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胜利可言
摘 要：影片讲述了日本战国时代七个武士为一个村庄的农民打败山贼的故事。尽管影片以七武士彻底消灭山贼为结局，但整部电影的场域是悲剧性的。
关键词：对峙 比较 选择 胜利
電影《七武士》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代表作品。本文将从武器、人物性格以及与姜文执导的《鬼子来了》的对比三个方面来分析这部电影。
一、刀与枪的对峙
从电影类型来看，《七武士》是一部动作片。影片没有通过武士与山贼的打斗来表现武士的精湛剑术，而是设置了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勘兵卫让胜四郎躲在门后，用木棍敲击进门的武士。一个武士进门后迅速夺走了胜四郎的木棍，而五郎兵卫走到门口则停了下来，豁然一笑，说了句：“真是爱开玩笑啊。”第二个场景是久藏比武。第三个场景，久藏孤身一人杀山贼夺火枪，他从晨雾中走来，身影若隐若现，当他清晰地出现在画面中时，只是把火枪递出去，一个人走到别处闭目休息。对他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情况只字未提。这三处情节在表现武艺精湛的同时，更增加了武士的神秘感。
然而武士与山贼的比拼本质上并不在剑术的层面，更不在七个武士与四十个山贼的数量悬殊上，而是武士刀与火枪的对峙。在日本战国时代，即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火枪具有相当大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在战斗中很容易取胜。火枪指向结果，而武士刀指向人本身。这种对峙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价值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信仰上的选择。影片中，武士夺走了山贼的两支火枪，但从未使用火枪去杀山贼。而牺牲的武士无一例外死于火枪，而不是山贼的刀下。使用武士刀是武士对尊严的维护，对信仰的坚守，而死于火枪则是武士不可化解的悲剧。武士的这种两难处境使整部影片具有了精神内核，从而超越了对电影的类型划分。
反观中国的武侠片，不是故事，更像晚会，有的只是热闹，而缺少对价值观的讨论与辨析。中国武侠片在处理“武功与枪”这个问题上，往往努力解决“武功如何战胜枪”。“恐惧科技只是表面现象，科技掩盖的是种族自卑感”。而《七武士》传达的则是“七武士能够战胜山贼，但却无法战胜火枪”，在这样残酷而无奈的境遇下，“你”将如何选择。与这部拍摄于1954年的日本电影相比，中国的武侠片问题不在于商业化，而是缺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又豪迈的精神内核。
二、性格决定命运
《七武士》刻画了三种类型的人生。一种以久藏为代表，武艺高强、沉默寡言；一种以菊千代为代表，好大喜功、个性张扬；一种是冈本胜四郎，无能、软弱、善良。大部分人，在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候，都像冈本胜四郎一样活着，而久藏和菊千代则往往是我们终此一生想要活成的样子，却求而不得。
久藏颇像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世外高人，他帮助农民打山贼，又仿佛总在远远的地方看着芸芸众生。整部电影中，久藏的台词只有十几句，甚至“久藏”这个名字都是在电影后半部分才由勘兵卫一带而过。但他与别人比剑时的自信、决定帮助农民时的果断、杀贼夺枪归来时的淡然、在花丛里伏击山贼时的从容不迫都使这个人物形象个性鲜明，深刻饱满。
久藏与菊千代表面看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实际上是同一个根底生发出的两种状态，这个根就是对自己内心始终如一的诚实。他们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对方，但也难以完全剥离。林田平八、片山五郎兵卫分别死于两次战斗，而久藏和菊千代则死于同一次战斗。
冈本胜四郎中规中矩，有能力而无大才，善良但是顾虑多。他与久藏和菊千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他不能彻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以他与志乃的爱情为例，喜欢不敢争取，得到了不敢承担。设想一下，如果是久藏遇到志乃，他不会让“爱情”开始；如果是菊千代遇见志乃，事情发生后，他可能会说：“老子就是喜欢她！”胜四郎的软弱是他那飘飘荡荡的价值观的直接反映。
然而电影的结局告诉你，久藏和菊千代这样的人都死了，只有像冈本胜四郎这样的人才能活得长。在打败山贼后，岛田勘兵卫对伙伴七郎次说：“我们又还活着。”这个“又”里有几分庆幸，又有几分面对命运的无力感。从七个武士的不同结局，我们看见的是黑泽明对人生最无望的逼视。
三、与《鬼子来了》的比较
《鬼子来了》是姜文执导的电影，发行于2000年，但至今未在大陆上映。如果说《七武士》留给观众的是武士的苍凉背影，那么《鬼子来了》展现的则是人间生死场的荒凉。将《七武士》中的武士精神剖离出来，就是《鬼子来了》。
《七武士》是武士的悲剧，或者说是黑泽明心中拯救者的悲剧。黑泽明将同情给予武士，而非农民，同情农民的是剧中的七武士，而非导演。七武士的高尚的行为被全部消解了，而武士的牺牲就显得极其荒诞，所以岛田勘兵卫说：“这也是败仗吧，赢的是农民。”就像《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Pi看着孟加拉虎远去时，心里想：“其实它从未把我当成朋友。”七武士的悲剧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启蒙者被被启蒙者“吃掉”的残酷现实。
《鬼子来了》对农民的理解与《七武士》有着惊人的相似，农民胆小、懦弱、麻木、狡猾、“窝里横”。木心说：“人害怕寂寞，害怕到了无耻的程度。”看完《鬼子来了》，我想可以化用这句话，“人害怕死亡，害怕到了无耻的程度”。中国传统文化规避悲剧、规避死亡，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样的文化经过历代传承，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植根于中华民族根底。鲁迅发现了传统文化的“吃人”本质，看到了民族劣根性，所以他强调启蒙的重要性，但同时他也感到启蒙道路的绝望处境。《鬼子来了》里的农民与鲁迅笔下的农民相比，仍旧麻木、愚昧，甚至将自己的软弱、狡猾变成了一种“生存智慧”。这种民族劣根性是造成农民悲惨境遇的根本原因。最为荒诞的是，他以为自己照顾了花屋小三郎半年，应该得到两车的粮食作为报答，但整个村庄却因此被屠杀，而觉醒了的马大三以他的死亡提出了一个问题，妥协软弱是死，反抗是死，“复仇”是死，“你”将如何选择。
当武士在农民的欢笑中渐行渐远，我忽然想到里尔克的那句诗：“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仔细想来，又有什么失败可言呢？生命是一片荒原，所作所为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