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化视角的权力人民化
［收稿日期］2007－04－26
［作者简介］伍漓恋(1968—)，女，广西桂林人。讲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摘 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起源于社会，是社会劳动者的权力与利益的紧密结合。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政治脱离并远远高于社会，权力与社会劳动者发生分离。随着人类由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了走向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即政治回归于社会，其实质是权力回归于人民的权力人民化过程，目前的中国正处于政治发展的这一时期。
［关键词］政治社会化；权力人民化；民主
［中图分类号］D034.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3－0051－03
政治社会化被普遍认为是人们认识和学习政治知识，培养自己政治能力的过程〔1〕。但当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围绕社会劳动者与权力，重新考察政治与社会的关系时，政治社会化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特指人类社会由阶级社会的政治走向无阶级社会的政治进程，它要求“将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在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条件下，回到社会之中。”〔2〕这意味着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人与政治权力关系的质变，是政治权力回归社会劳动者，回归人民的权力人民化过程。
一、政治起源于社会但在人类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脱离并远远高于社会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政治起源于社会，是人们社会劳动的产物。因为，人们为了生存，必须从事生产劳动，但单个人的劳动是无法满足自己的生存需求的，人必须从事集体劳动，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了超越单纯的血缘关系的多种关系，这些超越单纯血缘关系的多种关系构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我们称之为社会。社会就其本质来讲，是建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人类关系的总和。由于人们的劳动始终围绕着人的利益需求，社会即为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中，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这是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常态，但也存在共同的社会整体利益，如一个最大的社会整体利益就是“社会稳定”问题。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对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用来协调人们利益关系的力量，是具有公共权威性的力量，我们可称之为权力。这样，一方面是人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具有公共权威性的权力，两相结合，政治应运而生。因此，政治“应该以人的社会关系为根本前提”〔3〕，社会是政治的基础。
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运用具有公共权威性的力量对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的政治过程，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谁是权力的拥有者？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政治观与西方的理性政治观给予了不同的回答。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从抽象人权观出发，详尽地从逻辑上论证：“具有公共权威性的力量”是来自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力量所构成的，而且人的力量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赋予。西方的政治思想家详尽地论证了“权力是个人力量的转化”，这为现代西方政治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认识“人与权力”的关系问题，使其理论脱离社会实际而具有唯心性；另外也视权力为所有人的权力，忽视利益的分化的现实，模糊了权力的阶级性。
尽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那样论证权力是个人力量的转化，但详尽地论述了原先为社会劳动者共同拥有的权力如何成为少数人专有的权力，从而使政治与社会发生分离的。马克思指出，在原始的氏族社会，权力是公有的，而且权力在使用的过程是平等的。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劳而所获和共同劳动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个体劳动，产生人们之间平等的劳动关系，继而导致个人利益与集体的社会整体利益的统一，具有公共权威性的力量是为大家所有的，同时得到大家的服从和遵守，成为社会的必然现象。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在生产领域出现分工的变化，原先平等协作的劳动关系发生质变，变得不再平等，与此相适应，人们的利益关系出现分化，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不再统一，“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4〕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为了个人利益，具有公共权威性的权力成为人们争夺的工具。在权力争夺的过程中，权力逐渐为少数人所掌握，这是一群拥有生产资料但不从事劳动的群体，他们以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国家的形式运用权力。至此，权力与社会劳动者发生分离，权力成为少数人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政治脱离于社会，而且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成为统率这个社会的力量。
政治权力何时才能回归于社会，成为社会劳动者共有的权力？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实际前提：一是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是消灭这些人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的对立。这两个条件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必须前提的〔4〕。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政治将回归于社会，社会劳动者与权力将再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是政治社会化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19世纪，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日益社会化的过程中，唯有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自己掌握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改变自己受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并在极大地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发展，最终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俄国、中国等一系列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本国之路。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的建立，实现了社会劳动者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的根本转变：一方面，明确了人民当家作主，国家政治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明确国家权力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因此，社会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心不再围绕国家权力的争夺而展开，而是以社会为中心，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广大社会劳动者创造更多的物质文化财富。这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化，主旨是国家权力改变早先的远远高于社会，与社会严重脱离的状况，开始回归于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的实质，我国有学者把这一进程描述为“走向社会政治的进程”〔5〕。
但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本应回归社会的国家权力却表现出脱离于社会的极权现象，并导致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带来国家权力与社会劳动者利益的严重背离，产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机。其中的极端表现有：前苏联20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阶级矛盾，对国内所谓的“阶级敌人”实施大清洗；中国从1957年的反右到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都是将国家权力极端化的典型例证。
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发展违背其实质，产生国家权力与社会、与广大劳动者的利益严重背离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者对重视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没有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的极权化现象发生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坚信：国家政权是推动社会，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基础上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内，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因此，生产力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如何实现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必须运用国家强制力，尤其是在过渡时期，运用国家权力剥夺剥夺者。在过渡阶段完成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在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明确提出了自上而下，运用国家权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除少数敌对分子以外，社会成员都是国家主人，即无利益根本性差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声音及行动代表的是绝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人民管理国家的过程。这些理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历史意义，但不是永久适宜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没有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发展这些理论，反而把它们教条化，最终为国家权力脱离人民需要的极权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二，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紧迫性，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走向极权化的实践前提。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面临的是险恶的、企图扼杀这些红色政权于摇篮中的国际环境，如何保证红色政权的存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必须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在短期内要使生产力获得大发展，除了运用国家强制力以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落后国家依靠国家权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是发展必由之路。法国、德国的发展为这些国家提供了良好的例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苏俄“战时共产主义”的先河；列宁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习德国人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效仿这种国家资本主义，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效仿。”〔6〕这种观点影响了整个党，“民主”一度成了消极词。卢森堡曾对布尔什维克党不重视民主的现象提出这样的批评：“尽管民主制有其缺陷与短处，但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即取消民主，却比它想救治的疾病更糟。”〔7〕
第三，这些国家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身上所烙下的深深的印记，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权力极权化的社会基础。这些国家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与社会合二为一。当西欧人已经对国家与社会、政治事务与私人事务划出明确的不能轻易逾越的界线时，这些国家的民众依然不过是沙皇、皇帝陛下忠顺的臣民。在这些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对普通人而言，集权、专制是比民主更为熟悉得多的东西。
这些国家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大都关注于如何迅速有效的把一种意志付诸于实践，在这么做时，可以不考虑任何原则，完全忽视不同的意见。在前苏联，在党内斗争中，到1938年布哈林被判处死刑，直到斯大林去世，在苏联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反对他的声音，斯大林位居权力之巅，除他之外，所有人的权力都等于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鉴于前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人们所有的国家权力并未切实有效地服务于人民的利益需求，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心由传统地巩固国家政权转向创造更多的政治条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即满足人自身的利益需求，这意味着中国政治发展在重新认识国家权力与人民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开始走向社会，实现国家政治权力回归社会，回归人民，回归社会劳动生产者，其目标可以概括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达到事实上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全体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生活的高度自治和高度社会化；在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控机制上实现程序化、科学化、公众化、制度化〔8〕。
三、政治社会化的本质是权力人民化
社会是由人与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一个复杂的网络，将曾经脱离于社会并高居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治权力回归于社会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其实质是国家权力的人民化，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在现今的中国，国内社会的发展和面临的国际政治的压力，重新认识国家权力与人民的关系，实现权力人民化，是中国政治生活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权力人民化创造了内在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目标进行的生产组成形式的变革，即由计划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转向市场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生产资料的所有形式和产品的分配形式都发生了变革，直接导致中国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重组，利益的分化与重组带来人们之间关系的变化，社会关系结构处于变革之中。社会关系结构变革的主要表现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协调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重任。当代中国社会利益主体最根本的利益需求是要创造一个能够满足并保障自己需求实现的社会结构。在其中，利益意识的唤醒和强化直接带来人们对权力认识的变化，由过去变动地去寻求权力的保护和保障，转向主动积极地诉求权力，要求国家政治权力切实成为社会各个劳动者利益的保护及保障。
第二，全球化带来政治价值观的交流与碰撞，以及西方少数国家别有用心地对中国政治选择的非难，是推动权力人民化的外在动因。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两相结合，加上以美国为首的信奉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政治的攻击，直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形成强烈的冲击，冲击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国家政治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按照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实行多党制，实行三权分立，唯有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才能切实保证人权。这样一些论断严重地影响着一批中国人的思想。对此挑战的最有力反驳和回击是什么？“事实胜于雄辩，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最有力的驳斥，是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好，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应有的权力。”〔9〕
一方面，权力回归于人民的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发展的本质，另一方面，权力回归人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回应国际政治挑战的必由之路，两相结合，权力人民化迫在眉睫。但由于社会主义中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必须把握的是：围绕权力与人民的中国政治生活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它必须适合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适合中国社会环境和社会需要，而决不能抄搬他人的东西。”〔10〕为此，在中国政治走向社会化，实现权力回归于人民的民主进程中，重点要加强以下三方面的政治建设：
第一，加强对政府权力运用的监督，这是权力人民化的外在保障。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进程中，一方面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政府权力不能完全归于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发展需求，需要政府拥有一定的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权力，同时，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需求，也要求政府拥有一定的权力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这样，政府运用权力进行利益协调仍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主导，这在保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产生大量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对市场进行不正当的干预，进行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要严厉杜绝滥用权力现象，使政府工作人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自觉地认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真正做到权为民用，唯一最有效的途径是权力始终处于监督之下，完善社会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
第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这是权力人民化的根本途径。社会劳动者的政治参与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其一，社会劳动者能通过各种合法渠道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其二，社会劳动者的参与切实能对政府的权力运用发生效力，即影响政府的决策。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社会劳动者才能通过参与到权力的运用过程中来保证自己的利益，实现权力的人民化。
第三，加强法治建设，这是权力人民化的核心内容。法治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意味着任何人的合法行为若受到无论来自何方的非法妨碍，都可以求助于法律的帮助排除妨碍。也就是说，在这里，法治国家将使法律不仅仅是社会公民用来维护自己权利的手段，而是能够真正有效维护自己权利的权力。因此，当社会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权力人民化视为保障自己利益最有效的手段时，法治是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从政治回归社会的政治社会化的视角认识权力与社会劳动者的关系，是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新途径，尽管在现阶段，完全实现权力人民化的社会条件并未成熟，但积极推动政治生活以社会为中心、以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是实现权力完全人民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的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55.
〔2〕刘德厚.广义政治论——政治关系社会化分析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68，21，289，268.
〔3〕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7，1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39.
〔5〕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48.
〔7〕李铁映.论民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83.18.
〔责任编辑：张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