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外交
摘 要 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外交部多次强调，无论将来发展程度如何，也绝不称霸。这种外交政策与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中国在古代外交中就坚持和平外交，主要体现在“和亲政策”和“朝贡体制”上；这种理念在当代外交中依然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将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及当代的外交政策，分析其对当代外交的影响。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外交政策 当代外交
作者简介：宁涛，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外交学硕士研究生（在读）。
中图分类号：D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148-02
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其中较为系统的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即：坚持多边外交、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坚持积极稳妥方针，推进联合国改革。“和谐世界”提出不是偶然的，建国以后，中国历任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多次强调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是中国长久以来所坚持的外交政策。而追本溯源，还需要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和”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话，那就是“和”。以“和”字组成的词多是褒义，比如“以和为贵”、“和谐”、“和气生财”等。“和”字，《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和，相应也，又和调也。”同时，“和”也多次出现于中国古籍中，《易经》中孚卦第六十一中，九二爻辞中提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此处释为：同声者相应，故其子和之，具体来说，“和”是两个事物之间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但这个时期的“和”只是单一概念，还没有上升到哲学层面，真正上升到哲学层面是在春秋时期。《论语·学而第一》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和”乃适当也；《论语·子路第十三》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在《孟子·公孙丑下》中也阐述到：地利不如人和；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中则更为深刻的阐述了“和”的核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概括来讲，“和”的哲学可以解释为“相和”，“交合”，“调和”等，即任何两种事物之间都是可以协调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要哲学思想就是儒学、道学、佛学，这其中，儒学道学中都提到了“和”的思想，自此以后中国便一直受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传统文化沉淀与积累的过程中，“和”字从单一概念逐渐衍生为一门哲学，并从这套哲学体系中又分化出了其他的概念，比如孔子所提到的“仁”和“礼”，论语中多次提到这两个字，而“仁爱”也是指导中国人处事交往的一套原则。《论语·八佾第三》中，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儒家中的仁爱思想认为，人们在生活中不但要学会创造财富，还要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他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孟子则更生动的阐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在他们看来，“仁者爱人”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处理关系的基本原则。
“和”这一哲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和而不同”。前文中已经提到，“和”本身就是产生于两个事物之间的概念，而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两个事务之间本身就是相对立的，孔子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依然认为“和”是解决两个事物之间矛盾的基础，两者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和”，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也就“和”与不“和”，“同”与不“同”进行过辩论，但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占了上风，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哲学思想。
“和”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字，但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却一直指导着中国古代以及当代的外交思想。
二、“和”的哲学思想对古代外交的影响
提到中国古代的外交，最典型的两种方式就是“和亲政策” 以及“朝贡体系” ，中国古代长期以中原一带为生活生产的中心，而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经常会侵袭中原，为了保证中原的和平，中原历代王朝都有过以“亲”换“和”的历史，“昭君出塞”是最为著名的“和亲”，这次“和亲”为汉王朝换来了60多年的和平，从战略角度来看，这也可以算是非常成功的一次外交事件。
而“朝贡体系”也可以说是能与西方的“均势”体系并驾齐驱的一种国际关系模式。“朝贡体系”在先秦时代处于萌芽状态，兴盛于汉唐，成熟于明清，历经两千年之久，是东亚地区特有的一种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中国古代经历过几次辉煌时期，汉朝是其中之一，这段时期中原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成为“汉文化圈”的中心。但我们比较熟悉的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王朝更迭与分分合合，对此时的对外交往历史并不十分了解；实际上汉朝一直十分重视同邻国的关系，外交活动相当频繁。如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以军事战略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其目的是为联合周边国家共同对抗匈奴，可以说是“以和至战”（此处和有联合，相和的意思）的典型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 被开启，打通了陆路交流的通道，朝贡体系慢慢壮大兴盛。而唐朝时期，中原王朝国力雄厚，周边国家都十分弱小，中原王朝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西域、东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国家纷纷来到中国，并自愿称臣，发展了密切和频繁的外交关系。至明清时期，随着古代中外关系的逐渐发展，朝贡范围的不断扩大，致使朝贡制度也日趋成熟。郑和七下西洋 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在成熟的制度与“和”的传统思想指导下顺利开展对外交往，弘扬中华国威的成功事例。
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外交政策仍然没有脱离“和”的哲学思想，“和亲政策”和“朝贡体系”都是建立在交和、调和的基础上。
三、“和”的思想在中国当代外交中的体现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深受列强侵略、奴役之苦，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段耻辱的历史，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首先就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他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在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推己及人，世界各国也都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而要想获得这种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中国自身也不能寻求霸权主义。他说到：“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 关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邓小平同志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所谓“韬光养晦”，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战略重点应放在自身国力的发展上，不要过多地介入国际争端，在国际舞台上“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也不寻求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如果回顾当代中国的军事外交历史，早在邓小平时期就已经提出了“和”的立场。这也是延续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观点。
进入第三代领导人执政期，江泽民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外交思想。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说：“阳光包含七种颜色，世界也是异彩纷呈。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世界多样性的外交理念，正是对古代“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传承与升华。
而现在，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和谐世界”构想，这一思想是建立在全球趋于多极化的基础之上的，并不是狭隘的站在中国的立场。随着国际社会大环境的持久和平，各国都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经济势头，世界多极化已经不可避免。而各国的文明、文化传统以及政治经济模式不尽相同，在相互接触过程中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国深信只要本着“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其内容具体包括：一是更新安全观念，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二是建立有效的集体安全制度，强化联合国作为集体安全制度核心的重要地位；三是加强安全合作，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
从199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发布一次白皮书，公布中国的军费并阐述中国的军事外交政策。2006年公布的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主要内容包括：维护国家安全统一，保障国家发展利益；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展对外军事交往，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合作关系。”2008年的白皮书在国防政策这一章节内容没有变化：“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2010年的白皮书中依然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同时还增加了合作的内容：“中国将坚持开放、务实、合作的理念，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加强与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战略协作和磋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海上护航、国际反恐合作和救灾行动。支持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由此来看，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到国家战略，下到国防政策，都是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无处不在，在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中也得到了丰富的体现。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的思想一直主导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国防政策。而这种“和”的思想又不局限于一国的立场，是“全球治理”的一种理念，这种思想也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中国也愿意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黄朴民译注.道德经.岳麓书社.2011.144.
杨杰编.四书五经——论语·雍也第六.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74.177.
“和亲政策”始于西汉“白登之围”后，指古代在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为一定政治军事目的需要通过，通过联姻缔结和好关系的政策。
“朝贡体系”是存在于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
丝绸之路的路线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今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
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今文莱）为界，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1405——1433年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船队访问许多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一共远航了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红海、麦加一带。
邓小平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39.
王乔保.军事外交理论与实践.军事谊文出版社.2009.473.
《2006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6年12月。“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的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保障。建立强大巩固的国防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2010年中国的国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1年3月。新增加合作内容是为实现国防政策在新时期的目标和任务——“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