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十次留学潮

时间：2023-06-03 19:55:04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人

学习技艺。在此东西文化交流中，值得一提的是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取经的僧人，他们可称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其中功绩显赫者，当推玄奘。

玄奘大约出生在公元600年，是唐代有名高僧。虽已“誉满京邑”，他仍不满足，仍不顾朝廷禁令，只身西去求经。通过千难万险，抵达印度，在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那烂陀寺苦读五年经书，随后游学全印度，多次在印度当时盛行的宗教学术辩论中，舌战群僧，独占鳌头，可谓中华和尚威震印度。当玄奘认为西来取经的目的已经达到，准备携经回国时，鸠摩罗王以建造一百所寺院为代价挽留玄奘；但他不为所动，像当年决心西去求学一样决心回国。玄奘满载经书，翻山越岭，回到中原。他上书唐太宗：“访学，无顾身命。”唐太宗宽恕了违令的玄奘，并建造大雁塔，收藏他带回的经书。

玄奘取经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带回佛教经典650部。在他开设的“译场”里，翻译了佛经74部，计1333卷。而他所著的《大唐西域记》，更是详尽地介绍了西域、中亚、印度、巴基斯坦的历史、地理及社会情况，为后世留下一部信史。

与玄奘同时代的义净也曾带回梵语佛典400余部，他和玄奘、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四大译经家”。这些经书，不仅对中国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作用，还对中国的哲学、科学和文学以及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由于内部派系斗争及回教的传人，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竟逐渐衰退，到13世纪，几乎消亡。有幸的是，它已传人中国，进而传人日本及东南亚诸国，而避免失传的悲剧下场。这也是各国文化交流与留学活动的可贵成就。

在玄奘等人西去取经求学之时，出现了日本大量派遣留学生到中国的热潮。当时日本正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当权贵族决心向封建盛世的唐朝学习。26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遣了17次遣唐使，其中13次有留学生及学问僧（以学佛为目的）同行。遣唐使人数高达四千余人，不过其中大量是水手，真正留学生不足五分之一，而留名史册的只有四、五百人。他们多数在中国留学一、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之久，有的老死中国；回去归途中，又有不少人葬身大海，但真正后来回到日本的那部分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改革，对促进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都起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留学本是有来有往的双向交流。

在玄奘赴印取经一千年后，中国出现了一些同样出于宗教动机，赴欧求学的人。明清之际，耶稣教传教士以学术先行、宗教殿后的方式进入中国。后来返回欧洲时，他们带去了一些中国学生。从1633年至1868年，留学欧洲留名史册的就有132人。他们多是随传教士到欧洲学习神学。所去国主要是意大利，特别是在那不勒斯开设的一个“圣家修院”（也叫“中国学院”或“文华书院”）求学。132人中有106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该学院。该学院创办人马国贤曾在1707至1723年在中国布道，回去时就带走四名中国幼童。这些早期赴欧的留学生在国外逗留时间都很长，少则十多年，多达30余年，他们都有很好的拉丁文造诣。有位康姓学生，1740至1750年在巴黎求学十年，他用拉丁文写下二百多页的旅行游记。另一位留学生沈富崇1680至1694年在里斯本和罗马求学，1684年9月曾到法国见到法王路易十四。法国杂志介绍了这次会见，盛赞他的拉丁语；而沈富崇则向西方人出示孔子画像，介绍中国文化及社会情况。他们中的少数人，如随法国传教士到法国的杨德望及高类思，接触到神学以外的理学；法国国务院秘书长见到不同于一般学神学的中国学生，特请名师教他们物理、化学。他们与曾著有《中国问题集》和《富庶之生产及分配之考察》的法国经济学家杜尔克有密切往来；高类思也曾用法文写过长达482页的报告，论及中国与中国文学、科学之起源。

可惜这期间留学欧洲的100多人回国后，多数终身只充当了传教士。他们中既没有出现像玄奘那样将大量经书带回中国，并译成中文的人；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声音。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应该归罪于满清王朝一向反对耶稣教在中国的传播，耶稣教之教义和中国社会也相差甚远。这些满腹经纶的留学生回国后，只能默默地传播宗教。但是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中国闭关自守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像是黑暗中的几点星火，燃到了欧洲大陆，带去了古老的东方气息；他们虽不是英雄，也是留名史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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