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经济外交：从确保自身发展到引领全球治理
经济外交作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间获得重大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改革开放为标志，70年的新中国经济外交历经两大时期：前30年为一个时期，后40年为另一时期。以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为标志，中国经济外交经历全面、深刻变化，正在步入全新时代。新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变化，由国内形势与国际环境共同决定，每一时期具有不同定位，展现不同态势，发挥不同作用，做出不同贡献。沿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轨迹，新中国经济外交也经历着从“确保自立，寻求突破”“助推开放，融入世界”到“直面变局，引领全球”的历史转型。
确保自立，寻求突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站了起来。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治独立。为此必须尽快实现经济自立。如何在国内百废待兴、国际被多面围堵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自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突破，成为新中国经济外交的历史使命。
（一）建立自主经济外交。新中国一成立，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政治独立，包括外交独立。而要确保政治独立，必须争取经济自立，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控制。为此，新中国经济外交的第一重要任务，就是废除西方列强强加于旧中国的不平等经贸条约，收回被旧中国政府割让的经济主权，铲除列强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和垄断，尤其是列强对中国海关、航运、外贸等涉外经济部门的控制和垄断。这些举措构成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为主要特征的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举措，新中国基本实现了经济外交自主。
（二）努力确保经济自立。在配合“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同时，经济外交也构成“一边倒”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将发展对苏联为中心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争取经济援助、获得必要经济资源，作为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和核心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从苏联争取到156项援助项目。这些项目构成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建设的主体，对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初步奠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西方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全面围堵、封锁和禁运的国际背景下，通过经济外交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的支持和援助，对促进经济恢复、确保经济自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助推拓展国际空间。在争取国际经济援助的同时，新中国也在力所能及甚至超过实际能力的范围内，对更加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国家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对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影响、拓展新中国的国际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背景下对非洲国家的慷慨援助，更是大大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显著的国际效果，以至于毛泽东主席感叹道：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四）在围堵中寻求突破。新中国一成立，就遭遇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围堵、封锁和禁运。中苏关系破裂后，来自苏联的经济援助也被单方面中断，中国经济自主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险恶。在此背景下，经济外交担当起在全面封锁中寻求突破的艰巨任务。一方面，积极开展与“中间地带”国家的经济外交，力求突破美苏两霸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和经济围堵，确保经济发展必需的外部资源;另一方面，也为恢复与发展整体外交关系从经济层面奠定了基础、找到了突破口。这期间，对欧洲国家尤其是对日本的经济外交，产生了良好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952年6月，中国即与日本签署了第一次贸易协定，之后又于1953年10月、1955年4月连续签署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到1962年11月签订《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1964年4月设立“廖高办”（注：1962年10月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高琦达之助访华，与廖承志签署《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谅解备忘录》。1964年8月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设联络处，次年1月高琦办事处在北京设联络处，象征中日半官半民经济关系的确立），中国对日经济外交取得明显进展，在为中国经济自立发展争得宝贵经济资源的同时，也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中日和其他重要双边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与经济外交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基本条件。
助推开放，融入世界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富起来，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也随之得到进一步提升，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施展的空间更加广阔，做出的贡献更加突出。新中国经济外交展开和推进的总体态势，遂变为如何助推中国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一）顺应改革开放大潮。1978年底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之后，此前因“文革”动乱而陷于严重混乱和停滞不前的经济外交，遂被赋予了新的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有了发挥更大历史作用的舞台和空间。改革，需要通过经济外交学习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开放，更需要通过经济外交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拓展对外经贸合作空间。在外交与开放、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良性互动。改革开放大潮给中国外交赋予了越来越丰富、深厚的经济内涵;经济亦越来越成为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新中国经济外交步入了新的时期。
（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外交，首要任务是通过外交途径，推动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为全面扩展对外经贸关系构建广阔、稳定的渠道和平台。
——融入多边经济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从1986年开始，经过艰苦卓绝的漫长谈判，于2001年11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外交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为此后高效利用多边国际经贸规则，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对外经贸关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此之前的1980年4月和5月，中国已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合法席位。加上早在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随之得到确认的联合国相关多边经济机构，中国逐步成为所有重要多边经济机构的合法成员，经济外交的多边舞台得到全面扩展。
——參与区域经济合作。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新中国迈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步。1997年11月加入“10+3”（东盟+中日韩）东亚合作框架，开启了中国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大幕，尤其是在此框架下展开的经济外交，为中国参与区域金融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1999年中国与日韩一道启动了三边合作框架，之后一度成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尤其是2012年中国在北京主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成功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正式启动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国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另一突破，是于2010年与东盟建成自贸区，2015年又成功完成了升级版谈判。
——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展对美、日、欧等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发展和稳定大国经济关系。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日本在中国经济外交和对外经贸格局中占据突出地位，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是中国第一大经贸伙伴国，对日贸易一度占到中国外贸的四分之一以上，来自日本的资金技术援助，也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中国经济外交和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且在全球多边层面，中美在经济外交层面的互动，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与欧盟及欧洲大国的经济外交也获得重大进展，取得显著成效。
（三）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外交取得的巨大成就，最终表现为对外经贸关系的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对国内经济发展发挥了多层面促进、引领和支撑作用。1978〜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由206.4亿美元增长至46230.4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223倍。1979〜198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只有17.7亿美元，每年平均5.9亿美元，而到2018年已攀升至1349.7亿美元，增长了227.7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虽晚，但进展颇快，2002〜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由27亿美元猛增至1961.5亿美元，14年间增长了71.6倍，年均增长率高达35.8%。之后虽有所减少，2018年仍达1205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到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引进外来直接投资，成为净对外投资国。
（四）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伴随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全面展开、快速推进，针对中国的国际经贸摩擦也逐步形成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表现，一是伴随中国贸易竞争力提升、对外贸易顺差扩大，针对中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不断扩大，近年更是快速蔓延;二是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展开，中国企业在海外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投资保护，门槛越来越高、审查越来越严;三是中国海外财产和商务人员安全面临的局势越来越严峻。面对这些问题，担当经济外交主要职能的有关部门如外交部、商务部齐心合力、积极作为，通过各种路径和方式，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稳定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直面变局，引领全球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经济外交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历史转折，全面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展开和推进的总体态势和主要方向，是直面世界大变局，引领全球新潮流，并从多边、区域、大国等主要层面实现新突破。
（一）直面大变局。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任务，不仅是要顺应这一大变局，而且还要引导这一大变局，使其朝着更加协调均衡、互利共赢、公正公平的方向演进。世界之所以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变数应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这极大改变了全球格局，包括经济格局。目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已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40%和增量的60%。中国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的代表，地位举足轻重。不仅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的16%，2010年即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近年全球经济增长三分之一靠中国。同时，中国还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国和制造业大国，也是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中国不仅有能力，而且有义务担当起引导世界大变局的历史重任。在此层面，经济外交势将大有作为。
（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新潮流。为此，首先要引领经济外交新潮流，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习近平外交思想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外交内容，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大国经济外交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践行方略。其次要直面逆全球化暗流，引领新全球化潮流，做全球化的坚定推动者和积极引领者。关于如何引领新全球化，习近平主席已有多次深刻论述。在2017年11月10日举行的越南岘港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经济全球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面临新的调整，理念上应该更加注重开放包容，方向上应该更加注重普惠平衡，效应上应该更加注重公正共赢……我们要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再次，作为大国，要在行动上做出表率。目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连续推出力度强大的开放举措，产生了非常好的示范效果。
（三）推动完善多边治理。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破解四大赤字，其中治理赤字居于首位。为此他强调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善多边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努力方向，必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当务之急是推动WTO改革。中国政府先后发布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立场文件》《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表明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四）引导扩展区域合作。中国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从积极参与“10+3”合作，到率先引领“10+1”（东盟+中国）合作，主导推进中日韩合作和澜湄合作，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也为新时代进一步引导扩展区域合作积累了成功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经济外交在此层面的首要任务，是积极推动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确保其顺利实施。
（五）着力稳定大国经济关系。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平衡稳定大国经济关系，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当务之急是积极应对愈演愈烈的中美经贸冲突。在直面美国极限施压、有理有利有节地予以反制的同时，积极推进多元化战略，发展与日本和欧洲大国的经济关系，应是经济外交的优先方向。
（六）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推进“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外交的“统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全面推进“五通”，尤其是重点推进“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强化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主导方向和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