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左”与“右”
对照，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构成了19世纪末美国的从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即所谓的“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大型企业出现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即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尽管中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但其人口比例在1890年还不到全国的5%。下层阶级主要由农民、工人及其他低收入群体构成。由于此时美国已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农民的人口比例较低（不到3%），而工人的人口比例非常高（50%以上）。此外，美国人口中约有1000万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13]（p.213）。1890年美国人口的阶级分布情况见图1。
图1 美国人口的阶级分布（1890年）
资料来源：[美]加里·纳什等：《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1865-2002（下卷）》，刘德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5页。
四、经济干预：国家自主性超越“右”
在镀金时代（Gilded Age）①，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是经济上的支配阶级，而且凭借其垄断的巨大财富对政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垄断资产阶级一方面向政府寻租，钱权交易滋生了大规模的政治腐败；另一方面试图干预政治、操纵国家重大决策，通过院外游说、影响政党、资助总统候选人以及亲自担任政府要职等活动，垄断资产阶级将自己的利益要求强有力地输入到联邦、州和城市政府的政策过程中，美国政治出现了“财富挑战国家”的趋势②。
然而此时，美国在各领域奉行的却是一套偏“右”的古典自由主义政策，包括经济上的自由放任和市场调节，意识形态上的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面对支配阶级俘获国家的危险，美国通过加强政府经济干预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自主性对“右”的超越。
1910年8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表题为《新国家主义》的演说，宣称民主的目的只有通过汉密尔顿式的手段才能达到③，美国应当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摆脱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关切[15]（p.275）。在罗斯福担任总统的八年间（1901-1908），联邦政府对妨害公平竞争的跨州性垄断组织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如拆分摩根集团和洛克菲勒集团建立的北方证券公司、起诉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杜邦公司等[12]。在罗斯福的力主下，国会出台了《肉检法》、《纯净食品和药物法》等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进步时代美国加强政府经济干预的法律见表2），并且在法律上赋予州际商务委员会、公司管理局等行政机构较大的经济管制权。在1912年的大选中，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新自由主义以强调公平的自由竞争。但在对待托拉斯的态度上，威尔逊与罗斯福同样认为它们扰乱了市场秩序、妨害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美国政府成为了托拉斯的‘养子’，美国民族中最优秀最有天赋的中产阶级正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排挤和压制”[15]（p.305），因此联邦政府必须驾驭垄断组织。在威尔逊担任总统的八年间（1913-1920），美国不仅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而且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负责执行各项反托拉斯法的行政机构。
资料来源：[美]加里·纳什等：《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1865-2002（下卷）》，刘德斌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91页。
国家加强经济干预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行政权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扩大过程，是联邦权力相对于州权力的扩大过程。186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是4100万美元，到了1914年这一数字增加至179000万美元，全国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则从54000人增加到483000人[16]（p.555）。如果说镀金时代的美国政治是威尔逊所谓的“国会政体”，总统是国会的“仆人”、国会是垄断资产阶级的“仆人”[17]（p.169），那么进步时代美国政治则开始演变为真正的“总统政体”，总统获得越来越多的可以影响美国整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方向的权力[18]（p.283）。
五、政治吸纳：国家自主性超越“左”
如果说相对于支配阶级的国家自主性超越“右”是进步主义运动的A面，那么它的B面则是相对于从属阶级的国家自主性超越“左”。A面成功地避免了美国成为精英主义的俘获型国家，B面成功地避免了美国成为民粹主义的俘获型国家。
国家自主性对“左”的超越主要通过政治吸纳的方式实现。政治吸纳是指以政治制度化的手段将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纳入既有的政治结构[19]（pp.26-54），它包括赋予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公民权、建立合法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等④。Tilly（1978）曾指出国家对抗争政治具有潜在的化解能力，一方面国家能够通过提高集体行动的成本成功地压制社会运动，另一方面当集体行动发生后国家能够把被动员起来的不同群体的不满转化为对既有权力结构的具体诉求[20]。
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及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制度，有力地摆脱了政党分赃制对官僚集团的影响。在职业政治家的领导下，政治核心集团建立了超阶级的联盟，把非技术工人、中产阶级团体和工商团体的成员聚合在一起。劳工的政治要求逐渐能够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中通过利益集团进行表达，同时，国家权力的分散也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形成，美国政治体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政府避免了国家成为大规模社会运动所针对的目标。加之1920年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公民权和选举式民主的来临早于官僚国家的兴起，这样就不存在所谓的“旧制度”要推翻[21]（pp.65-66）。因此，尽管1880-1905年间美国发生的工人罢工共计36757次、涉及600多万工人[22]（p.603）（见表3），但劳联、产联等工人组织争取的是劳工立法、提高工人待遇，而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政治吸纳，国家得以在维护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温和的经济补救方案进行渐进改革，这对进步主义运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尽管垄断组织带来了诸多问题，但它本身其实是应工业化的要求而产生的企业组织方式，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罗斯福总统就曾指出，大企业的出现既是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所以他反对激进派要求摧毁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的主张。按照经营活动是否合法或妨碍公平竞争，罗斯福将托拉斯分为“好”、“坏”两类，并认为联邦政府的职责就是打击“坏托拉斯”、保护“好托拉斯”[18]（p.102）。事实上，19世纪末大企业依旧在反对它的政治和思想环境下迅猛发展（见表4），企业的集中化趋势以控股公司等新型方式继续存在。在1895至1904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年仍然有300多家企业破产[23]（pp.58-62）。但与镀金时代不同的是，此时国家作为仲裁者已经担当起了维护市场规则的责任。
总之，美国的进步主义改革尽管对支配阶级进行了限制，但并没有完全按照从属阶级的意志进行。正如罗斯福总统本人总结的那样，进步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方面警惕“不受限制的大工业不断压制民主”，另一方面也担忧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农民反抗会使美国走向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5]（pp.262）。为了平稳地解决社会经济危机，国家必须超越“左右之争”，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博弈之间保持自主性。进步时代的美国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六、结论性思考：转型期的国家自主性及其限度
超越社会中心主义的“左右之争”，国家自主性视角下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带给我们启示：
首先，转型期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倒逼国家自主性。美国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由于采取联邦制、三权分立等制度，美国缺乏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政治权力分散，到处可见组织化的社会利益渗透。加之主流政治文化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传统，美国国家自主性缺乏结构性基础[10]（p.16）。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面临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自主性有可能被激发出来。
第二，国家自主性的高低与国家应对社会经济危机能力的强弱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社会经济转型期利益的多元分化重组与观念的激烈交锋对国家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国家在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面前丧失自主性、导致俘获型国家出现，那么社会经济危机可能转化为治理危机⑤。
第三，只有同时超越支配阶级和从属阶级才能成为自主型国家。不超越支配阶级改革可能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停滞僵化，不超越从属阶级改革可能激进化甚至走向颠覆性，只有同时超越二者才能保证国家治理的平稳转型。
第四，国家自主性的实现需要国家能力的保障。国家能力主要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监管能力、统合能力、再分配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等方面[24]（p.13）。一个国家具有自主性并不代表它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同理，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并不一定具有国家自主性。如果说国家自主性决定了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程度，那么国家能力则是国家实际能够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能力是国家自主性的保障。
第五，国家自主性具有严格的限度。具有自主性的国家必须与其他社会权力协同运行，否则不受限制的权力可能导致以官僚集团为代表的国家本身成为强势的支配阶级，进而导致“极权国家”、“掠夺型国家”的形成。在与社会经济互动的过程中，国家必须找准自身的定位，懂得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介入和撤出。国家的身份必须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在集权与分权、干预与放任之间保持平衡。
注释：
①镀金时代的概念来源于马克·吐温1873年发表的同名小说，这部作品通过对一位企业家兼政客的描写揭露了当时美国官商勾结和贪污腐败的黑幕。在表面上黄金般经济繁荣景象的掩盖下，美国社会潜藏着深刻的危机。人们通常借用这个形象化的概念来指代从美国内战结束到19世纪末这段历史时期。
②在联邦政府层面，克利夫兰、哈里森、麦金莱、罗斯福、塔夫脱等数任美国总统在面临经济危机时都曾经求助于摩根集团，摩根集团也因此被称为“华尔街主神”。在城市政府层面，许多大城市的政治都被“老板集团”操纵，如著名的坦曼尼协会（Tammany Hall）基本上控制了纽约数十年间的市长竞选。参见[美]艾伦·布林克利：《美国史：1492-1997（第10版）》，邵旭东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页。
③在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位国父之间的争论是一对贯穿始终的矛盾。前者希望把美国建设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强调政府尤其是中央的权力；后者则希望把美国建设成为农业共和国，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参见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1页。
④与政治吸纳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是行政吸纳，后者是指行政机构把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吸纳进决策体系内部，以精英联盟的方式实现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的整合。作为对港英时期政治的概括，行政吸纳的概念最早由金耀基提出，后来被康晓光等学者用来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社会关系。很显然，政治吸纳在范围上比行政吸纳广泛，且二者的方式不同。参见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7年版，第21-45页；康晓光等：《行政吸纳社会：当代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新加坡）2010年版。
⑤治理危机与转型期社会经济危机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性质是国家治理领域的体制性困境，在严重程度上较后者更甚。参见徐湘林：《中国的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历史比较的视角》，《北京论坛论文集》，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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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责任编辑：王 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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