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话剧《北京人》
曹禺为何认为这是一出喜剧？
曹禺写戏，特别讲究作品的独特性，所谓一戏一格，绝无雷同，这从根本上反映出了作家丰厚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对人生百态的所思所想所痛所感。任何一个事件的起源和发生，每一个带有性格色彩的人，都有可能在曹禺的心中沉淀、梳理、吸收，经过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的思考，而酝酿一场心灵的风暴，于是便有了他笔下的 《雷雨》 《日出》 《原野》 和 《北京人》。
于1941年在重庆抗建堂公演的 《北京人》，被公认为是曹禺全部作品中写得最成功的一部戏，虽然从剧情的冲突和矛盾的设置上，远不及在它之前的 《雷雨》 和 《日出》，有那么多精彩绝妙的人物和故事，更没有 《原野》 中那种最原始的复仇、大悲大离的恨与爱，《北京人》 倒是更如俄国契诃夫的戏剧，剧中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等待，在老去，在沉闷忧郁的环境中，全剧氤氲流淌着淡淡的哀愁，容易使人想到无奈，想到死亡，更想到了对于前途和人类光明的憧憬。
曹禺写 《北京人》 时正迷恋契诃夫
旧时，戏剧圈内有一条不成文的说法：演万先生的 《雷雨》 是挣钱的戏，一个剧团揭不开锅，没饭吃了，那就排 《雷雨》，一准儿有票房；而 《北京人》 太温，是关门戏，不上座，演出准赔。此说法不无道理，就连曹禺本人也坦言道：演 《雷雨》 可以轰动，演 《日出》 可以成功，而演 《北京人》 就很难成功。
事实也是如此，1949年以后，鲜见剧团演出《北京人》，而在舞台上所看到的往往是前面所提及到的三部曲。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还是和 《北京人》 的整体写作风格有最直接的关系，须承认，这部戏在写作上并没有观众所期望的所谓“悬念、高潮、矛盾冲突”。曹禺当年在创作 《北京人》 时，正迷恋着契诃夫，他感觉到，戏剧的冲突未必都是那种正面的交锋，而契诃夫的几部戏如 《海鸥》 《三姊妹》 《樱桃园》，并没有人物间激烈的冲突，而是表现着人在精神上的苦闷和对前途的希望。
当年，曹禺坐在江安茶馆中望著眼前那个纷乱流动的世界，站在江安城外的长江边，望着一路东去的滔滔江水，他深刻地感觉到人的所有冲突都是来自于内心，悲也罢喜也罢，都是来自于人的精神。他要写一部未必有重大的戏剧冲突和悬念的作品，而是要去写人的醒悟，写人物在命运的动荡中所悟到的东西。
《北京人》 诞生在四川江安。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自南京迁徙至长沙，为躲避日寇飞机的不断轰炸，学校被迫入川，逆江而上，1939年4月最终落脚在距重庆200多公里的江安。
江安很美，依山傍水，小巧秀丽，全县的地形犹如一片长长的柳叶，浩瀚的长江水将这片小小的柳叶裁成了南北两半。正是在长江南岸的这块土地上，在城中十字街西面的文庙，当年则聚集了一大批戏剧界的名人雅士，余上沅、曹禺、张骏祥、马彦祥、吴祖光、黄佐临、洪深、焦菊隐等人均在此授课或是导戏。那时候，曹禺一有空闲就常常去坐茶楼，边喝茶边观察周围所流动着的鲜活形象，劳作一天的脚夫，怀才不遇的落魄文人，均成为茶楼的座上客，同时也都成为了曹禺对现实中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体验与观察的对象。
曹禺所住的“迺庐”，本是当地开明绅士张迺赓的家，张迺赓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参加过中华革命党，曾在杨森的手下带过军队，做过旅长。后来他回到江安，被选为县参议会议长。这位地方开明绅士的儿子叫张安国，当时担任中共江安县委书记。由于曹禺蜚声在外，全国的许多学校剧团和专业剧团都在演出曹禺的戏，一是仰慕曹禺的才气，再者也是为了让他安心创作，有关方面则特意把曹禺安排住进了张迺赓家，曹禺同张迺赓老先生交情甚笃。
曾是江安国立剧专学生、后来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的方琯德回忆说：“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19岁的青年，正在做他的学生。曹禺也不过30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 《北京人》 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剧中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斗争充满了希望。”
“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
曹禺创作 《北京人》 时深深迷恋着契诃夫，对契诃夫于淡淡离愁中所刻意表达的一种对精神的苦闷、对憧憬人生未来的写作风格大为欣赏，认为这是在创作上更高一层的对精神灵魂的表达，有“冗繁削尽留清瘦”般的精致。
比之曹禺的前几部戏，《北京人》的剧情并不是很复杂—— 北平，摇摇欲坠的大户曾家，看上去虽然是显现出了衰微，却依然不失昔日的繁盛。家中主事的大少奶奶思懿，自命知书达理，笑脸相迎，却虚伪狡谲。大少爷曾文清终日无所事事，还沾染上了抽大烟。姑爷江泰官场失意，赋闲寄居在岳丈家中，整日牢骚满腹。最可怜的是愫方姑娘，自来到曾家，岁月风雨的煎熬，令她韶华不在，而老太爷曾皓却死死地拽着她，不愿让她出嫁。思懿的儿媳瑞贞，十六岁时便被送进了这座樊笼，夫妻间同床异梦，形同路人。曾皓行将就木，奄奄一息，唯一的希望是能守住那口已经反复漆了十五年的寿木，但因无力偿债，棺材也被人争抢了去。看着这个没落衰朽的曾家大宅，瑞贞决定冲出这个家庭。愫方也怀着一丝惆怅，更是带着几分对新生命的向往，离开了曾家……
就是这样一部发生在北平城中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故事，借助剧中几个人物对自身命运的倾诉，70多年来，岁月载着中国无数的剧团一遍遍地以各种艺术手法去诠释去演绎，以思想的新与旧，以死亡与新生作为对比，去向观众展示北京人对未来的追求，实际上这也是在展示着人类对光明的理想与追求。
在1941年的全民抗战期间，曹禺为什么写了这样一出戏？他后来谈到说：“我为什么要写《北京人》 呢？当时我有一种愿望，人应当像人一样地活着，不能像当时许多人那样活，必须在黑暗中找出一条路子来。我当时常常看到周围的人，看他们苦着，扭曲着，在沉下去，百无聊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感到他们在旧社会中所感到的黑暗。我想好人应该活下去，要死就快快地死吧，不要缠着还要活下去的人。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在 《北京人》 中把袁任敢写成人类学教授是有意义的，他不仅研究北京猿人，还研究人类学。剧中映出过猿人的影子，我想到罗丹雕塑的思想者的塑像，浑身是肌肉，很有力量。剧中袁任敢说：那时候的人，敢喊就喊，敢爱就爱，他们是非常活泼的。我借袁任敢说出这样的话，我希望有一种没有欺诈、没有虚伪、没有陷害的世界。当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感到旧社会生活的不合理，需要把这种沉闷的空气炸开。”
曹禺还说：“我在写这个戏时，想到一个人应该像北京人那样活着，要恨就恨，要爱就爱，而不能像愫方、瑞贞、曾霆他们那样，被社会捆住，他们应该有希望。他们的腿和脚虽然已被埋在腐烂的泥坑里，他们的眼睛还在追寻着光明，我相信他们是肯迈出来的。至于江泰和曾文清这些人，土已经埋到他们的胸口，是没有救的人。”
凡看过 《北京人》 演出的观众，难免会被剧中所渲染着的那种沉闷悲苦的基调所左右—— 压抑、苦楚、没有出路、最终曾家走向衰亡……整台演出自始至终，令观剧者扼腕怜惜，悲从中来，这分明是曹禺笔下的一出精彩的悲剧。有人说 《北京人》 是作者的一首低回婉转的挽歌，是一出缠绵悱恻的悲剧，是对封建社会的一首天鹅之歌。但是曹禺绝不这样看，他说：“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我觉得 《北京人》 是一出喜剧。正如我认为《罗密欧与朱丽叶》 是喜剧一样，《罗》 剧中不少人死了，但却给人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气息，所以是喜剧。我觉得喜剧是多种多样的。喜剧都是使人发笑的，使人感到人性的可笑，行为的乖谬和愚蠢。我说 《北京人》 是喜剧，因为剧中人物该死的都死了，不该死的继续活下去，并找到了出路，这难道不是喜剧吗？”
剧中人物皆有原型
曹禺对周围生活和人物的观察，格外留心，任何一个杰出的文学家和剧作家都有这个特点。
《北京人》 中的客厅是戏的重要场景，曹禺主要取自老同学孙毓堂的外祖父徐家。1930年的暑假，为参加清华大学的考试，他在北平就住在了孙毓堂家里。孙毓堂的外祖父是清朝遗老，在做着中山公园的董事，每天他都到中山公园去喝茶聊天，日子很是清闲。这徐家也是一大堆人，但是少爷小姐们好吃懒做，打牌赌博吸食鸦片，把家里的古董偷拿着出去变卖，一个个全都是没有出息的废物。在曹禺的眼中，这徐家虽然破败了，但是面子还得要，客厅很是讲究，一切都布置得古色古香……曹禺写 《北京人》 中曾家客厅的环境，一定是与北平的徐家有关联。
而戏中老太爷曾皓的形象，同样有徐家这位晚清遗老的影子，当然，更有着曹禺的父亲万德尊的影子，军人出身的父亲自大总统黎元洪下野后，从此赋闲，不再出仕，在天津做了寓公。
对于主角愫方的形象，曹禺花费的笔墨最重。他本人也袒露心迹，愫方主要是根据他的第二任妻子方瑞刻画写出的。方瑞本名叫邓译生，1940年夏日，方瑞从安徽来到江安看望学习话剧的妹妹邓宛生，可巧的是，表哥方琯德也在此上学，方瑞暂住在表哥方琯德家。在这个院子里同样还住着曹禺和吴祖光，方瑞端庄的面庞、内秀文静的性格留给曹禺的印象极深。日久生情，二人默默相爱。
女主角为什么叫愫方？“愫”是取了方瑞母亲的名字方素悌中的愫；方是她母亲的姓。方瑞的母亲是方苞的后代，方瑞的曾祖一辈上乃史上有名的安徽金石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方瑞的文静和个性是曹禺写愫方的根据。
“方瑞的个性是我写愫方的依据，我是把我对她的感情、思恋都写进了愫方的形象里，我是想着方瑞而写愫方的。把她放在曾家这样一个环境来写，这样，愫方就既像方瑞又不像方瑞了。方瑞的家庭和愫方的家庭不完全相同。她的妹妹邓宛生和她性格不一样，是很开朗活泼的，当时是一个很进步的学生。剧中袁圆的性格也有她妹妹的影子。没有方瑞，就写不出愫方。”曹禺这样解释关于愫方与妻子方瑞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互为借鉴关系。
曹禺是观察生活、塑造文学形象的高手，对剧中的大少爷曾文清，曹禺在他身上赋予了种种希望、无奈、失望和沮丧，以致精神的堕落。在现实中，对于曾文清这样的人，曹禺见过的太多了，可以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前文提到的清末遗老徐家的少爷们，百无聊赖，赌博抽大烟，变卖家中的古董文物，有曾文清的影子。而在 《北京人》 中曾文清深更半夜抽大烟，则是曹禺在自己家中的真实所见。
曹禺有个哥哥叫万家修，是学法律的，但习染上了抽鸦片烟，父亲万德尊一怒之下把他的腿踢断了，即使这样，恶习依旧改不了，一次他抽大烟被父亲发现，万念俱灰的万德尊“扑通”一声给他跪了下来，“我是你的儿子！你是我的父亲！我求你别再抽了！”这些亲眼所见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被曹禺真实地写进了戏中，如曾皓见文清偷吸鸦片，老爷子跪下向儿子求情的情节。
戏里大奶奶曾思懿的形象，有若小说 《红楼梦》 中的王熙凤，阴鸷刁钻，嘴极刻薄，满肚子的心思。要说支撑起曾家这么个大户人家，作为大少奶奶也着实不易，自有她的苦衷。对这个人物，曹禺在参考原型时，印象最深的是他曾经见过的某校长夫人。
最后再说一说戏中性格最幽默最有色彩、但是也最能看清楚曾家大厦将倾倒的女婿江泰。作为曾家的乘龙快婿，江泰雄心勃勃，总是认为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以挽救曾家的衰落。这个人嘴上的功夫很是了得，吹气冒泡，夸夸其谈，出言无所顾忌，但是官场失意，能耐不大。曹禺接触过这样的人，抗战时他在四川的一个小城，遇到过一个留学法国的学生，此人即寄住在岳丈家，一派乐天，每次见到曹禺，东拉西扯，谈天说地，高兴之极。
颇有意思的是，剧中有一场曾家和邻居大户杜家争抢棺材的情节，在作者的笔下，曾皓乃是思想陈腐，抱残守缺的象征。他最大的愿望是在死后能够装到已经漆了十几遍大漆的寿木里，寿终正寝。但由于家境破败，外欠着一屁股债，出于无奈，最终把寿木卖给了邻人杜家。看着杜家派伙计把寿木抬走，曾皓绝望地发出哀嚎。关于这段情节，有一个朋友在看戏后对曹禺说：你在戏里写曾、杜两家抢棺材的情节太妙了，曾皓死抱着棺材不放，开买卖的杜家因看对方无力还债，也死死盯住了那口寿木，这就是意味着封建遗老和资本主义都抢着要睡棺材！象征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将共同走向死亡！
对一部文学作品作何解，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认识角度，晚唐李商隐一首 《锦瑟》，究竟所表达的真实指向是什么？上千年来解者纷纷，即使在今日亦复如此，可谓诗无达诂。对话剧 《北京人》，曹禺则认为，朋友和评论家們的解释与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坦然承认，对作品做何解那是评论者的事情，他本人在写作时并没有上述那些危言耸听的高论，这个戏是要告诉人们不应该坏，旧世界应该打倒，于是地也震了，山也摇了，一个新的世界就要创作出来。如果主题先行，而没有鲜明的形象，没有活生生的人物，也照样是写不出来。
曹禺的挚友、曾为他在 《文学季刊》 上发表剧本 《雷雨》 的靳以，当年看到 《北京人》 之后，兴奋地著文说道：这是一本书，一出戏，可是故事却存在我们广阔的人海里，那些人物都活生生地在我们身边。不是有那些忘记了生而想着死的老头子，那样懒惰无用的废人，有那样泼辣毒狠的妇女，还有那可怜无告的老小姐吗？
靳以对曹禺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手法简直是再熟悉不过了，他知道，曹禺从很小的时候起便养成了观察生活的习惯，体察他所接触到的那些形形色色人的性格特点、心理特征及举止作态，一颦一笑，并将这些人加以综合分类，用凝练的笔法塑造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在此之前，曹禺的三部曲 《雷雨》 《日出》 和 《原野》，无不显现出曹禺对真实生活的观察与提炼，显示出曹禺熟练驾驭人物、刻画文学形象的功力。
曹禺的 《北京人》 在1941年10月24日首演于重庆的抗建堂，连续演出了34场。山城兴起了观看 《北京人》 的热潮。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1957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首演，导演蔡骧，当年周恩来总理观看了演出。也正是在这一年的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在首都剧场演出了本剧。此次演出，剧院派出了比较强的演员阵容，舒绣文演愫方，蓝天野演曾文清，叶子演思懿，董行佶演曾皓，刁光覃演江泰。
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曾经四演 《北京人》，2006年由李六乙导演、王斑主演曾文清的这部戏延演至今，经久不衰。从严格意义的角度讲，这一版的演出，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体现先锋派风格上最具代表性的戏剧，演出中，无论是用纸糊出的倾斜的四合院、凄厉忧闷的音响效果，还是演员在倾斜舞台上以心灵对话方式所体现的表演，均为观众在重新解读剧作思想和立意上给予了全新的感受。作为北京人艺颇具先锋派戏剧的代表作，《北京人》 的演出赏心悦目，观剧者无论文化程度的高低，均可共赏之，不能不说这是李六乙对中国戏剧的一大贡献！
今年，喜闻又将有一部由著名导演赖声川执导的 《北京人》 被搬上中国戏剧舞台，令人期待！
曹禺穷其一生，孜孜以求探索戏剧文学的奥秘，以新的思维、新的形式创作了一部部杰出的作品。《雷雨》、《日出》、《北京人》 问世达70年之久，至今无任何作家无任何作品能出其右，除了曹禺的作品，还能有谁的戏能够使艺术家们蕴藏着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这一层意義而言，《北京人》 不失为一部传世杰作。
（选自《北京晚报》 2018年2月27日、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