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民主和平论
摘 要：“民主和评论”是现今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盛行的理论，它是一些西方大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符合冷战后一些西方大国输出民主、干涉别国事务的霸权外交的需要，所以这一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关键词：民主和平论；驳斥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9-0018-02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出现了相当长时间的“没有战争的和平局面”，尤其在一些大国之间，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和科技。国际政治学家们提出诸多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比如“两级和平论”、“核和平论”、“相互依赖和平论”等，其中引起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度最高的要数“和平民主论”。
一、“和平民主论”的相关理论
（一）“和平民主论”理论起源
“民主和平论”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1795年，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就从道德法则和人权思想来说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在主权独立、遵守道义和维护和平的原则上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后来的卢梭、威尔逊等人的有关论述，以及成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理想主义”更把“民主和平论”在理论与实践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张把自由、人权、民主等与国际安全、国际和平结合起来[1]。
二战的爆发使“民主和平论”的市场大大收缩。1976年，梅尔文·斯莫尔与戴维·辛格在《民主政制的战争倾向：1816—1865年》中，正式提出“民主国家无（很少）战争”这一论断。1983年，迈克尔·多伊利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事务》一文中，在全面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从自由主义角度论证了民主与和平的关系，把“民主和平论”这一经验性假说提高到理论判断层面[1]。
冷战结束后，在对二战后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长期和平”现象的探讨中，“民主和平论”在自由主义泛滥的大潮中再次成为显学。以1993年美国学者布鲁斯·鲁塞特的《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的出现为契机，“民主和平论”在西方世界又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94年，克林顿正式把“民主国家”之间“从未打过仗”写进了他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政府用“参与与扩展战略”来取代冷战时美国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就是建立在“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与“市场经济可以推动民主化”这两个基点之上的[2]。冷战后由西方国家所发动的人权、民主等“和平攻势”，干涉主义的抬头和强权政治的强化，都或多或少受到“民主和平论”的影响。
（二）“民主和平论”主要内容
“和平民主论”的主要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支持这一论点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是从民主政治自身的性质出发，认为民主政治是和平政治，它以宪政法治为基础，把政治行为包括军事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而且民主政治的精神和价值基础是平等、自由和博爱，而其中博爱的原则是对暴力原则的直接否定。因此民主政治是能够避免战争与冲突的法宝。另一方面的论据来自于历史经验事实。民主和平论者认为，自19世纪初以来，除极个别的例外，民主国家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民主国家有可能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但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3]。
“民主和平论”提出了三个主要概念:民主和平、民主政治和国际政治系统，认为单位层次上的民主政治结构与民主和平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民主和平论”把这种因果逻辑归结为民主国家存在着政体上的两个根本限制因素一是把民主国家间无战事归因于机制上的限制，即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的监督与平衡对政府决策的制约作用。
二、驳斥“民主和平论”的相关观点
（一）对“民主和平论”所支持的“民主外交”的驳斥
就其政策意义而言，“民主和平论”是“民主外交”的重要理论依据，它是为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干涉非西方国家的内部事务服务的。
“民主和平论”是一种带有浓厚意识形态对抗色彩的理论，反映出冷战思维对美国战略学界的深远影响。“民主和平论”以西方民主为标准，把世界划分为西方“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和平地带与非西方国家所组成的战争地带，其实质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冲突、对抗。就其方法论而言，把西方世界看作是“历史的终结”与最高体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西方中心论”以新的形式加以复活。就其所支持的外交政策的效果来看，“民主和平论”与其说是一种和平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引起对抗、冲突甚至战争的理论，由此对世界和平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将是长期的、严重的。“民主和平论”看到了冷战后西方与非西方国家间矛盾上升这一事实，但把这一事实看成是“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这无疑是不科学的[4]。事实上，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矛盾上升，主要是因为少数西方国家在人权、民主领域搞对抗、谋霸权所造成的，这一不正常的现象是有悖于冷战后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潮流的。
（二）深刻剖析“和平民主论”，驳斥其不合理性
“民主和平论”基本概念的不确定性。和平是一种非战争状态，但什么是民主？断定民主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民主和平论”的两个要点难以成立。“民主和平论”从民主国家内部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这两点来论证民主国家倾向于和平，有利于控制发动战争的动机，因而有利于实现民主国家间的和平。事实上，民主制度、民主观念的建立既可以激发战争，也可以控制战争，它并不能单独地决定一国对外是否采取战争行为。
“民主和平论”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民主和平论”是从国家内部结构来推导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功能、行为的。进一步讲，“民主和平论”所讲的民主只是一种国家权力运行方式，而不涉及民主所具有的不同政治内容，因而这种“国家层面分析方法”仅仅是一种从形式上分析国家结构与国家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它与现实主义理论一样，都具有片面的深刻性。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联系的程度越来越大，一国的对外行为不仅取决于其内部矛盾的发展程度，而且取决于国际体系内结构性矛盾和与其直接相关的矛盾的发展程度，是内外各种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的结果，也是当政者采用何种战争来调整国家行为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三）“民主和平论”到“中国威胁论”
冷战结束后“中国威胁论”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大有市场。在美国，反华势力掀起的“中国威胁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威胁论”，又是在“民主和平论”催动下出现的。
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刚刚开始流行之际，在《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霸权——中国对东亚安全的威胁》一文中，澳大利亚学者罗伊认为崛起的中国将给亚太地区的安全带来长期的危险。在论证他的关于为什么中国倾向于使用武力问题时，他所罗列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的、不民主的国家[5]。他写道“中国的政府是一个典型的第三世界政权，集权而不稳定”“因为第三世界不是民主的，它们对公众所负的责任是有限的，这提高了一种可能性——统治者将为了他们的个人目的而不顾大众的意愿去发动战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更容易采取侵略性的海外行动把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的政治问题转移开来”。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亨廷顿也屡屡在文中强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从整体上看，他主要是运用了一种新现实主义的“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来宣扬所谓的伊斯兰教文明和儒教文明以及上述两种文明的联合所形成的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与威胁。他写道“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虽然从通篇看来亨氏的文章在表现他的上述偏见方面没有显得过于直露，但在骨子里，所谓的东方的中国“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是被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专制好战”的东方对“自由民主”的西方的威胁[6]。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那些依据“民主和平论”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不断重复地把美国和中国主观和简单化地分别归入民主和专制、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和类别[7]。在上述阵营和类别中“民主”的美国优越于“专制”的中国，“民主”的美国是“文明”和“爱好和平的”，“专制”的中国是“好斗”和天生具有“暴力倾向的本性”。这些都是非常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我们无论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之下都要严厉驳斥从“民主和平论”下推论出来的“中国威胁论”。
综上所述，“民主和平论”主张建立的和平本质上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局部和平，世界总体和平的巩固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呼唤新的民主。
参考文献：
[1][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美]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王恒,臧佩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美]肯尼思·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C]//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美]妮科勒·施莱,莎贝娜·布塞.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M].陶佩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5][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德]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7][美]约翰·罗尔斯.万民法[M].张晓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