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与反思中超越福山叙事
[内容提要]近年来，围绕福山新叙事展开的相关探讨使中国理论界出现了新一轮福山热现象。但要真正理解相关论争中蕴含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除了需要关注思想史维度的文本解读之辩外，还应当深入论争背后潜含议题的层次，解读中国学人希望借阐释福山叙事所传达的理论观点与政治意见。因此，通过针对福山叙事是否发生转变、福山新叙事的解释是否充分、福山对中国议题的探讨是否合理等议题论争的解读，我们不仅可以总结出福山叙事及其中国衍生阐释中的局限，而且可以引出中国政治发展理论本土化建构的任务。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对于论证本身的认真反思，并回到中国立场、中国问题和中国方法上来，与中国实践相匹配的中国理论的创新发展才可能由希望变为现实，从而引导前者沿着中国道路继续发展，贡献出更多的中国智慧。
[关键词]福山叙事;历史终结;民主化转型;本土化理论
众所周知，从冷战末期至今，曾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弗兰西斯·福山给中国学界陆续带来了几波理论冲击。其中，对于福山叙事2.0修正版的出现，中国学人们尤其展现出了理论探讨的热情。事实上，透过中国理论界20余年来围绕福山叙事所展开的论争，我们或许会发现，福山及其论断本身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探讨中国问题的符号而获得了其使用价值。诚然，鉴于福山叙事本身具有的完整而富有动态性的逻辑体系和相当庞大的理论内涵体量，超越这一叙事的目标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在尝试撬动这一理论体系方面将无所作为，相反，结合福山本人所不具备的中国立场、中国视角和更贴近中国实践的经验总结，我们并非不能提出一些在迄今为止的福山叙事解读与论争中尚未充分展开的新问题。
一、反思“历史终结论”的西方中心主义起点
通过对福山叙事结构中“变与不变”成分的解析，我们可以确定，正是“历史终结论”这个宏大的论断构成了福山叙事的稳固内核，因此，对这一叙事的超越也需要首先从这个理论原点开始。从学术批评的角度着眼，“历史终结论”这一福山始终未曾放弃的叙事结构的要害就在于设定了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恰是需要扮演“历史终结者”的自由民主制度所无法承担之重，更是与被“福山们”寄予厚望的美式自由民主大异其趣。在这个“半截子拿破仑”的叙事中，人们最终会发现，新鲜的问题所构筑的归根到底只是陈旧意识形态结论的掩体。
众所周知，在西方历史哲学的视域内，东方政治史，尤其是中国政治史一直是困扰包括黑格尔、韦伯在内的这等理论巨擘的命题，即使是马克思，也只是小心翼翼地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规避着对于谜一般的东方世界的正面剖析。当然，随着世界史研究视野的扩张，信息的不足已不再构成破解东方难题的主要障碍，因而对于长时段中国政治史变迁的解释也随之被正式纳入西方理论界世界秩序理论的分析框架内。但即便如此，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理论家们仍然不可能真正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负与偏见，来真正客观地评判中国发展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如果说，在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争论中，还体现出正处于上升期的西方世界存在的对于东方社会的某种不确定认知的话，那么，以法国大革命为分水岭，随着关于东方社会的种种乌托邦想象逐渐瓦解，一种带有强烈否定、批判意味的“东方社会停滞论”占据了舆论主流。比如，在赫尔德的印象中，笼罩在可怕的专制主义之下的东方社会就“如同冬眠的动物一般”。[1]因此，“在中国在印度在美洲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历史的进展，而只有一种静止不变的文明”[2]。而穆勒、亚当·斯密、兰克等西方理论大家也无一例外地认为东方社会处于一种“静止循环的状态”。正如萨义德所意识到的，西方世界中的东方主义，其实质不过是“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3]一种带有强烈殖民和压迫色彩的权力机制。
回到福山叙事的主题上，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承认，无论在激发其“历史终结论”的历史哲学认识方面，还是在引起其叙事重点应时而变的现实评判方面，福山与其理论前辈们都并无实质差别。这一点，不仅表现在“东方社会停滞论”为福山叙事注入的文化基因，而且反映为一种20世纪资本主义帝国扩张所带来的“自由主义的自负”。就如有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霸权国家或者争夺霸权的国家一般都要在竞争中将自己高度抽象的思想符号上升为普遍主义，赋予其普遍性的形式，并把它说成是唯一合理的、普世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霸权的短暂时期内，福山的思想其实配合了美国短暂霸权的外交和外宣。这就是为什么‘普世价值’思潮短暂流行的原因。”[4]正是西方历史性的自负与资本主义现实性的自负叠加建构了“历史终结论”坚固的政治思想基础，只不过随着西方社会相对于东方社会绝对优势地位的逐渐丧失，清醒如福山者已经开始习惯于不再盲目乐观地俯视东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福山已经彻底地放弃了用静态维度观察、定义中国政治史的惯例。相反，当我们读到福山所谓“现代民主是基督教对人类尊严阐述的一个世俗版本，基于它们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也证实对非西方国家有作用且可实施”[5]的论述时，当我们注意到福山在描述中国问题时所反复引用的“威权政体”这样的概念时，我们就不难确认，在真正客观评价中国政治古今之变的道路上，福山并未实质性地超越穆勒，正如有中国学者如此评论道：“许多美国政治学家一直用‘威权主义’来称呼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他们的眼里，一百年来的中国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而已。但这展现的其实只是理论的贫困：这些学者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6]于是，“福山一涉及到中国的问题像他的许多前辈和同道一样，马上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马上说成是中国没有民主的结果”[7]119。这是包括福山在内的西方学者无法克服的思维惯性束缚，当然也相应地限制了他们在真正“知华”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申言之，既然我们确认了，上述体系的理论基础内部不太可能容許自我否定因素的出现和成长，因而也就不太可能被真正地自我颠覆和超越。那么相应地，颠覆这一体系的动力就只可能来自于体系之外，特别是对应体系的批判性力量，而这恰是掌握了实践批判武器的中国理论界所亟须着手的工作。
当然，我们对维系福山叙事历史哲学基础的批评还不应止步于此。从事实和逻辑相结合的批评视角出发，剥离开包裹在“历史终结论”外围的种种光鲜的道德理由与必然性依据外衣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反历史的自由主义致命自负。一方面，我们无法想象在缺失了历史赋予资本主义和西方的普遍性“硬实力”的情况下，“历史的终结”会具备任何乌托邦之外的现实性含义;正如假设“历史的终结”不是基于任何可靠的道德理由，而反映为一种可以依据诸如“国家能力”之类可视标准衡量的普遍规律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公元前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或者公元7世纪的远东世界没有出现任何“历史终结”的迹象。反之，如果我们选择最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的信条，确认自由民主制度是因为在道德上拥有某种无法比拟的优势而成为普遍规律的话，那也不过是因为我们在历史的現实节点上打开了上帝视角，而且决绝地剥夺了先人打开同样视角的可能。同时，福山“历史终结论”面临的第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其实无须来自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内部。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现实中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粗暴地在这条历史线索上选择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宣布这就是“历史的终点”，无疑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因为它不但阻断了西方制度未来演化的进路，而且导致了一种对于历史时间的虚无主义恐惧。
另一方面，归根结底，往往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终结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只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西方世界全球扩张在特定阶段偶然进展所带来的一种致命的自负。只是放在特定的短时段历史中，它才具有了有限的解释力，但按照其设定的一般逻辑，人类的历史其实在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都可以被宣告“终结”。幸运的是，资产阶级之前的统治集团尚未具备这种自觉，这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缺憾，但没有了这种缺憾，人类历史又会呈现出何种面貌呢？
总之，“历史终结论”本质上并不是多么新鲜的产物，无论是它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基础，还是资本主义与西方世界历史优势对西方优越论的强化论证，都有其清晰的演进脉络可循。迄今为止的“历史终结论”的支持者及其反对者的论争，更多的聚焦在“历史是否终结”这样高度依赖于各自选择的哲学立场和“政治正确”原则所规定的议题范畴，相较而言，如果中国的福山叙事批评者能够尝试用历史的逻辑来重新解构“历史终结论”，或许将在不经意间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理论反思迂回路径。
二、福山叙事2.0修正版的橾作性与逻辑困境
毋庸置疑，福山叙事是一种典型的元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福山拥有与18世纪的黑格尔同样的理论雄心。然而，如同包括其导师亨廷顿的理论在内的所有元叙事最可能遭遇的挑战一样，福山所设想的理想民主政治的建构次序在现实世界中始终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可操作性资源匮乏的挑战。在自由民主制度实践的民主化维度里，“天鹅绒革命”“阿拉伯之春”这类外力推动型“民主化”运动仍然沿着聚焦参与和竞争指标的简化推广型美式民主轨道展开，而其西方推动者丝毫没有表现出代之以新逻辑、新模式的主动意愿。其次，“福山们”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就像共和党2016年新党纲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所展现的那样[8]，真正主导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没有耐心在“威权国家”培养认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福山主义者”，却更倾向于选择那种“简单粗暴”的遏制政策，而这种举措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反弹”将极大地抵消福山“和平演变”的努力。另一方面，对于民主政治的功能抱有某种不切实际幻想的后发国家的人们，又不大可能具备按照“理想模型”步骤稳步抵达“丹麦化”目标的理性能力和耐心，由此所导致的实践体验的缺乏又将反过来进一步降低“福山方案”的吸引力。正如有英国学者所总结的那样，福山修正后的“历史终结论”仍无法规避这样的实践矛盾，即“如果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民主是最好的方案，但我们发现，必须推迟民主才能使民主正常运作，那么政治就会变成乱糟糟的活动”[9]。此外，在对政治发展暴力引擎问题的看法上游走于马尔萨斯和达尔之间的福山，虽然通过拉丁美洲的案例证明了“和平的代价”，但也仍然无法断言暴力工具就是绝对有用之物，这种两难境地同样无法给予“福山方案”足够的可操作性支持。如此种种现实困难，使得福山叙事在现实中不可能替代美国的实际权力者所更为欣赏的传统民主转型范式，而转化为国家层面实际政策可能性的削弱才将是在不久的将来对于福山叙事影响力存续的最大威胁。
反过来，当福山的方案用于矫治自由民主的西方实践时，问题似乎也不会变得更加简单。由于这样一个悖论——“如果你想要一个更放任的政府，你就得通过强大的政府控制来实现。否则你就会遭遇美国过去二三十年来经历的情况”[9]——在面对自由民主“政治正确”原则时无疑是根本无解的，福山其实无法说服他昔日的新保守主义战友们在“是否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方面作出妥协;而在另一侧也不可能让大众继续保持对新保守主义方案的信心，他甚至不可能劝说后者在把美国的更多资源由实现民主扩张的全球野心转回解决其内政方面的“国家能力不足”困境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此外，与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福山总是在重复的“自由总是一件好事”的老调，也限制了他在更深入地探究国家治理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毕竟，一般性地为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唱上两句“政治正确”的赞歌是十分容易的，但这种认识本身却不可能给解决现实条件下资本力量更强有力地操纵媒体、影响言论，进而获得对所谓“自由社会”中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支配性权力的问题提供多少助益。[10]
与可操作性方面的困境相比，福山叙事所引入的新解释结构在运用中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双重标准”也将极大地影响其在后发国家的理论声誉。无论如何，福山叙事中的一以贯之的以自由民主制度为唯一“历史终结者”的执念，都限制着其修正的分析框架更好地运用于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在面对从结果上看并无二致的复制障碍时，如同所有的自由主义者一样，福山也需要直面其理论体系同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如果说“民主化”过程中的某些问题还可以比较合理地被纳入“国家构建滞后”的解释框架中去的话，那么，对美国政治现实的考察则相对更难以自圆其说。这是因为，福山需要美国政治发挥一种现实标杆的作用，否则“他的理论就要沦为脱离实际的乌托邦”，但这种选择又伴随着极大的风险性，因为“一旦英、美国家呈现出有违‘乐土’理想的迹象，他的理论根基就会发生动摇”。[11]因此，他对于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相似境遇的态度是存在着根本差异的。在福山叙事中，不乏通过不经意间混淆美国民主与自由民主概念的边界，把前者的复制困难归因为某些“特例”，又通过设置一系列无法再现的特性条件将后者的复制困难归为不可逾越的障碍的例子。然而，他却不能确保这种“双重标准”的小聪明不受到变化中的世界的无情嘲弄，比如土耳其近年来的政治变迁就冲击了福山关于“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处于健全的民主阶段”的论断。[10]
又如，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福山指出：“在民主社会里按照民主程序发生的分离主义不是国家能力问题，但在非民主社会里发生的分离主义就构成国家能力问题。”[6]当然，在剥离制度运行效果与制度性质关系的问题上，福山也需要解释为什么同一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制度运行效果差异的问题，“苏联的衰弱”就必然导致制度崩溃，而“美国的衰弱”却只是一种“有待克服的机制性障碍”，因为在历史上，我们不难找出类似的反例——比如雅典与斯巴达，或19世纪的拿破仑法国与沙皇俄国。
再如，当福山声称“民主的优势往往在逆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2]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忘记了在一个历史的长时段中，这样的逻辑完全可以适用于特定的民族、特定的文化或特定的治理制度，而民主特别是自由民主制度是没有垄断这种在多次检验中被确定为“最不坏者”的资格的。类似地，当福山多次强调“我们不能基于短期表现作出长期评价”[13]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准确地知道，这种“短期表现”的标准何在，或者即使我们可以接受1800年以后至今的历史进程就提供了所谓“长期评价”的有效时间参照系，我们也将在把200年的历史和2000年以上的历史进行比较中陷入新的困惑。显然，福山的解释框架本身并没有为像其他狂热的新自由主义者那样引入暧昧的道德元素或不可靠的经济理由预留空间，那么，这种由意识形态偏见所造成的逻辑矛盾就将更无可回避地构成福山叙事中难以掩盖的缺憾。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那样：“福山这种纠结立场无疑彰显出西方学者在调和作为意识形态认同的民主和作为政治实践的民主之间矛盾时遭遇的困难。”[14]
三、超越福山叙事的多种可能路径
当然，我们可能探索的超越福山叙事的路径还远不至此。
在最基础的文本研究中，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对福山叙事提出追问的方式来“逐个地与之争夺阵地”。比如，这些问题可以包括：福山问题意识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对应于东西方政治制度对比状态的变化？福山的修正方案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对民主政治和民主化弊端的矫治？我们是否可能打破福山预言对中国模式持续性的悲观判断？那些几乎得到公认的中国特色能否破除其与西方经验中一些基本价值原则间的兼容性壁垒，成为更具普遍性的自由民主的替代制度？如此等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发挥不必受限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赋予中国理论工作者的独特优势。鉴于盛赞自由民主制度是用“欲望替代了其他雄心”的福山根本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弊端的那种有力而深刻的批评——如德里达所言：“这样一种话语（‘历史终结论’）对于那些庆祝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它与自由民主的先天注定的联盟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称心快意，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这样病入膏肓、这样摇摇欲坠、这样危机四伏过，甚至在某些方面它已大难临头，而在总体上已经灭亡。”[15]——只能来自于站在自由主义
阵营之外的，一开始就有理由比福山看得更深、看得更准的非自由主义派别的理论工作者。正如有中国学者指出的：“近30年来，由于华尔街的权力急剧扩张，不仅国家能力遭到资本的伤害，民众的民主权利也遭到资本的伤害。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美国社会的民主不是在成长，而是在退缩。”[16]这些事实能够得到来自于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数据的有力支持。更重要的是，从最初的高歌猛进到世纪初的屡遭挫折，同时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步伐与其遭遇的失败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是这个矛盾世界的真实，当然，也折射在了福山叙事从最初阶段到修正版本的变迁过程中。就其本质意义而言，用个人理由解释福山叙事的变迁是存在着一些缺憾的，而将其视为“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为处于困境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作的一次最激进的辩护，不仅回护其政治基础，而且试图恢复自由主义的绝对话语权”[4]的一次努力则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催生“福山主义”的时代背景，进而为对其加以解构做好必要的理论准备。
总而言之，从形形色色的“唯洋是从”到尝试与西方同仁比肩，20世纪以来的中国理论界曾经历过一段异常艰辛的心路历程。其实在这一过程中，又岂止是福山，西方同仁们推销的“政治文化决定论”“中等收入陷阱论”“民主化转型范式”等都曾一度令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理论界在尾随中倍感困惑。只不过不无幸运的是，针对这些包含不同程度误导元素的理论都在彻底俘获中国理论界之前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实践领域真正批判性力量的否定性检验。但对于肩负着中国话语走向世界重任的中国学人们而言，理论批判缺位的“拿来主义”往往也是创造性思维缺乏的“文化自卑”的孪生兄弟，我们并不应该期待实践的批判总是先于理论的自觉产生力量。通过对福山叙事的整体解读与反思，我们不难意识到，在过去的20多年间，缺乏与福山叙事相匹配的叙事体系，使中国学者在与福山之类的西方学者的沟通对话中常常陷于被动的境地。尽管也有中国学者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冒着某种学理逻辑上的一致性风险，福山仍会坚持“尽管美国的不那么好，但我不认为就可证明中国的好”[7]120的意识形态教条，但在这个问题上，用“福山反对福山”并不是最佳选项。坦率地说，无论是形變意义上的福山，还是质不变意义上的福山，其理论框架和某些具体论断被中国学者用来论证、支持自己的观点本无可厚非，但这种合理性依据的价值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对于此类外在依据的过分依赖，可能意味着中国学人自主思考活力的衰竭。在大多数情形下，当我们不得不按照对方设定的套路逐一提出反论时，我们选择的其实是一种毫无胜算的战斗方式，因为零散的意见在面对体系化学说时总是孱弱无力的。
孔子有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毛泽东则更明白地指出：“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17]中国模式最为坚实的根基，从来都不可能来自于中国的实践之外的外部元素;同样地，对于中国方案的信心，也需要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们在自信地走好自己的路的过程中通过自觉的理论建构来逐渐强化。回到福山叙事所引发的反思上，正如有学者所言：“福山不会比关心美国的问题更关心中国，关心中国主要是我们自己的事情。”[18]展望未来，中国理论界同仁们需要探讨的，或许并不仅是“福山告诉了我们些什么”的问题，因为只有当我们在解决“我们能够告诉福山些什么”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意味着中国理论的发展终于开始追上中国实践的步伐，也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在中国方案最终开创出一种有别于“福山式”的历史发展前景中真正展现出理论界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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