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批判和新民主主义话语权的确立
摘要：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战线开展了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除在延安开展的反对“三风”的党内斗争外，在党外，分别有针对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鼓吹的“假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及对部分中间派人士所宣扬的旧民主主义理念及其中间路线的批判。通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或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话语，其也成为捍卫抗战胜利成果、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关键词：“假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主流政治话语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10-0081-13
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为了争取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思想战线开展了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其中两次是与国民党的斗争，分别是对国民党的“假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一次是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即在政治上对中间党派进行帮助教育，从思想上对其所宣传的英美式民主主义理念和中间路线进行批判。通过这些思想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迅速成长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话语或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有力配合了捍卫抗战胜利成果、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伟大斗争。
一、对“假三民主义”的批判
三民主义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用以指导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体系。1920年代初国民党进行改组，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三民主义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被称为“新三民主义”。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三大政策被毁弃，三民主义成为一党专政的护身符，其革命性被玷污。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携手，由此带来国民党政策的某些调整，中国共产党予以欢迎，表示“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① 但是国民党并未就此改变对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也不可能对共产党作出本质性让步；于是当抗战形势变得对其有利时，其政策倒退便随之发生了。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方针，会后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反共成为与抗战并行的一大主题。此后国民党虽然仍然高举“三民主义”旗帜，但这个“三民主义”又一次成了反共的工具。就在国民党加紧反共的同时，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也加紧了与官方的配合行动。当然国民党文人的这种行动，并非起于此时，而是老早之前就开始了。抗战爆发后，他们发起了“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运动”；通过创办刊物，组织学术团体和研究机关，发表学术、政治论著，多方论证“中国只需要三民主义，不需要别的主义”②；“除国民党外，不应有别的党的存在”。③如“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声称：“国民党不仅是三民主义底实行者，而且是其首先的实行者、忠实的实行者、贯澈的实行者”，其“实行三民主义已五十年，事业彪炳，成绩昭著”，因此“中国政治问题（应）为国民党所解决，主义问题之答案（应）为三民主义，民主问题之答案（应）为国民党政权”。④ 高风说：三民主义是各党派“最高的共同纲领”，而“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法令，可作纲领的细则”；要承认“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领袖，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主义，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产生的，所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就是全国各党派所信仰的唯一主义，国民党的领袖就是全国的最高领袖，国民政府就是全国唯一的正统政府”。⑤ 陶百川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无论就历史的意义或事实的需要而言，都只能允许国民党存在，“除国民党以外的党，均无存在中国的理由”；尤其是“中國共产党自去年秋发表服膺三民主义取消原有政策的宣言而后，自应归于消灭。现在虽然时见有违反当时宣言的言论或行动，但我们相信这种言论或行动自要归于幻灭的”。⑥ 另外，一些“京沪苏浙旅居武汉文化界同人”发表《对时局的共同意见》，明确宣布“我们只有一个信仰，一个政府，一个领袖”；要在此基础上实现“思想的统一”、“组织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⑦ 总之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理论界以抗战需要以及各党派宣布拥护政府抗战、拥护三民主义为由，否定共产党存在的必要性，割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及其思想的潮流，这股潮流随着国民党官方“防共、限共、溶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肆意泛滥开来。这种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反共思潮，有害于国共合作，有害于共产党的形象和政治威信，也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影响的扩大，必须坚决反对和制止。为此，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对其展开了严肃批判。
批判的序幕是由毛泽东拉开的。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会议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区分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不过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要注意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⑧ 这实际上不点名地指出了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口中的三民主义的“假三民主义”实质。一个月后，毛泽东以叶青为靶子，明确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假三民主义的思想任务。他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的思想”，导致了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发生分裂的危险。现在思想领域的一大任务，就是要防止这种危险。为此，一定要注意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区别开来，“要用真三民主义对抗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尤其对于假三民主义，“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⑨ 毛泽东关于批驳假三民主义的号召迅速得到响应，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中共著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批驳叶青等人的假三民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论调，形成了延安理论界的一场批判高潮。他们指出：叶青之流借口“中国的特殊性”曲解三民主义，“把三民主义转变为可以对内反共，又可以对外妥协的工具”；利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个别词句，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反共的思想，把民贼汉奸的反动卖国的责任涂污在孙中山先生身上。这是“对于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最大的污辱”，是“打扮得最时髦而表现得最淫荡最下流的”假三民主义的“一个标本”。他们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上，在其主要的基本的口号与要求上，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并没有冲突，不仅不冲突，而且基本一致。“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实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所必需，认为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共同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党人信仰马列主义，并不会妨碍我们去拥护真正的三民主义，“不但不会，而且正是马列主义使我们共产党人这样坚决的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能坚决的为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同时“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三民主义共和国共同奋斗”。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纠正把三民主义修正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及曲解它为‘反共防共’的思想武器的错误办法”，“必须在实际行动上实行三民主义的具体的革命的政治纲领”。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才能使抗战建国真正得到最后的胜利。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