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还是“立”：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
摘 要 面对资本主义理性化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提出了沟通理性的概念，指出人类的出路在于营造一个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言语情境。本文详细阐述了理想言语情境这一概念，并从理想言语情境的现实悖论和理论批判的角度来分析理想言语情境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可行性。最后指出，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破”或者是“立”的方式对待理想言语情境，必须在“破”中求“立”，“立”中求“破”。
关键词 理想言语情境 沟通理性 哈贝马斯
作者简介：江茜萍，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5-278-02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人类从自然理性过渡到科技理性这一铁的牢笼之中。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表现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理性化，而理想化造成了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与意义的丧失，我们面临着资本主义理性化导致的两难选择的困境，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对此，韦伯走向了悲观主义的态度。而哈贝马斯虽然认同韦伯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的观点，但他认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依然有解决的希望和可能性，据此他提出了“沟通理性”的观点。其中理想言语情景可以算得上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行为中最为理性的一种状态。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言语情境是脱离了经验、不受行为制约的交往形式，其结构将能够保证参与者、话题和意见不受限制，只有话语的潜在有效性要求才可成为讨论的对象，除了更有说服力的论证以及共同寻求真理之外的任何动机都必须抛弃。
当然，哈贝马斯并没有止于理想言语情景的简单论述，而是据此提出了一套理想转换为现实的路径。哈贝马斯认为，要将理想的言语情境成为现实的言语情境，民主、开放、合理、公正的话语规则和程序制定就必不可少。在理想言语情景中，每一个话语主体都享有平等、自由的话语权利，只要愿意和他人一起通过商谈寻求共识，都能平等的发声，是一个彻底摒弃以权力的滥用和暴力手段压制话语民主的沟通环境。综观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的基本观点，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在现实的人际沟通中，“沟通理性”真的能压倒“科技理性”？哈贝马斯也无可避免地承认他提出的沟通模式是一种“理想”和“道德取向”。 它不仅在现实中站不住脚，而且在理论上也是有缺陷的。下面笔者将具体从理想言语情境的现实悖论和理论批判的角度来分析理想言语情境的不可行性。
一、 理想言语情境的现实悖论
1. 共识能否达成。哈贝马斯认为只要参与公共对话的人都具备一定的理性能力与真诚性，摒除一切权力等强制机制的干扰，那么在理想的对话情境中，他们就有可能达成共识。那么我们不禁要提出以下几点疑问了：第一，共识真的如此容易达成吗？举例而言，堕胎与反堕胎、死刑是否应该废除、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等社会议题，并没有因为长期的讨论而获得共识。第二，虽然哈贝马斯承认共识也有真假，有理性共识和虚假共识之分，但是我们又如何能保证我们达成的共识是理想的而不是虚假的呢？我们所达成的共识真的如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中所描绘的那样真实、正当和理性吗？希特勒统治地位的获得是德国人的共识所赋予的，而正是这种共识帮助纳粹党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最终推动了20世纪以来最为恐怖的大屠杀。第三，共识的获得真的能够规避权力的运作吗？事实上，共识的达成过程本身就是权力运行的结果，即便在允许自由畅谈的场合下，我们总能发现某些人或某个人在不知不觉中就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而有些人则基本上被边缘化。一旦出现了新的权力体系，具备话语优势的人也就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向他人推广自己的意志，最后的结果通常会以非常和谐的方式达成了符合垄断者意志的共识。
“多数人的暴政”是对少数人话语的压制和个人话语权力与自由的践踏，“沉默的螺旋”是人们为了避免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被孤立而产生的。因此，共识本身不仅不容易达成，而且难以令人相信。
2.理想言语情境：西方中心主义式的言语情境。尽管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宣称是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言语沟通，但他还是不可避免的站在了西方主义的立场上提出沟通理性的一套普适性规范与条件，其共识、一元论的思想本身就已经忽视了不同民族、不同生活世界的人们的差异性，那么达成共识的结果也必然会导致中心群体对边缘群体道德规范、文明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否定，所谓的共识极有可能是西方中心主义强加给全世界的共识。批评者们指责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在前提预设上已经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声音，很少认真的去思考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间的对话、交流和沟通问题。他们认为机会的均等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要保证在原则上他们同属于一个文化传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就无法实现沟通理性，只是提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思路，需要我们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再探讨理念的问题。此外，哈贝马斯一方面批判了奥斯丁与希尔“言外行为”隐含的居高临下，认为命令式言语行为的策略行为是不可取的，但他自己仍然沿用了康德绝对命令的思想，以另一种方式同样陷入了“自我中心”式的陷阱和误区之中。
二、 理论流派对理想言语情境的批判
1.理性选择理论对理想言语情景的批判。理想言语情境排斥了一切策略行动，要求参与者放弃自我利益的追求，这一点与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截然相悖的。尽管理性选择理论也有其不足之处，但是其“经济人”的假设还是对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提出巨大的挑战。理想言语情境真的能处理好沟通行动中“集体理性的困境”问题吗？假定参与对话的人都如哈贝马斯所说具备了理性，是足以判断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的人，但是仅仅依靠哈贝马斯论述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论证程序是不可能保证所有参与者都放弃个体自身利益的最大追求，相反更有可能出现的论证结果是涵盖了所有个体行动者不同利益的嵌套、叠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提倡的让所有与讨论议题利益相关的人员都加入讨论的议程，按照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最佳论据或是共识的达成就更不现实了，个体理性的结果就是集体的非理性了。
即使现实社会真的提供了一个人们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自由的表达观点，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也会告诉我们人们还是不可能达到零策略行为的理想言语情境。以“让渡”为例，在一个允许上下级之间自由沟通的场合中，下级往往会发现放弃自己对上级某些行为评价和建议的权力可能会给自己的晋升带来更大的效用；在学术研讨会上，资源相对较少的学者也可能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支持主流的观点，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这一系列行为在理性选择理论看来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策略行为，也是哈贝马斯理想言语情境禁止的行为。沿着“经济人”假设的思路继续思考理想言语情境的可行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要有一部分群体存在信息不完全或是信息的稀缺，即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普遍现象，那么就永远不可能具备实现理想言语情境的物质基础。哈贝马斯显然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他在论述其理想言语情境时提出的更多是道德意义上的规范要求，并没有提出应该如何解决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层面上的不平等，这种脱离了经济层面空谈话语权的平等，就注定了其理论只能是空想。
2.布迪厄阶层理论对纯粹语言沟通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理想言语情景要求语言交谈必须摆脱强制的行动和互动结构，这点在纯粹的沟通行为中显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哈贝马斯为其理想言语情境做了一个前提假设或者说是条件限定，即纯粹沟通行为的可能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纯碎的语言沟通环境根本就不存在。语言本身不仅仅是沟通的一种手段，必须置身于生产和流通语言的互动情境和结构环境之中。正是基于这一思考，福柯发现隐含在语言中的话语权力，布迪厄延续福柯的思想，把语言看作权力关系的一种工具或媒介，他认为“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结构复杂、枝节蔓生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 在语言沟通中，他始终贯穿其阶层分析的理念，认为沟通不可能有事实上的平等，即使支配者暂时放弃其支配地位，对被支配者示之平等，那也只是一种“屈尊策略”，是对权力关系的虚假搁置，从长远来看，还是为了维持原有的语言结构关系。而性别、种族、教育水平、阶级出身等决定沟通行动客观结构的变量因素也使得每一次语言交流包含了成为权力行为的潜在可能性。
布迪厄批判“语言共产主义”，认为阶层的品味和区隔也必然导致阶级之间交往资质的限制，言说的社会技能对不同的阶级来说都不是平等分配的。布迪厄認为“语言技能并非一种简单的技术能力，而是一种规范能力。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的语言说法都是同样可接受的，并非所有的言说者都是平等的。” 虽然理想言语情景宣称囊括了所用相关者，但是那些并不具备交往资质的底层群体往往被选择主动退出，从表面上看，这些似乎是他们“自愿”、“自由”的出入理想言语情境的决定，但实质上却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理想的言语情景。这就好比一个农民解释他从未想过竞选他所在小镇的镇长时所说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呀！”。而各类技能权威人士的垄断也直接导致普通大众群体的集体失声，这一点从专家话语对民意的摆布也可以看出，繁杂的理论论证过程和专业术语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不可能有任何的异议，他们自然也就失去进入理想言语情境的必要性了。语言的权威来自外部，不同发言者之间所具备的言辞社会效力的差异也打破了纯碎语言沟通的理想状态。
综上所述，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没有看到语言背后蕴含的经济、阶级、权力等物质利益关系，夸大了语言沟通的能力。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打破它，必须在“破”中求“立”，也就是既要看到其理论不足之处，也要把它当作社会建设的一个蓝图。理想言语情境是身处理性牢笼中我们所能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它使得面对生活世界日益殖民化的我们充满了自信和希望，其精神理念对于指导我们的沟通行动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正是人类不断追求理想言语情境所具有的自由、平等的言语沟通，才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和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注释：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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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rmas， J. （2001， originally printed 1984） On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 interaction： Preliminary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transl. by Barbara Fultner）.98.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18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