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中的语言因素
多民族国家形象的构建是一个多维度、多渠道、复杂、立体的系统工程。而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是最重要的塑造途径之一。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中“多民族”的背景会带来诸多现实敏感的问题。多民族意味着多种语言。多语言的复杂共存对国家形象的构建影响巨大。因此，在多民族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中，语言因素因其显著性、敏感性、运用的广泛性、强渗透性而备受关注。
一、语言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基本关系
语言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问题说到底是社会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都反映了该国政府对内部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看法，同时也对国内民族关系、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影响。“语言除了是交际工具、思维（认知）工具外，还是文化资源、民族权利，而语言作为文化资源和民族权利，集中表现在民族语言群体的认同功能方面。”①
第一，语言是民族存在和民族认同的标示。语言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中很重要的一种元素，是标示民族存在与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据。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植根于对共同的传统和历史的归属感。与理解一个个体的人需要知道他的过去相类似，理解并认同一个民族也需要对该民族的历史有足够的知识。由此可以推测，如果一个民族集体忘记了自己的全部历史，那么该民族也就不可能以其原有面貌存续下去。历史主要是由语言记载并传承的，如神话、传说、歌谣、谚语、地名等，如果把该民族的传统语言替换为其他语言，势必会导致该民族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被改变或曲解。②语言的代际传承对维持该民族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乃至民族认同都具有重要影响。同样，对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一种最能够代表该国家的共同历史文化的共同语言的推广与传承对维系该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国家认同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语言是民族认同的构成要素。建国初期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主要运用的是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即“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语言”是一个重要的依据。比如对壮族的识别就重点参考了语言这一因素。建国初民族识别时，在广西自报的民族名称有“布壮”“布越”“布雅依”“布衣”“布土”“布雄”“布侬”等。但这些自报的不同民族名称，经过甄别和说这些话的人相互对话之后，他们都同意自己所说的话都是出于同一母语，实质上，他们都属于侗傣语系的语言。因此，最终把他们都归属于壮族。虽然语言不是唯一的参考标准，必须与其他特征结合在一起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语言是民族认同的要素，是一个民族内部凝聚并且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因素。
第三，语言行为就是认同行为。近几十年来，随着建构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民族性的建构主义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民族性是一种话语现象和心理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族学者的关注从民族的“内容”转向“边界维持”。此后“我们”和“他们”、“内群体”和“外群体”成为民族定义的核心。在这一视角下，民族性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随情境而变化的，甚至多重的。一个民族的核心文化价值观也总是随着时间和地域而渐变的。民族性是社會建构的，而不是基于客观、可测量的标准。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人们评判一个人是否是，或在何种程度上是本族人还是外群体的人，经常是依据这个人的行为，而这些行为经常涉及语言、语言使用的特点、言语行为等。③同时，社会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微观情境中的语言与民族性的关系，提出“认同行为”（Acts of identity）理论，即语言行为都是认同行为。
二、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中语言因素的双面性
语言因素的双面性是指语言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中介，内含消极力量和积极力量，一体两面内置在语言之中。其作用的显现集中体现在国家语言政策的规划与实施中，即国家政治权力如何对待、处置、运用这两种内含的因素将直接决定其效果的发挥。
第一，语言政策的运用不当可使语言成为导致国家分裂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制定语言规划，实施怎样的语言政策，会对国家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制定和科学实施正确的语言规划，会促进国家认同，反之，则会破坏甚至摧毁国家认同。
以巴基斯坦为例，原巴基斯坦居住着占当时全国总人口56%的孟加拉人，他们说孟加拉语。印巴分治后，孟加拉人提出把孟加拉语定为国语，遭到拒绝。当时的政治领袖和语言政策制定者认为，尽管讲乌尔都语的人口仅占3%，但是在全国运用广泛，政策制定者没有采用双官方语言的模式，而是不顾语言实际，将乌尔都语指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这招致了孟加拉人的广泛抗议，甚至导致了流血冲突。“1971年东、西巴基斯坦分裂，毫无疑问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孟加拉语的地位规划是最清楚、最确定的因素之一。”④把乌尔都语确立为唯一国语，严重伤害了孟加拉人的民族感情，而他们对自己语言的忠诚和语言权利的捍卫，致使国内民族关系出现严重危机。失败的语言政策激发少数族群的语言危机感，刺激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而引发国家认同危机。一场语言运动逐渐发展成抵制巴基斯坦人的统治和内部殖民主义的运动，最终导致了孟加拉国的独立。同样，印度独立之初，印度斯坦人与泰米尔人的矛盾冲突与将印地语定位官方语言的政策有着莫大的关系。无独有偶，苏联1989年的语言改革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语言以国语地位，这激起了加盟共和国主体民族与以俄罗斯人为主的俄语居民之间的冲突。这些例子说明国语、国家通用语的确立非常重要，多民族国家在选择国语、国家通用语或官方语言的时候一定要采取科学的语言规划，尊重语言实际使用状况，既要保护各民族的语言权利，又要确保对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第二，恰当的语言政策可以发挥语言的积极力量，使语言成为国家形象内部生成的关键要件。实际上，为了避免单一国语或官方语言带来的民族冲突，有不少多民族国家采取多种国语或官方语言的政策。新加坡和瑞士就是两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新加坡的人口中有76.8% 是华人，13.9% 马来人，7.9% 印度人，另外 1.4% 其他民族。⑤考虑到民族构成、民族关系和现代化的需要，新加坡规定了四种官方语言，分别是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另外马来语为象征性国语。瑞士在1848年的宪法中就规定境内的三种主要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均为国语和官方语言，这在当时盛行单一民族国家思想的欧洲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做法。这些语言政策成功地保护了瑞士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维护了瑞士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国家的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台湾地区民进党的语言政策则令我们警惕。“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2003年通过‘语言平等法草案’，草案把台湾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国语’都称为‘国家语言’，并把‘国语’改称‘华语’。在岛内社会各界的反对声中，该草案叫停。”⑥之后，台湾当局将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作为“国语”，这样便使这些语言的使用功能实现越位。这一明显有悖于语言规划理论的做法，是民进党去中国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出于其“台独”政治目的对语言规划进行的有阴谋的恶意操纵。
正反两方面的证据说明，语言问题绝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且涉及民族认同、民族利益等重要议题，是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的诸多因素之一。说到底，语言规划就是政治规划、社会规划，事关国家稳定大局。多民族国家在实行语言规划、制定语言政策时一定要慎重、科學，既要保证信息的顺畅流通，也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和文化习俗，协调好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创造语言方面的条件。
三、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内部生成中语言因素的关键问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种语言、多种方言、多种文字并存是我国的基本现状，而如何认识并对待这一基本现实，事关国家形象的内部生成、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证信息畅通，促进国家认同，这是国家根本利益所在。但同时也应看到，对汉语各方言和中华各语言，决不可忽视、漠视或轻视。”⑦各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是国家语言生活的理想状态，是语言和谐、民族和谐的基础。这里有三个关键问题的处理须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一是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我国语言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传播工具。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我国公民，历来都对推广普通话持积极态度，⑧这是因为相比较任何一种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普通话的完善程度、影响范围、使用人口都具有无法取代的地位，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实语言状况。规定汉语普通话为国家通用语言是我国科学语言规划的体现。也正因如此，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在对待国语或官方语言这一问题上非常谨慎。“中国没有通过法律规定哪一种语言是国语，而把其官方语言称为‘国家通用语言’”⑨，这一明智的语言政策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领导人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实行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的政治理念。
二是对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保护。在新形势下，我国的语言生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推广普通话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不少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出现了使用功能萎缩，使用人口减少，活力减退的问题，有些甚至面临自然消亡的危险。因此，现阶段的语言工作重点应当适当向濒危语言、方言的保护上倾斜。实际上，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语言文字工作者和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仍任重道远。应采取把语言视为资源的观点，保护我国珍贵的语言文化资源，例如利用现代化手段对濒危语言进行抢救性记录、保存；可以借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做法，鼓励对语言资源的传承和传播；⑩更重要的是，在做好汉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功能划分的基础上，提倡以人为本的宽松环境，允许并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使用本民族语言或方言。
三是有效落实学校双语教育，培养具有健康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公民。教育学领域的学者们发现，相比单一文化环境，文化多样的环境更容易产生健康的身份认同。美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G.H. Mead）的社会化和社会文化适应理论认为，真正稳定的身份认同是多中心的、以多种视角为基本构成的，民族融合的学校教育有利于培养对不同视角具有容忍性和开放态度的个体。11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就实行科学、平等的语文政策，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权利，也保障他们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实行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教学。比如在各少数民族自治区使用民族语言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里开设汉语课程，在少数民族自治县、乡的中小学里开设民族语言课程。民汉双语教学有利于从小培养学生对本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健康认知，有利于形成稳定的、良性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民族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内部生成机制与传播研究”，以及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政府信息传播的话语研究”和北京联合大学“百杰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BXW047和15ZHC022）
「注释」
①黄行：《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②参阅Gebel， K. 2002. Language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ty in Europe. PhD thesis， Middlesex University。
③Fought， C. 2006.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
④何俊芳：《国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⑤参阅Wee L. 2010. ‘Burdens’ and ‘handicaps’ in Singapore’s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cy Vol. 9： 97-114.
⑥苏金智：《文化和谐论与国家语言发展战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⑦李宇明：《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
⑧黄行：《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⑨郭龙生：《浅议科学的语言规划对促进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语言、民族与国家》（苏金智、夏中华编），商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
⑩郭龙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生活、语言规划与语言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1Gebel， K. 2002. Language and ethnic national identity in Europe. PhD thesis， Middlesex University.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