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藏缅语《白狼歌》研究述评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众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白狼歌》进行了研究，但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至今《白狼歌》的诸多问题（语言性质、民族归属等）还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古音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对《白狼歌》作了一番深入的探讨。现对几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期发现研究中的问题，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白狼歌;语言系属;语词解读;族属称谓
中图分类号：H211/28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9）02-0087-09
《白狼歌》是一首用汉字记音和释义的古代藏缅语诗歌，这“是研究藏缅语族语言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1]据文献记载，《白狼歌》在东汉被刘珍编入《东观汉纪》，其后范晔在编纂《后汉书》时将其收载，并记述了《白狼歌》的创作背景：
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传》曰：‘岐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 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
其后，唐李贤在为《后汉书》作注时，进一步阐述了今本《白狼歌》的形成过程：“《东观》载其歌，并载夷人本语，并重译训诂为华言，今范史所载者是也。今录《东观》夷言， 以为此注也。”①此即言《东观汉纪》记载了这首歌，而且还将夷语的记音汉字一并载入，并依据夷语，按照汉语表达习惯，将其翻译为“华言”，而范晔仅将“华言”编入了《汉书》，未入“夷言”，于是李贤作注时根据《东观汉纪》的记载将“夷言”编入《汉书》，并以此作为“华言”的注释，这便是今本《后汉书》所载的《白狼歌》。这首诗歌一共有三部分，44句歌辞，4字一句，共176个字，每句汉义后都有相应的白狼语记音汉字。其后，唐代徐坚《初学记》、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宋王应麟《玉海》、宋郑樵《通志》、明《永乐大典》、清郝懿行《证俗文》、清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云南史料丛刊》（第一卷）等均有收录，但因所据版本不同，故各本文字上多有出入，这些文字上的差异亦成为后世研究的重点②，兹不赘述。
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国内外诸多学者先后对《白狼歌》的本体性质和价值、语言（词汇、语音、语法）特点、语言的归属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讨③，但因“远夷之语，辞意难正”，[2]855“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④所以，至今《白狼歌》的诸多问题（语言性质、民族归属等）还未取得一致性的意见，自80年代以来，一批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古音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又对《白狼歌》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时过境迁，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有将近40年，如今《白狼歌》的研究似已进入了瓶颈期，为了能更进一步地破解《白狼歌》的“密码”，弥补研究中的缺憾，今着重对几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一述评，以期发现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参考。
《白狼歌》的最新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1.《白狼歌》的族属称谓问题。2.《白狼歌》语言的系属问题，这也是研究的重点。3.《白狼歌》的语词解读问题。现一一对此作出述评。
一、《白狼歌》的族属称谓问题
关于《白狼歌》的族属称谓，学界作了长久的探讨。其中，以王静如先生的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王静如认为白狼语的记音汉字 “偻让”是白狼族的自称，“偻让”的汉字古音是“klou-sou”，其正是“白人”之义。“当我知道倮语‘白’为hlou，苗语‘白’为kleou，因中国上古‘偻’为‘kl-’而构成‘偻’即白狼‘白’的假定”[3]，他又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中找到了白狼故址中那些“夷语”语言，并将其与白狼语的十八个字做比较，发现他们大致相同，这也“更能證明‘白狼’确系偻让klou sou;且此klou sou之转为今日之Haln-sou得了种重要的根据……此语确实为白狼古语之子子孙孙，而此种民族之名Halnso。正乃余构定白狼古名为klou-sou之音变啊！”[3]其后，陈宗祥、邓文峰对此表示了赞同，他们认为王静如的“这项比较研究是很有希望的。因为Hlan-sou族既住牧于雅州，地点与‘筰都’相近。Hlan-sou与Hlou-sou或Klou的音读相似。深入摸索下去，自然可能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4]但是陈氏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纳西族称九龙、冕宁、石棉诸县的西番族为（a lo），疑‘白狼’即（a lo）的记音。而且冕宁县西的泸宁区，县南的森荣公社仍有自称（alamin）或（alamr）的公社成员。这就更促使我们从普米族（旧称西番族）的语言中探索白狼本语的信心了。”[4]马学良从彝族的自称读音“tru-su”与“klou-sou”出发，进一步印证了王静如的观点，“‘偻让’汉字古音据王静如先生考证是‘klou-sou’与今之彝族有自称为楚素 “tru-su”音近。彝语tru意为‘白’，‘白狼’之白可能即tur之意译。今彝语tr的实际音值是舌尖卷舌音（t），多与彝语方言的清边擦音hl对应。如此，白狼歌是彝族的古歌就又多一佐证。”[5]彦华对王静如、马学良等的观点提出了相反意见。他从自称、语音、语义、今地四个方面作了反驳。首先，从自称问题来看，目前尚无文献可以佐证“白狼”与“偻让”之间的关系，“白狼”也许是该民族的自我称呼或者他族对本民族的称呼。其次，从语音问题来看，依据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构拟，“让”应拟为“njang”，王静如的拟音为“sou”，两者无论声或韵都相差太远。再者，从语义问题来看，王静如、马学良等均以亲属语言中称“白”义的语音为“hlou”（撒尼彝语）“kleou”或“kleeu”（花苗）而证明“偻让”的“klou”音就是“白”，对此，彦氏认为“亲属语言读音的近似最多只能表明在某种条件下是有可能如此，而不能表明一定是如此。况且仅仅根据一两个亲属语言的读音就大胆推论，显然不足置信。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大量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材料，更足以证明klou决不是‘白’义，所以王、马二先生的举证实不足为信。”[6]最后，在今地问题上，彦华通过检索《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一书，发现此书所记载的这个西番民族“在音、义、地望等方面无一与王先生拟测的白狼族族称相关”。彦氏对藏语支、彝缅语支、普米语支和景颇语支中表“白”义的各语言点的22个词汇作了对比观察后认为，“白”字的声母多是pl-或phr-，因此，“白”的原始藏缅语形式可以暂拟为plong或prom，它是川西汉源一带普米语支复声元音节的音兼意译。由此，彦氏认为白狼语的系属为普米语支⑤，彦氏对拿亲属语言与白狼语比对这种作法提出的质疑值得研究者思考。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思路是好的，但是仅仅根据个别词语的语音比照就作出结论，这不免会有些武断。虽然彦氏不赞成这种作法，但是他在寻求“白”字的语音构拟并进而断定其为普米语支的实践中，同样也陷入了这种“武断”中。要断定白狼语的族属，不可能仅仅靠一个或几个词的语音比照就能完成，“‘词对词’不是个妥善的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过去的研究的结果很不理想，……由于用‘词对词’的方法，在选择词汇方面就有很大的歧异。”[4]各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从中选择对己有利的“特征词”，数量上或多或少，随意性很大，可验证性较小，这种选取“特征词”的作法还是颇为流行的。另外，彦氏又以白狼部落的活动区域作为论据来判断白狼语的系属。但是，他却忽略了民族迁移、语言交融等这些因素，不同的民族在迁移的过程中促进了语言的融合，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互相吸收语言成分，因此将白狼部落的活动区域断定为今普米语支地区不甚严谨。与前人不同，刘尧汉、陈久金在确定白狼语的族属时，并未从语音角度入手，而是从生活习俗、部落称谓、地理变迁等探讨了“白狼”部落的族属，又结合历史与当地文献的记载⑥，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来确定“白狼”译名在今天少数民族中的保留情况。经过研究，他们认为“羌彝藏、纳西、普米等族及西番人，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它们与汉代白狼夷有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白狼’的含义是养蚕人或丝织者‘布郎’‘不刺’的译音，它是川、滇西番人（包括普米族）的通名。由此可说，西番人是汉代白狼夷的嫡系遗裔。”[7]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文献记载在确定同源关系或民族族属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也要考虑到文献流传中的讹误问题，因为以讹传讹的现象屡见不鲜。另外，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白狼”这个称呼在历代的文献记载中会有不同的名称，而这些名称是“白狼”一词的语音转变还是字形讹误呢，仅仅依靠文献是无法得到可靠结论的，所以文献只能看作一种辅助工具，归根结底还得依靠语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