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我国“东方文学史”的三种形态及其建构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学史建构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其中长期流行的第一种“社会学模式”，其特点是把“非西方”的文学（亚非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把握，将来自西方的社会历史学框架模式运用于东方文学，使文学史从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第二种“文化学模式”则把一般社会历史作为文学史背景，既承认社会历史对文学的影响，更注意文学性、审美性的凸显，其本质视角是审美文化，其宗旨是揭示东方文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历史的独特发展规律。“东方学模式”可以作为第三种模式，是把东方文学作为“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和揭示文学的东方元素、东方特性以及文学中的东方认同，总结东方文学的共同性和共通性，包括共同发展规律、共用语言、共同题材或主题以及共同诗学，从而由第一种模式的“非西方的”文学史、第二种模式的“在东方的”文学史，直至发展到“东方的”文学史。
关键词 东方文学 东方文学史 社会学模式 文化学模式 东方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2-0001-11
一、东方文学总体研究与学科成立
谈到“东方文学”，正如谈到“东方哲学”“东方文化”一样，首先要“正名”，要说清楚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东方文学”究竟是什么。
从欧洲的东方学学术史上看，“东方文学”这一概念的产生，比起“东方宗教”“东方美学”“东方哲学”等概念的产生似乎要晚些。作为东方文化中最精致也最为复杂的部分，西方人对“东方文学”的了解和理解的难度要更大一些。在这方面，18世纪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1746-1794）可以说是东方文学最早的“发现者”。他在有关研究著作《亚洲诗歌评论》（1774）、《东方诗歌论》（1770）及法语论文《东方文学论》（1771）等成果中，明确使用了“亚洲诗歌”“东方诗歌”“东方文学”之类的概念，据于俊青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威廉·琼斯与英国的东方学》第四章中的研究，“琼斯‘发现’了东方文学，也让西方人‘发现’了东方文学。虽然东方文学源远流长，但长期以来西方人却对此所知甚少。在他们眼里，只有西方才有文学，东方根本没有文学，更没有伟大的文学。琼斯的工作第一次真正打破了欧洲人的这种偏见……在对东方各主要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单独译介、研究的基础上，琼斯还初步从总体上观察整个东方文学，使分散的各民族文学第一次联系起来成为真正的‘东方文学’，让欧洲人第一次有了完整的东方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视野，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于俊青：《东方文学的发现——威廉·琼斯与英国东方学的兴起》，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第4章，第82～83页。但是，在此后19世纪至20世纪的200年间，像威廉·琼斯这样的从整体上全面译介和把握东方文学的学者，在西方十分罕见了。能够继承和光大威廉·琼斯的人也凤毛麟角。毕竟文学的研究需要以语言的学习和掌握为基础，在译介尚未达到一定规模时，东方文学的研究很难深入全面地展开。至于我国学界，对东方文学的了解与研究当然早于欧洲。例如，就印度文学而言，相比之下，西方虽然有很多的梵学家翻译介绍了许多梵语文学著作，但又怎能与我国在长达八九百年中译出的佛典（含很多的文学作品）相比呢？同样的，西方的日本文学研究虽然也不乏其人，又怎能拥有中国人这样的对日本文学之理解与译介的便利呢？说到底，东方文学研究的真正实力派还是在中国，在东方。
但是，在“西化”的大背景下，从19世纪末开始到整个20世纪，主流的学界实际上是紧盯西方的，西方学界对“东方文学”概念的淡漠态度也势必影响了我国。对此，早有研究者指出：“尽管从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就频频使用所谓‘东方文化’‘东方哲学’之类的概念，但却很少使用‘东方文学’这一概念。查阅那一时期的文献资料，虽然有不少研究东方各国的国别文学的文章，但却找不到一篇有关‘东方文学’或‘东洋文学’综合的或比较研究的文章，可知当时‘东方文学’（东洋文学、亚洲文学）的概念及学科意识还没有形成。”③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1、1～2页。原因之一是东方各国的国别文学刚刚起步，人们只注意文学的国别属性或语言属性，故而使用“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日本文学”“波斯文学”等具体概念，尚未把这些国别文学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整体加以看待。实际上，我国对东方国别文学的翻译、评论与研究，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起步，笔者曾对20世纪一百年间我国的东方各国文学的翻译、评论和研究，做过目录学上的统计。据粗略统计，在东方各国文学中，仅单行本译本（含复译本）而言，日本文学的译本最多，达两千余种;印度文学居第二位，近五百种;阿拉伯-伊斯兰及其他中东各国文学的译本居第三位，共二百来种（如果算上《一千零一夜》的各种改编、改写本，则有四百来种）。其他东方国家，如蒙古、朝鲜等东亚各国和越南、印尼、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文学的译本也有二百来种。以上东方各国文学的译本加在一起，有四千种左右。在评论和研究方面，一百年间，我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东方文学（不含有关中国文学与东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的研究论文有四千多篇。其中，1904年至1979年近80年间，平均每年发表约15篇;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间，平均每年发表130多篇。1980年以来，出版的各种东方各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教科书、专著等已有近百种。其中，有关“东方文学史”類的东方文学总体研究的著作和教材，也有三十来种。③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从总体上把握外国文学，是从对“西洋文学”的把握开始的。“西洋文学”的概念自觉早于“东方（洋）文学”，例如，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一文中，对大学中的“经学”“文学”两个学科，其中在文学科中，他主张分“中国文学科”和“外国文学科”两个学科，而在两个学科的课程（科目）中，都有“西洋文学史”一门。王国维的建议在当时并没有立刻被近代新型大学完全采纳，但却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7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王国维的课程系统中，有“西洋文学”，也有“中国文学”，却没有与“西洋文学”相对的“东洋文学”，显然是以“中国文学”代“东洋文学”了。王国维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文学的情况并非完全不了解，他也读过佛经，对印度文学的情况也不是全然不知，但他还是没有主张在文学学科要讲授“东洋文学”，表明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在文学的空间分布上，早早就确定了“中西文学”的观念，以“中国文学”来对“西洋文学”。但是，另一方面，既然“西洋文学”的概念被明确提出来了，实际上也有助于“东洋文学”概念的诞生。但是，“东方文学”这个概念，一直到1950年代才开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