此，对古人意念的研究同对其行为的研究一样，都不可加以轻视[3]，必须考察存在于过去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且，后过程主义者承认个人能动性（agency）的存在，认为不存在对文本的“最终”阐释，或是对文本的“正确的”或者“错误的”解读，鼓励进行多种解释的试验，倡导解释的多样性，极大地促进了礼仪考古研究方法的多元化[4]。
在礼仪考古的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众多的考古遗存中辨识出与礼仪相关的遗存，这是所有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长久以来，学界对如何进行甄别并没有达成共识，部分学者把考古发掘中遇到的奇怪的、异常的或不能理解的一切现象都归为礼仪遗存[5]，但并没有指出具体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标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礼仪遗存甄别这一问题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今后的礼仪考古研究提供参考，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斧正。
一 目前礼仪考古遗存甄别的主要方法
礼仪（ritual）一词所涵盖的现象十分广泛。广义的礼仪近似于社会性的泛泛礼仪，包括人际交往的规范与行为，如见面与告别的日常礼仪、升旗等政治礼仪；狭义的礼仪则专指宗教的祭祀与仪式，如天主教的弥撒仪式。尽管绝大多数学者据此认为礼仪是一种模糊组合或多义概念[6]，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但仍然给出了自己对礼仪的界定标准。比如贝尔·凯瑟琳（Bell Catherine）认为，只有具有以下全部或部分特性的行为，方可视为礼仪，这些特性包括形式性、传统性、不变性、纪律性、神圣性和表演性[7]；扬·斯诺克（Jan A. M. Sneok）则提出礼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有目的的、周而复始的、周期性的行为[8]。这些定义均将礼仪视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且这种行为与日常生活或世俗的行为有所区别。目前考古学家也主要遵循这一准则，根据礼仪独特的组成要素和逻辑结构，从形形色色的考古遗存中甄别出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礼仪遗存。
1.要素分析法
礼仪具有特定的地点、时间、成员、用品、目的等组成要素。柯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首先提出了宗教礼仪至少包括关注的焦点、现实世界与神界的分界、神祗的存在、参拜和供奉四类要素，任何一类要素的相关遗存都有其辨识标准，理论上这些标准发现得越多，推测其为礼仪遗存的可能性就越大[9]。比如他在希腊米洛斯岛（Island of Melos）发掘费拉科庇圣殿（Phylakopi Sanctuary）时，根据礼仪活动要使用动植物、具有单独的建筑（如神坛、水池）等特性，界定这座建筑为圣殿[10]。乔伊斯·马库斯（Joyce Marcus）也提出礼仪要素的分析方法，从中美洲的考古实践中归纳出礼仪最起码由八个要素组成，并指出只有第3项、第8项在考古工作中比较容易发现，如表一所示[11]。
总体来看，地点和用品是目前使用最多、最容易识别的礼仪要素。《周礼·夏官·量人》载：“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郑玄注：“军社，社主在军者……在军，不用戮于社，故将社之石主而行。”除了像这种在行军途中每至扎营而祭祀军社的礼仪等不会有固定的地点，大部分礼仪都会在特定的地点举行。有些礼仪会选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地点举行，比如在院落和庭院举行的宴飨礼仪；而有些礼仪则会选择具有神秘色彩、专供礼仪使用的场所，比如埋葬礼仪会在墓地举行，祭祖礼仪会在宗庙举行。因此，一旦能确定所发掘遗迹的性质时，便可以确定该处是否是举行礼仪的地点或场所。礼仪用品是礼仪另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具有一定的象征或情感价值，有的直接用作礼仪的对象，如龙山文化的蛋壳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等；也有的用作礼仪的辅助工具，如占卜礼仪中用来卜问征兆的甲骨等。至于如何确定发现的物品就是礼仪用品，一方面可以根据文献中对礼器的记载，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的“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就提到了各种玉器在礼仪中的使用情况，可以确定为礼器；另一方面，在缺乏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根据这些遗物的出土环境来判定，如河南安阳大司空村T0708F45房基垫土中发现的14座儿童瓮棺墓，虽然文献中并没有明确记载这些儿童就是用来举行奠基礼仪的牺牲，但是从其出土环境来看，这些儿童显然不是在建造建筑垫土时恰巧自然死亡的，应该是有意而为之的，可以推断是专门用作奠基礼仪的牺牲[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