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制衡机制与反腐败
书记带头设立的一系列领导小组（委员会），以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若从权力制衡机制的建设视角出发，您怎样看待这些举措？
李成：理解这个问题，还是要围绕集体领导，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已经在不断地成熟，这种成熟也表现在领导人要以集体领导的体制和机制，更好地推进政策而不是限制政策的落实。正是因为这样，才要采取设立领导小组的方式来解决最高领导人权力受限很厉害的问题，否则什么都推进不了。
集体领导或权力制衡总有一些不利之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这种矛盾，在西方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在中国主要是集体领导之间的，从而使得很多政策贯彻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西方的总统还是中国的总书记都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的集体领导本身的制度化建设发展很快，正因为这种快才需要通过建立各种新的决策机制来避免集体领导体制负面限制，从而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这并不是要完全摆脱集体领导，它恰恰反映了中国政治发展在不断寻求一种“最好”的平衡，即集体领导的制衡与政策的果断推进之间的平衡。因为弄不好就会造成国家治理和政策无法落实的僵局，像美国政治中就有很多僵持，最明显的就是最近两年，这种僵持到了一种白热化的地步，直接导致了政府瘫痪而不是有效的治理。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过去一些年来政治治理为什么没有做好，原因往往是官僚体制内的消耗使得政策难以有效推出和落实，而现在正是在过去失败的或不尽人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尝试，这些尝试会带来很多的探索和变化，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这是中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大变革时代既有挑战又怀希望的新启动。
责编/刘建 美编/李祥峰
中国精英的转换速度之快是其他国家罕见的，而这一切都是在一个看似“一党执政”的体制中发生的，它外观上的“不动”和内部的不断驱动和轮换，就是中国政治很大的特点，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动”或者说是僵化，而忽视了它内部的不断更换的灵活性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国外看来，像中国这样一个“洲际大国”如何管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一种权力的分配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变化。这些制度上的变化包括权力终身制的消除，即邓小平提出消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也提出了对各级官员年龄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还有中央领导层面官员名额的地方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