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信的理论基础与构建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中国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十八大强调“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如何理解国家层面的自信、自负、自卑？中华民族又该如何展现大国风范和责任担当？这些问题都迫切要求给予理论澄清和现实回应。
自信的理论解析
所谓自信，就是自己相信自己，是实践主体在自我评价上的积极态度。就其本质而言，自信属于人的思维活动，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和反映，是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战胜恐惧而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自信根源于社会实践，又对社会实践有着积极的能动反作用。自信具有历史性，它不可能在某一时刻凭空出现，而是要在主体的社会实践中产生，主体通过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不断飞跃获得自我肯定，必然经历一个日积月累的历史过程。自信具有比较性，这种比较可以是主体与自身以往实践活动的纵向比较，更多则是与其他同类主体之间的横向比较，主体通过与不同对象相比较才能准确定位自身，进而从自身的优势中寻求自我确证。自信具有指向性，追求目标的活动从根本上构筑了自信赖以存在的实践根基。自信具有动态性，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它通常会在主体取得成就、达成目标时空前增强，也会在主体面临困境、遭遇挫折时明显削弱，它总是随着实践活动的进展情况而呈现出起伏波动。简而言之，从时间层面看，自信来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指向于未来；从空间层面看，自信生成于自身、确证于比较、发展于实践，它是一种既根源于社会现实又相对独立地存在于意识领域、既由主体内在思想主导又受外部社会环境制约的复杂精神现象。
自信通常是用来描述个人的，当然也可以描述集体。集体自信与个人自信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里面包含着四层涵义。第一，集体自信以个人自信为基础，是由众多集体成员的个人自信组合而成的，离开了个人自信，集体自信根本无从谈起，一个完全由自负或自卑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也决不可能有集体自信可言。第二，集体自信影响个人自信，它通过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营造特定的文化氛围作用于个人，使个人自信受到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第三，集体自信并非个人自信的简单累加，集体成员之间通过相互作用使个人自信彼此催化增殖或抵触削弱，能够产生“一加一不等于二”的效果。第四，集体成员对构成集体自信的作用和贡献并不是均等的，主导集体自信的并不一定是集体的大多数成员，也可能是集体中具有权威地位的少数成员或某位领袖，这取决于集体的历史文化传统。
从国家和民族的层面来看，自信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它隐含在上层建筑的文化层面，是基于一定信仰对实现某个理想的坚定信念。在这里，信仰“是指人们对某种主张或主义的高度相信和遵循，并以此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①，它是根植于人内心的极度信服，是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压力的自主选择。理想“是指人们向往、追求和奋斗的根本目标，它是一种人生的寄托，是人们的价值追求”②，是对现实社会不完满状态的有力控诉和反思批判。信念“是对理想所持的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为理想而奋斗的热情、意志和决心”③，它能将认识世界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使人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不为成就所累、不为风险所惧、不为诱惑所动。就当代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的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是我们的信念，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共同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基础、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
自信是对自负、自卑的超越
所谓自负，就是自我认识中自满自足和妄自尊大的态度。概括地讲，自负源于主体对自身优势超出客观实际的主观判断。自负一般仅见于强国，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在当今社会则主要表现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部分国家凭借其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先发优势，一方面大肆宣扬本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常常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④，企图将别国纳入本国制度体系而对其进行经济控制和政治操纵。另一方面则不惜践踏国际规则，制造各种借口对别国实施经济封锁、政治孤立乃至武装侵略，想方设法遏制别国发展，妄图永久把自己的强大建立在别国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对这些国家来说，自负可能会赢得暂时的物质利益，但长此以往则通常会带来更多危害。一是“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军事干预和对外统治成本变得更加高昂”⑤，导致这些国家财政支出日渐超出自身承受能力，处理不善会引起国内民众抗议甚至政局动荡。二是这些国家从“居高临下的地位上看自己、看别人，不见得能够采用‘虚心求教’的态度”⑥，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使本国的文化优势逐渐化为乌有。三是这些国家不顾别国感受的单边主义政策必然会引起别国人民的广泛抵触和激烈反抗，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被操纵，哪怕被软实力操纵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⑦，矛盾一旦激化就可能会引发冲突甚至局部战争，这将严重打击这些国家的国际声誉和战略利益。
与自负相对应，所谓自卑，就是自我认识中自轻自贱和自我否定的态度。简而言之，自卑源于主体对自身劣势超出客观现实的主观判断。自卑一般常见于小国、弱国，但有时也会产生于大国、强国。在国家层面自卑有两种典型的表现：一是“自欺”。明知自身实力不济，却要自欺欺人地“打肿脸充胖子”，对外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对内则实施舆论封锁的愚民政策。“自欺”将最终导致关门主义，其发展空间必然会在信息革命大潮的冲击下日渐萎缩。二是“自弃”。瞧不起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信不过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将所有社会矛盾归结为本国体制的弊端，将全部发展成就归功于别国政策的灵验。在内政上主张照搬西方模式，在外交中习惯依附强权势力，“自弃”将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使本国沦为失去文化血脉的别国附庸。在国家间各领域交流不断深入的全球化背景下，“自欺”只会割断本国与世界的联系，进而造成更大的落后；“自弃”只会使主权成为名存实亡的傀儡，进而失去更多的尊严。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发展问题都不可能通过关起门来建设或完全依赖别国就得到轻而易举的解决，“自欺”这种对抗历史和“自弃”这种背叛历史的发展方式终将被历史无情抛弃。
自信、自负、自卑虽然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有时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却并无泾渭分明的清晰界限，三者从产生到发展都要经历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彼此交融。自负与自卑具有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即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唯心主义思想和静止僵化、片面孤立的形而上学思维。而自信则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内在本质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建立在对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和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基础之上，是对自负、自卑的积极批判和全面超越。古语有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就要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深刻反思与积极扬弃，对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经验进行学习借鉴与合理批判。
中华民族自信的历史回顾与国际借鉴
中华民族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特别是隋唐以后“整整1000年，中国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人类遗产的巨大贡献，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⑧这使中国极度自负地形成了“天朝大国”思想，走向了夜郎自大的文化保守主义。直到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国门，曾经的自负瞬间被饱受屈辱的极度自卑所代替。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无论是康梁效仿日本的维新变法，还是孙文借鉴欧美的民主革命，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
自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终于迸发出自信的民族力量。毛泽东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科学分析中国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准确判断。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深刻批判“亡国论”的妥协倾向和“速胜论”的轻敌倾向，指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⑨，进而得出中国必将通过持久战取得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科学结论。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苏关系破裂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严峻考验，党中央提出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⑩，独立自主地搞建设，取得了“两弹一星”和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等光辉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更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提出“三步走”的伟大战略目标。期间虽然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带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冲击，但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脚步却不曾犹豫，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自信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党的领导，它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冲破各种盲目自负和自卑情绪，始终如一地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念。二是独立自主，“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都不能引领中国发展进步，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来解决。在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没有丢掉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自信；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理直气壮地坚定这个自信。
本国的历史固然值得总结和反思，别国的经验也不妨拿来吸收和借鉴。工业革命以后，取得无可争辩经济强权的英国步入鼎盛时期，全球范围的殖民扩张使其控制了当时世界陆地面积和人口的四分之一，英国成了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然而随着20世纪中叶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新兴霸权国家的崛起，大英帝国终于日薄西山。德国和日本是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也走上了殖民侵略的道路，特别是两国后来实行的法西斯主义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战败后的德日经济都经历了从衰败到复兴的发展历程，然而两国对待历史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德国对战争罪行的深刻反省和真诚谢罪得到了世界的谅解与尊重，日本对侵略历史的百般狡辩和极力否认却只能遭到全世界的声讨与唾弃。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然而，随着“冷战”揭开美苏争霸的序幕，长期的军备扩张、太空竞赛、军事对抗等耗尽了前苏联的国力，经济的严重失衡、发展的长期停滞导致了信念的动摇，使这个具有七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走向解体。苏联解体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受益最大的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扩张和全球战略更加肆无忌惮，公然宣称“假如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放弃领导权，对所有民族国家来说都将是一场灾难”，并“凭借着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军事基地，将触角伸向全世界”。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基地组织联系密切为借口，打着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而战争后来的发展证明，美国入侵的理由只是谎言和欺骗，整场战争不过是美国政府愚弄世界人民的一出闹剧。美国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由粗暴干涉别国内政，自己却在关塔那摩监狱爆出了虐囚丑闻，近期“棱镜计划”的曝光更使美国政府无视主权、践踏人权的政治本质无所遁形，使世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从以上国家的发展轨迹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强大必然导致霸权。西方国家正是从这样的对抗性思维出发，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终将会对其利益构成威胁，因而想方设法丑化中国、遏制中国，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这些国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和平与发展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任何国家想随心所欲地主导一切，都必然走向衰落和失败。这些国家更没有意识到，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中国都将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自信。
构筑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
以文化自觉打造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国家自信就其核心而言，实质上是国民对本国文化的自信，而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则是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首先要提升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党和政府要自觉发挥文化主导作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理论学者要自觉发挥文化传播作用，加强文化领域理论研究，促进精英文化更好地走进大众、服务大众；人民群众要自觉发挥文化推动作用，以高度的主体意识和首创精神，创造具有群众基础、时代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其次，要树立文化发展的自觉观念。这就是说要科学地处理好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丰富繁荣多元文化中不失主流文化的核心地位，在学习借鉴外来文化中不丢本土文化的特色优势，在吸纳创造现代文化中不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最后，还必须坚持文化建设的自觉实践。文化自觉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过程，更是一个实践过程。“文化特色的发扬，离不开强盛的国力。”只有以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的现实需要为着眼点、以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现实要求为立足点、以群众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的现实活动为切入点，文化自觉才能拥有有血有肉的生命力，才能将隐性的“文化力”转化为显性的“实践力”，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一创造性应用的最突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以“三个自信”引领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华民族国家自信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僵化封闭的老路，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复兴之路；它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革命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正是在它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全新认识，通过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实践使中华民族不可逆转地走向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富裕。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能够很好地解答当代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的实践运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长期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它不是在理念上标榜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是在实践中追求现实的生存发展；不是在形式上照搬所谓的宪政民主，而是在实质上最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长期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生态文明。实现中国人民的富裕幸福必须要靠这个制度，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必须要靠这个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必须要靠这个制度。在当今中国，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就是树立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坚定信仰、追求理想、凝聚力量，朝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一路高歌猛进。
以国际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中华民族的国家自信不仅要在国内的发展建设中有所体现，也要在国际的交流合作中充分彰显，中华文化正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东方魅力日益影响世界。首先是“和”。“和”是和平，它与发展共同构成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没有参加冷战，没有搞军备竞赛，也没有参加军事集团，“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这是发展的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和”又是和谐，和谐就是要“和而不同”，既尊重多样性，又承认差异性，“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中国就是以这种智慧和包容性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实行“一国两制”，在领土争端处理中提倡搁置争议，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求同存异、求同化异，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是“信”。“信”是信任，信任是交流的基本前提，信任是合作的重要保障。国与国之间只有互相信任才能消除对抗，只有互相信任才能达成共识，只有互相信任才能化解矛盾。“信”又是信誉，人无信则不立，国无信则不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既要言出必行，信守承诺，保证国家政策的持续稳定；又要言行一致，讲求信誉，杜绝损人利己的双重标准。维护中国的国际形象，就要用信誉赢得威信，以信任彰显自信。再次是“义”。“义”是正义，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敬畏与尊重，是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伸张与维护。正义就是要尽力保障世界各国平等享有发展权利，全力争取谋求全人类自由解放共同福祉，解决人类现实生存和永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义”又是义务，“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发展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促进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所贡献，在安全反恐、能源经贸、环保生态等领域有所作为，在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和平发展模式方面有所创造，更加自信地承揽大国的国际影响和责任担当。
【注释】
①卢建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学术论坛》，2006年第3期，第55～59页。
②刘毅：“从认同的视角看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着力点”，《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第34～35页。
③阳传章：“党员干部必须坚定正确理想信念”，《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8期（上），第145～146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9页。
⑤[美]约瑟夫·奈：《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刘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第157页。
⑥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202～203页，第249页。
⑦[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晓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页，第182页。
⑧[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1页。
⑩《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9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第345页，第358页。
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新华文摘》，2010年第20期，第1～9页。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2页，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