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届政协筹备问题的若干考察
[摘 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中共为适应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反复协商，对会议计划做了多次重要修改。至会议开幕，这次会议无论是名称、开会时间、地点，还是会议性质、召集办法、邀请党外人士的政治标准，都与中共最初的计划完全不同。
[关键词]政治协商会议 新政协 新政协筹备会 一届政协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6)04—0071—0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下简称一届政协)，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会议，其重要议程、内容和意义，学者已多有论述，此不赘言。但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这次会议从提出到开幕对原定计划都做出了哪些重大修改，迄今尚无人论及，以下略作考察。
一、关于会议名称，开会时间和地点
一届政协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开的。1948年4月，毛泽东在结束转战陕北、进入河北后，暂住阜平县城南庄，于25日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到城南庄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以下简称城南庄会议)，提出会议的议题之一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27日，毛泽东又致信晋察冀城工部刘仁，说明这个准备邀请各方代表在解放区召开的会议，“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城南庄会议期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立即纷纷响应，但是在他们各自发表的宣言或声明中，大多数将中共提议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新政协”。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宣言提出：“我们不要把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词和过去的政协混淆了意义，旧的反动者的政协，已经因他们撕破而过去了，行将召开的‘新政协’，是完全由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临时代表商讨国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封建主义反动派、官僚资本主义垄断者，不会再让其幽灵复活，混进革命的阵营，更没有美帝国主义者阴谋魔手鬼祟出没的余地。”此外，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等也一律采用“新政协”或“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
毛泽东很快采纳了民主党派的意见。自6月以后，在他起草的文电中同样使用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名称。6月13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电，请他们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及应当讨论的问题等项意见。8月1日，他复电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并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此后在会议筹备的一年多时间中，“政治协商会议”改称“新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周恩来曾对此说明： “我们的政协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8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全体会议，在讨论政协组织法时，组织法起草小组认为，“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政治区分不够明确。周恩来提出：“在人民民主国家中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要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要合作就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组织。如果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称也要固定。”他建议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17日，周恩来的建议在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从此，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中国人民政协”。
至于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毛泽东最早在致刘仁的信中，曾提出拟于1948年秋季在哈尔滨召开。但是当年9月，中共中央在致香港分局的电报中改变了计划，设想新政协召开时间大约在1949年春季，提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运人解放区，方为合适”。一个月后，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的电报，再次将新政协开会的时间推迟，改在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后，于1949年夏季在北平召开。
1948年11月，随着济南解放和辽沈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将原先预计用三年打败国民党的估计大大提前，认定再有一年即可完成，下令东北野战军提前人关。在平、津指日可下，东北、华北、山东等各大解放区即将连成一片的胜利形势下，新政协各项筹备工作也加快进行。2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抵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将召开新政协的时间最终确定于1949年。但因此时北平等一些全国性的大城市还未得到解放，《协议)又规定：会议具体应在1949年何月举行，应视各方代表到达情况，与地点问题一并由筹备会决定。
1949年上半年，随着北平、天津、南京、汉口、上海、太原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新政协召开的时机和条件完全成熟。8月19日，毛泽东致信江庸指出：“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21日，新政协筹备会分别通知参加会议的各单位代表于9月10日前抵达北平。9月15日，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办理代表报到手续，领取会议纪念章。9月21日晚7时，一届政协经过一年多反复协商后，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二、会议性质和召集办法
1948年中共城南庄会议和“五一”口号都明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是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毛泽东随后致信李济深、沈钧儒重申：“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信中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这表明按毛泽东最初的计划，政治协商会议应由中共、民革、民盟三党联合召集。
10月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以下简称《诸问题》)发给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向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7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征求意见。周恩来同时就文件内容与在河北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进行协商。《诸问题》是中共首次就如何召开新政协向各民主党派正式提出商谈的书面文件，由周恩来草拟，经毛泽东审批。文中对原计划做了重大修改：
第一，关于新政协的性质和任务。《诸问题》明确规定：“会议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里不仅首次提出新政协要制定《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而且不再提新政协的任务是商讨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中共在文件中说明，正在准备有关《共同纲领》的草案，并提出关于建立中央政府问题，可先行交换意见，以便提交筹备会作初步讨论。中共随后在与民主人士达成的《协议》中进一步建议：“关于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即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会议产生)。”这表明中共领导人此时已有以新政协或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意图。
10月下旬，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章伯钧、蔡廷锴向中共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对内对外均需要，待全国统一后，再成立正式的。”周恩来立即接受这个建议，于11月3日致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即迳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在次年新政协筹备会成立的会上，秘书长李维汉和林伯渠先后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在本质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此，新政协完全改变了原定的协商性质和任务，被赋予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二，关于新政协的召集办法。《诸问题》已不提会议由三党联合召集，而改为由中共及赞成“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一起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共同发起召集。一个月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达成的《协议》中确定，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民革、民盟以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组成。
《诸问题》和《协议》最初还曾规定，新政协筹备会共有三项任务：一是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二是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三是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两文件还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计划组成筹备会代表约20人左右，成立地点在哈尔滨。其成立的具体时间，“待各方代表到有过半数，即13人左右；或各单位到有过半数，即12单位时，即可成立。”这些规定和计划后来都发生重大改变。
1949年初，平、律相继解放。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担任临时主席。筹备会的组成除按原计划确定的23个单位外，在会议规模和任务方面做了重大修改：代表人数扩大至134名，并于次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举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委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完成各项任务：第一小组，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各单位代表名单，组长李维汉；第二小组，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组长谭平山；第三小组，起草《共同纲领》，组长周恩来；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董必武；第五小组，起草大会宣言，组长郭沫若；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组长马叙伦。新政协筹备会全面担负起召开一届政协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党外人士参加会议的政治标准
1948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通报中，对于团结和将来邀请参加新政权的党外人士，提出“采用我党口号、反蒋反美、联共联苏”的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后来在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党外人士时也发生重大变化。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诸问题》中正式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新政协的政治标准，即：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组成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反对美帝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随后，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在达成的《协议》中更严格限定：“南京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于，不得许其参加。”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不断修改并放宽了参加新政协党外人士的政治条件。《诸问题》发出后仅7天，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对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做了进一步区分，指出：“在被邀请的各民主党派及某些团体中，一般都有右派分子，仍须让其有少数参加，在产业界和其他各方面也还会要邀请个别对群众有一定影响和联系的右派分子。”电报中特别指出，只要基本上同意中共原则，保证中共和进步分子在新政协中占绝对的优势，“则让若干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在策略上是必要的”。11月，中共中央又致电高岗等人，提出在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可能迳由新政协产生情况下，“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这个指示表明，中共开始改变原先要根本排除“南京政府系统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的规定。稍后，毛泽东于1949年2月与“上海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扛庸举行非正式谈判，在达成的面交李宗仁的八点“秘密协定”中提出：李宗仁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后， “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4月，周恩来在递交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指出：李宗仁在《协定》上签字并实施后，由中共负责向新政协筹备会提请南京政府代表参加新政协，并负责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此事后来虽因李宗仁拒绝签字未能实现，但仍反映出中共当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士，乃至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切爱国分子参加新政协的政策变化。
随之，会议规模不断扩大。按周恩来等人最初的设想，这个邀请各方代表来解放区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过是个百八十人的会议而已。”1948年9月，周恩来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单。其中，从港、沪和长江以南到解放区的有李济深等共77人；在平、津的有张东荪等共24人，两批共计101人。[4J(p．788)随着确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性质，中共为使会议真正代表全国各民主阶级、各民族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决定增加参加新政协的成分、单位和名额。LSJ(p．129)i0月，中共提议邀请39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后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并达成协议，去掉了原名单中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拟邀请单位共38个，并将邀请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人数扩大至200～300人。但这个代表限额很快又被突破。
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后，拟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及其名额成为最繁重的工作之一。各单位代表名单按程序，一般先由各单位提名，再听取各方意见，反复磋商后确定。L9J(p．949)其间，常为决定某一代表适当与否函电往返、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产生后，还要经筹备会反复协商，郑重研究。筹备会决定，对一些在解放战争中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或在民主运动中并无实际表现，甚至有过反动行为的以及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的派别和团体，不邀请其参加。但对这些党派和团体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则邀请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此类代表人选重要而且复杂，主要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筹备会在拟定名单过程中，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长陈毅于7月22日致电周恩来、李维汉，建议新政协代表中应照顾解放区的开明士绅。建议中指出：这一大批人与我党共度过两次战争，其中许多人在1947年土改中亦承认我党的领导。另外，对于旧职员，如护厂移交有功的；海、空军方面的；国营工厂企业方面的人士以及极有技术管理能力者，均应考虑有人参加新政协，以为今后建设所用。周恩来和李维汉立即复电：“所提意见甚好，当引起注意”，并说明特邀代表将有四五十人名额，你处如有适当人选，请即提出。26日，中共中央又分别致电各中央局、山东分局，指示如有老解放区的开明士绅人选，请即酌量提名，报送中央。
同年6月19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人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增至45个，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代表总额510名，以后经筹备会反复协商，又通过部分变动和新定代表。9月20日，筹备会常委会举行会议，最后通过参加一届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5大类46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邀代表由“四五十人”增至75人，全体代表人数扩大为662人。一届政协代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名副其实地成为规模空前的历史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