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文字，走到哪里哪里都明亮”
虽然苗族历史上曾有古文字的传说，到新中国成立前也曾有外国传教士为了在苗族地区传教而创制过几套苗文，但总的来说，上述文字仅仅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不成体系，使用人数较少，难以在广大苗族地区推行，苗族人民依然饱受没有文字之苦。正如苗族民间歌师所唱的：“失传了文字，苗家人像瞎子一样，走到哪里哪里都摸黑；不像客家人那样，有了文字，走到哪里哪里都明亮。”
苗族新创文字创制的历史背景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苗族人民和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翻身得解放，从此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建国初期，为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党和国家就开始着手帮助没有文字且强烈要求创制文字的民族创造文字。
1949年10月，教育家吴玉章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的设想。他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些尚无文字，我们应当有系统地研究这些民族的语言，并进而研究他们的文字改革和创造，帮助他们的语文教育发展。”
1954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向中央做了“关于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几年来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获得很大的发展，没有文字的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现在迫切要求解决文字问题，而为了创立文字，就必须首先确定有关制订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问题的基本原则。”在分析了我国少数民族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基本情祝之后，该报告进一步指出：“对于没有文字或没有通用文字的民族，根据他们的自愿自择，应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调查研究之后，帮助他们逐步制订一种拼音文字，或帮助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用的文字。”
在毛主席、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工作逐渐开展。1955年12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确立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基本政策，并决定组织调查全国性的少数民族地区语言。1956年春，7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队组建完成并风尘仆仆、精神饱满地前往各民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调查目的之一就是为无文字民族新创文字作准备。
经过了大量的语言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语言材料后，民族语言工作者着手给壮族、布依族、侗族、黎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佤族、彝族等民族创制文字。但民族创制文字究竟使用什么字母形式，又成为了当时民族语言工作者面临的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7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召开数次会议进行讨论，并形成《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方案上报国务院。同年12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第63次会议，原则通过该方案。在1958年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周总理指出：“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条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预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总理的报告言简意赅，意义深远，在当时中国文字改革朝着拼音化的背景下，少数民族新创文字最终确立以拉丁字母为文字基础。
自此，在党和国家的直接帮助下，我国先后给壮族、布依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傈僳族、纳西族、侗族、佤族、黎族、景颇族、土族等12个民族创制了16种新创文字。这些民族的新创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因为其字母少，笔画简单，易学易会，在推行的初期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只是在后来推行的过程中，因受“十年文革”的影响和主流文化的盛行，这些民族新创文字有不断衰微的趋势。但是，时至今日，这些民族新创文字仍然在本民族的一定范围内得到传播与使用，其历史与现实价值不容低估。
苗族新创文字的创制过程
苗族新创文字是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创制出来的16种新创民族文字之一。
1952年，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开设了苗语班，为组建后来的苗语调查队奠定了基础。同年，党和国家派出了由当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联合组建的民族语言调查队，由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和王辅世带队前往苗族地区进行了第一次苗语调查。1955年，民族语言调查队再次到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33个苗语点进行为期7个月的调查。此次调查后，初步将苗语划分为东、中、西和滇东北四种方言，并向同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提交《苗语调查报告》。1956年，中国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共同组织了规模多达700人的语言调查队前往民族地区开展语言调查工作，其中由马学良和王辅世带领的第二工作调查队深入贵州、云南、四川、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苗族地区，对多达70个县市203个苗语点进行了详尽的苗语调查，完成了全国苗语的普查工作，并对苗语语音、语法、词汇、声调进行了归纳与对比，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苗族语言文字科学讨论会的召开以及创制苗族文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精心准备，1956年10月底11月初，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出席此次讨论会的代表共有近300人，分别来自北京、贵州、广西、云南、湖南等地。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司副司长尹育然作了《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和苗族语文文字问题》的报告、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队长马学良作了《关于苗语方言的划分和创立苗文问题》的报告、贵州省苗族副省长欧百川作了《关于苗族的文字问题》的报告、苏联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作了《论苗族的语言文字》的报告。
此次会议，把苗语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北部四种方言。考虑到苗语方言的复杂性，如只创制一种苗文，显然不能满足各苗族方言区的需要，会议决定，苗语东部、中部、西部各创立一种文字，改革北部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创制的老苗文。四种苗族新创文字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
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苗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苗文的诞生，结束了苗族人民自古文字失传以来，长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历史。
苗族四套新创文字
四种苗族新创文字都用拉丁字母做文字符号，并尽量与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这对苗、汉两族人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极为方便。几个方言相同或相近的语音都用相同的字母表示，既便于各方言苗族人民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又为将来苗族文字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东部方言苗文。东部方言苗文又称湘西苗文，以湖南省花垣县吉卫镇腊乙坪村的语音为标准音，有48个声母，35个韵母，6个声调。
中部方言苗文。中部方言苗文又称黔东苗文，以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养蒿村的語音为标准音，有32个声母，26个韵母，8个声调。
西部方言苗文。西部方言苗文又称川黔滇苗文，以贵州省毕节市燕子口镇大南山村的语音为标准音，有56个声母，29个韵母，8个声调。
北部（滇东北次方言）改良苗文。北部（滇东北次方言）改良苗文是在英国传教士伯格里创制的老苗文基础上改良成而成的拼音文字。以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石门坎的语音为标准音，有55个声母，21个韵母，8个声调。
自苗族四种新创文字创制以来，一直在试验推行中。苗文进入学校，尤其在小学低年级实行苗汉双语文教学，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用苗文在农村扫盲，效果明显，促进了苗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用苗文记录的苗族古经、古辞，有力地促进了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016年12月，“苗文创制60周年纪念活动暨学术研讨会”在贵州贵阳举行，此次会议充分肯定了新苗文在扫除文盲、人才培养、双语教学、文化传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民族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苗族新创文字将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中起到更大的积极作用。
（作者系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院长）
编者注：由于年迈的苗语文专家李锦平先生因病无法按原计划为本刊完成苗文的前世今生之下篇——新时期苗文发展的稿件，本文由李锦平先生之子李天翼先生代笔完成。我们衷心希望李锦平先生早日康复，期待苗文事业永续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