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理论与创新社会管理
仇立平：
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80年、1981年分别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办的全国社会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暑期讲习班。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社会》杂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社会结构与分层、社会研究方法、青年研究等。若干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社会学研究》等刊物，或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记者：仇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的专访。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具体社会管理实践中，都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有了切实的要求。您作为社会分层理论研究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如何评价当前社会阶层的现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的转变？
仇立平教授：谢谢！创新社会管理对社会管理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就需要对当下社会现状做一个较清晰的描述。自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改革进入新阶段，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出现强弱分野的阶级阶层对立，面临社会“断裂”，开始进入新的不稳定时期。在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种利益群体包括经营性政府的牟利行为和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相互交叉，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使得原来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出现了新型的“劳资关系”，即私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且国有企业中原来的劳动关系也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与管理者的关系，转变为劳动者和国家资本之间的关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当代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和冲突。
从社会阶级阶层的角度看，和谐社会不是世外桃源，也不可能和风细雨，而是要在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建构不同阶级利益的制衡机制。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其代理组织进行谈判、沟通和妥协才能得到解决，“共享、多赢、自治、合作”应该是和谐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最大公约数。不同的阶级阶层利益通过“谈判”和“对话”达到相对一致的利益和目标，阶级阶层之间才有可能由对抗走向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即由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党。执政党转型改变了它与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即由代表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转变为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或者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必然会引起执政党和工会等群众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利益群体关系的变化。這里隐藏的问题是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否还能像它宣示的那样自然而然地直接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使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记者：仇教授，您提到的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您能否详细谈一下？
仇立平教授：好的，在我国宪法框架下，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它必须要代表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唯一的执政党，它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形式或者是方式不再像以前那样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以前，它只是代表工人、农民这样的工农联盟的利益。作为革命党，它代表的是阶级的利益，讲阶级斗争，讲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国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执政党的思想和路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党就不仅仅是代表某一个阶级利益的政党了，而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执政党。在我国，当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写进宪法的时候，意味着为执政党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和法律基础。“三个代表”理论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中的重要发展。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就意味着，执政党不仅要代表工人的利益，也要代表农民的利益，也要代表资本家的利益，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代表干部的利益等等。但是，每个群体或阶层，都有着利益上的冲突。比如说，资本家或老板和工人之间利益会有冲突；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同政府权力之间会有矛盾；底层民众和政府之间也有冲突。这些问题在以前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不是很明显，并且会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下被打压下去。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首先面临的是执政党如何代表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不同阶层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时候。
记者：是的，就如您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涉及在社会中存在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涉及您所研究的社会阶层理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问题，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存在，才能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去解读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质。
仇立平教授：很多研究发现，不同阶层之间会有利益冲突。那怎么办？这个问题涉及社会转型期一党执政下的社会重建。所谓的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依赖于社会秩序得到了重建以后，才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因为社会管理是建立在社会有序性管理的基础上。现在的社会是处在相对无序或失范的状态下的。这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社会阶层研究，主要关注社会各阶层之间，各个群体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因此，社会管理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来理顺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要提供一个平台，要让这些不同阶层的人自己讨论和博弈。这个讨论和博弈不是无序的、无组织的斗争，而是有组织的，有序的。比如，我是工人，我就依靠工会；如果我是农民，我就依靠相应的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如果我是知识分子，我也会有一个代表我的利益的组织。当不同的阶层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的时候，组织代言人进行讨论、妥协，在博弈过程中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双赢或者多赢。
社会管理和建设是可以在当下的既存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当然这个制度框架要进行改革，赋予它在社会管理和建设中新的功能。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来就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人民代表在这个制度下和平台上进行讨论和博弈，然后达到相对的一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制度也是如此。这样就能为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民主机制奠定基础。但是，这个在我们国家，有一个误解，以为民主就是搞运动，就是要我要打倒你，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个实际上不是民主，如果是的话也是法国大革命或者“文革”时期的那种“大民主”。说到底，民主的本质就是一个妥协机制，也就是说，这个妥协是你我之间通过谈判和讨论后，达到一个相对公平的共识。目前，在已经形成不同阶层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不同利益的代言人进行讨论。虽然，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机制，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多数人民代表都是官员、公务员，这就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或地方代表大会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代表人民的利益，但是在代表的广泛性、程序性和合法性上往往会使民众有一种“被代表”的感觉。
所有的这些思考，都要回到一个根本的点上，即我们的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然而，我们还没有很好认识到这个空间对于社会建设和管理创新的重大意义。另外，我刚才讲過，我们很多的社会管理是可以在目前的制度框架内实现的，关键是要重新焕发这些组织“群众性”作用，包括我刚才讲的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工会，还有我们的共青团、青年会、妇联等组织。如果这些组织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的话，我相信至少百分之六十的问题都能解决掉。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组织被看成是执政党的工具。还是我们原先的这一套理论。把工青妇组织看成是执政党的工具，是在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的前提下，工会等组织才是共产党团结广大工人等各阶层群众的组织。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了，这就意味着工会等组织不仅仅是执政党领导下的用来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同时也要代表这些群体来维护他们的利益。
我曾经讲过，如果在革命党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表现为，工会组织直接听从于执政党的领导，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工会组织对执政党的忠诚应该表现为，它应该自觉地反映和维护工人群体包括工薪阶层的利益，使之成为广大工薪阶层利益的代表。这并不违背执政党和群众组织的关系。恰恰相反，它将加强和维护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加强了执政党和它本来就血肉相连的工人阶层的联系。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包括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使得群众组织成为半政府组织，成为“官僚化”的组织，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
记者：仇教授，您前面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为社会管理和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并认为应当建立或者在现有的机制下，为不同阶层、群体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利益相对一致的共识。这个在美国法学家昂格尔的《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也提到了现代社会中，多元集团的出现以及共识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
仇立平教授：是的，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基础的。但是，由于我们把工青妇组织仅仅是当做了一个工具性的组织，而不是真正代表阶层利益的组织。我个人认为，即使存在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组织，也不会影响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相反，能加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这些组织的自我管理，会更好地为执政党的执政、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对社会建设起到反向建构的作用。
另外，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相对的社会公正和公平，也就是说，不要把我们的底层老百姓逼到生存线上，要解决他们的基本的生活需要，这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如果把人逼到生存线上，就会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就能避免这部分人成为社会秩序重建的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我们这届政府最近五六年来，一直在做一件大的事情，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解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的问题。
因此。社会管理创新要有三个基本的出发点或基础。
第一，当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时候，执政党如何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第二，我们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有很多的组织，包括人大，政协，工青妇组织等，是可以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作用，而非简单的工具。这些制度和组织的改革能给社会带来活力。第三，解决社会的公正和公平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才能为社会管理创新奠定基础。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关系到社会重建。
记者：是的，仇教授，据我所知，您得到这样的研究成果，是和您做社会分层研究分不开的。那请您介绍一下社会分层理论？
仇立平教授：回顾20 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在研究社会分层时主要存在三种取向或范式：即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简单来说，我国大多数社会分层研究是以市场经济的假定为取向的。这类研究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以职业为社会分层标准，或者以马克斯·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等，从多元的角度（这种多元有时还把职业、群体、收入混合在一起）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第二个取向是国家社会主义。由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在其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市场的力量逐步发育并参与分配的情况下，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分配仍然具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个研究取向是社会利益群体。李强先生认为，中国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社会阶层，阶级阶层在涵义上应该是指利益分化已经完成、物质利益已经相对稳定的集团，采用利益群体范式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利益关系。
根据我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社会分层的另外一种视角。阶级和阶层的分层也可以理解为：阶级的社会分层反映了深层的社会结构，阶层的社会分层反映了表层的社会结构。但是，马克斯·韦伯对于社会分层的解释，为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提供了新的思考，即他认为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是一个历史的变迁过程，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变迁阶段。
第一，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如何解读我国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状况？第二，从什么意义上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分化？第三，阶级的产生是否会导致阶级对抗？
马克斯·韦伯把阶级和阶层（阶层在社会学分层研究中一般是指地位群体）的分析方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即从阶级分化到阶层分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变迁过程。并且在特殊的条件下， 这种历史过程并不一定是单向的，即它既可能是从阶级分层社会过渡到阶层分层社会，也有可能是从阶层分层社会转变为阶级分层社会。
在我国， 劳动要成为稀缺性生产要素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提高劳动的技术构成，使得那些只能掌握简单劳动的工人（农民工是对现代中国工人的一种误读和歪曲） 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技术工人。第二，取决于劳动的组织，一个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阶级可以在市场中通过各种方法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获得与劳动相适应的经济收入和保障。
记者：仇教授，那您怎么看待自己的社会阶层理论研究？
仇立平教授：我对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最开始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做起，即从多元分层，权利，财富，声望这个角度来做的。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我就转变到前面所说的，对马克思理论的研究上了。因为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我很担心出现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最近几年我慢慢又回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做社会阶层研究，为什么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做呢，有几个问题促使我在理论上的转变。最近几年自己也在反思自己所谓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要回到中国的实践来看十多年中国的变化。学术界和民间对于最近十多年来的政府工作评价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执政党和政府在做一件大事情，就把当代中国最容易引起大规模社会动乱、动荡的矛盾给慢慢地化解了。
第一个矛盾是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已经把容易触发大规模冲突的因素给消除了。从2006年开始，国家明确取消农业税，基本上化解了底层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几千年来，不论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还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都是用发动农民作为一个最有效的武器，我认为这是执政党和政府做的一件大事。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且越来越大，已经开始了新农村建设，尽管其中还有问题需要我们研究，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客观评价。新农村建设意味着开始做到工业向农业反哺，支持农业的发展，使得农村得到较大的发展，农民的收入也在提高。我曾经问过我的同事，他的老家在农村，我问他，你回家的时候，你对当地农民的感觉怎样，他说现在农民不错，没什么大问题。这样说，不是说我们国家没有贫困地区，在我们国家的边远地区还是有很多的贫困农民，贫困还是有的，但是至少我国农村是在逐步改善之中，農民的生活也在逐步提高。
第二个矛盾就是马克思意义上的两大阶级的对抗，它主要表现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工能够享受到我们改革开放的成果，使得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得到较大的缓解。我们可以想一下，马克思所说的两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当工人阶级处在绝对贫困化状态下，就会成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当然马克思所讲的两大阶级矛盾主要依据是生产资料的私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但其中直接触发两大阶级对抗是因为当工人阶级处在极端贫困化的条件下，就是个你死我活的。因为当工人阶级的劳动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不能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可以使农民工等底层民众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并且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权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务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每年的春运高潮中看出一些端倪。近些年来，农民工回家过年所携带的行李的变化，就可以看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底层群体的生活已经有了较大改善。虽然我们不能说已经解决了所有的贫困现象，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存，基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化的问题，现在的贫困大部分可能是相对贫困化。另外，从每年的春运高潮也能看出一党执政的优势，在短短的几天里，我们要完成几亿人的地域流动，要为返乡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服务，一方面说明执政党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另一方面说明因为是一党执政，执政党和政府是没有选择的，它必须有责任做好这些事情。
以上所说的都为当下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根本性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两大基本矛盾的化解，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这些变化也促使我反思自己最近几年来的社会阶层研究，开始从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转变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来研究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
记者：仇教授，您所指的文化资本理论是什么？
仇立平教授：通俗地说，文化资本就是文化素养，就是指不同阶层的文化素养。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实际上说明一个人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培养良好的行为规范，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较高的学力也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对于很多缺少经济资本平民来说，文化资本的积累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这就为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提高创造了条件。举例来说，父母喜欢打麻将和父母喜欢看书学习对子女的成长会起到不一样的影响，那些在父母喜欢看书学习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取得成功的机会可能更大。文化资本的提高也能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创造条件。可以这么说，民主政治比较成功的国家，这些国家整体上的文化资本水平相对也较高。民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不能妨碍其他人的民主权利，你要为其他人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义务。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民众的文化素质较低，民主活动就有可能成为“街头革命”，社会就有可能处在无政府状态。研究表明，文化资本水平越高，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相对比较缓和，就会较少采取极端化的方式表示对社会的不满，或者表示出极端的情绪和行动。现在阶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会慢慢走向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平台来解决他们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于提高各阶层的文化素质，采用比较合理的方法化解阶层之间的矛盾会有积极意义。
从社会管理角度来看，我认为就是应当在一党执政的前提下，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进行社会秩序的重建。在西方国家，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即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初步工业化时期，实际上也是社会转型时期，也面临着社会秩序重建问题。当我们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也是社会转型，也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重建。社会秩序的重建是与道德秩序的重建相关的。如果说早年西方道德秩序的重建是建立在宗教和法律的基础上，我们在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
社会秩序的重建不仅仅是社会的组织化，还要重建道德秩序。那么我们的道德秩序重建的基础又是什么？除了要加强法治以外，我们还要从中国的本土文化和信仰中即传统文化中找到重建道德秩序的基础，它既包括几千年来的大文化，也包括60多年来的“小文化”。同时，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汲取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长，因为10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发展走了一条很不寻常的道路，既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甚至殖民化，也受到从苏俄引进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一个国家本来可以按照自身的社会发展逻辑，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一个混合型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不能用一种社会发展逻辑进行解释。当下的中国社会既包括资本的逻辑，也有传统社会的逻辑和再分配经济的逻辑。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就对社会管理就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社会发展可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种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特点很有可能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上海等一些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水平较高，可以更多地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导致社会管理需要更认真地对待。社会管理的理想状态就如毛泽东所说过的，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我个人认为群众自己管理自己不是无政府主义下的自我管理，而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群众自我管理。政府主导下的群众自我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应该直接介入具体的管理事务。凡是群众自己能管的都应该让他们自己来管，建立自治性的社会组织，根据相关的法律和法规自我管理。在法律和法规框架下的群众自治性组织实行的自我管理，既是基层民主的一种形式，也是建立社会秩序有效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某些管理可以放开，让自治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比如，在上海外来务工者，或者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了新上海人，甚至是大量没有上海户口的在上海生活的这些人，都可以组织起来，让他们自我管理，参与居委会管理工作。还有，城管问题，能不能让这些摆摊者自己组织起来，依照城市管理条例自我管理，这样或许能避免那些小商小贩和城管之间的直接冲突。
记者：谢谢仇教授的解答。最后，您作为社会学专家，能否对十八大关于社会管理或建设方面，做一个前瞻性的预测？
仇立平教授：这个问题说不好，我觉得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的话，贸然启动其他任何改革，都是很危险的。因此，进一步落实惠农政策，巩固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仍然是执政党和政府应该做好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与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关，其中包括我在前面说的群众性组织真正回归到它的群众性，成为利益群体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依法管理，提高干部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以及在此有关的一党执政下的权力制衡和社会重建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记者：感谢仇教授接受我刊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