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年谱（上）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史铁生出生在北京草厂胡同39号的小院子里，一个十一口人的大家庭，他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于我而言，本世纪下半叶的头一件大事，自然是我的出生。……由于我的出生，世界开始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角度被观察，历史以一个前所未有的编排被理解，意义以一次前所未有的情感被询问。尽管这对他人来说是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对历史来说是一个完全可以忽略的小小颤动，但那却是我的全部——全部精神际遇的严峻。”引自《私人大事排行榜》，《花城》1997年第1期。
史铁生原籍河北涿县，出生地北京，但是对于史铁生来说，“我的故乡很小，仅北京城之一角，方圆大约二里，东和北曾经是城墙，现在是二环路。其余的北京和其余的地球我都陌生”。引自《故乡的胡同》。这方圆二里密布着如渔网般的胡同，这些狭窄逼仄的胡同对于史铁生来说，是大半辈子的人生经验：“不是我曾居于其间，是它们构成了我。密如罗网，每一条胡同都是我的一段历史、一种心绪。”引自《故乡的胡同》。
一九五八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是年，史铁生搬入了观音寺胡同（也就是后来的前永康胡同）的一个小院子，在这个小院子中，史铁生度过了十九年。这条胡同和这个小院，史铁生在他的作品中被频频提到，不论是在瘫痪前的童年，还是在瘫痪之后的青年时代，这个地点几乎成为了史铁生全部的直接生活经验。尽管年幼，史铁生已与“文学创作”结下不解之缘。十岁那年，他曾“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引自《合欢树》，《南风》1981年。，姑且可以算得史铁生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
儿时的史铁生是个调皮好动的男孩子，擅长体育运动，这在他瘫痪之后似乎已经很少提起，只有从早年的散文中可以寻得有限的踪迹，看出那时的活力，“记得儿时曾有一面红砖短墙，墙头插满锋利的碎玻璃碴儿，我们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总去搅扰墙里那户人家的安宁，攀上一棵小树，扒着墙沿央告人家把我们的足球扔出来”引自《墙下短记》，《今日先锋》第4期（1994）。。史铁生一生都没有失掉对体育的热忱，“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却是个体育迷”引自《我的梦想》，《中国残疾人》1989年第1期。，“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同上。
一九六七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史铁生是“老三届”的学生，一九六五年进校的他，可以说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刚开学不久，他的作文就已经在全校传诵，组装无线电也是一把好手，绘画也被老师赞扬有专业水平，更兼他声音浑厚，唱歌朗诵都颇具感染力。人高马大的他在学校的体育比赛中还曾得过冠军。称得上风云人物。然而只上了两年初中，学校就因为“文革”的深入全面停课，直到下乡插队之前，北京所有的中学都处在“战斗”当中。清华附中作为“红卫兵”组织的发源地，革命活动更是轰轰烈烈。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大革命时代，史铁生也曾经满怀忠勇和豪情，“曾和一群同学到清华园里去破过‘四旧’，一路上春风浩荡落日辉煌，少年们满怀豪情”引自《病隙碎笔》，《花城》1999年第4期。。
但是随着出生论的逐渐强化，史铁生在这场战斗里早早地被边缘化了。他的出身并不算好，不在“根正苗红”的“红五类”之列，“楼门内外传来了更为革命的呐喊：‘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这样，几个同学留下来继续革命，另几个怏怏离去。我在离去者中。一路上月影清疏晚风有缘，少年们默然无语，开始注意到命运的全面脸色”同上。。的确，对于年少的史铁生来说，命运已经不仅仅是“不让革命”这么简单了，而是一场被批斗和打倒的噩梦。他父母的身份是“职员”，处在“黑五类”的边缘，奶奶的“地主”成分直到“文革”结束都没能平反。在史铁生的早期创作中，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不在少数，如《兄弟》《爱情的命运》以及被研究者看作半自传体小说的《奶奶的星星》等等，都记载或是反映了那段经历给史铁生留下的伤痛的回忆。
一九六九年。到陕西延川县关计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下乡对于出身不好的史铁生来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然而在踏上征程的那一刻，他还是涌起了满腔的革命豪情，和对未知世界的强烈好奇。然而，清平川的乡亲们对这些知识青年的教育却远远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革命”和“高大”，反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原始乡情，一种艰辛的生活所反射出的乐观和坚强，不是通过颂歌，而是把委婉的小调传递给这些半大孩子。被夸张的大话所笼罩的城市生活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史铁生开始进一步思索生命本身的意义和命运的含义。当然，插队对于史铁生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饿。年轻的史铁生长手长脚，胃口奇大，简直到了贪吃的地步，但是黄土高原的匮乏使他长久地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中。于是，他在务农的间隙，还为乡亲们画画家具来赚点“外快”，甚至还和老乡分工合作去集市上卖钱，但在那个年代，史铁生的这一举动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理所当然地被“割掉”了。
在干了三个月的农活之后，史铁生开始感到腰腿疼痛，但就医后没有诊断出原因，到北京也无法查出莫名疼痛的来由。史铁生只得又回到关家庄。大队干部为了照顾他，给他分配了喂牛的轻活儿，两年之后因双腿疼痛加剧回到北京。史铁生的插队经历是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素材，更对他的写作心态和作品样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那时的插队，和后来的插队还不一样；后来的插队都更像是去体验生活，而我们那时真是感到要在农村安排一生的日子了——起码开始的两年是这样。现在想来，这倒使后来的写作得益匪浅。我相信，体验生活和生活体验是两回事。抱着写一篇什么的目的去搜集材料，和于生活中有了许多感想而要写点什么，两者的效果常常相距很远。从心中流出来的东西可能更好些。”引自《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小说月报》1983年。
一九七二年。因脉管炎导致双腿瘫痪。这对于史铁生的一生来说是最重大的转折点。史铁生患有先天性脊柱裂，为此，他的母亲曾经多方奔走求告，希望可以让儿子免于下乡，但是没能成功。插队后，陕北的寒冷侵入了史铁生的脊髓，尤其是在他改去喂牛之后，每天必须半夜起床给牛棚添料，睡的也是没有热炕的寒窑，更加重了他的病情。终于，史铁生感到双腿开始不听自己使唤了。据和史铁生一起插队的同学回忆，他曾经有一天和别人竞赛立定跳远，然而跳出去之后，却一下子跌倒在地，史铁生慢慢爬起来，疑惑地喃喃自语：“怎么这腿就不给劲儿了呢？”
等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史铁生再次因为剧烈腰痛回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只能由别人架着缓缓行走了，很快，史铁生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入院的那一天，他拒绝了所有亲人和朋友的帮助，自己扶着墙，艰难地走进了医院，但是一年多之后再出院的时候，他只能被人抬着出来了。无疑，在医院的这一年多是史铁生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不仅仅是病痛的折磨。对于生龙活虎的史铁生来说，失去双腿是致命的打击，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可以看到，史铁生整日卧床的时光里，他思考得最多的便是如何去死。失去行动自由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然而，友谊医院的医生给了他最初的鼓励，让他去负责医院的墙报，被需要和被关怀使得史铁生获得了最初活下来的勇气。
一九七四年。史铁生已经出院一年了，和父亲、奶奶、妹妹还有叔叔一家居住在前永康胡同奶奶的居所里。离开医院的史铁生再一次感到了绝望，他没有工作，没有补助，妹妹年幼，奶奶年迈，父亲一个人支撑起整个家庭，母亲还远在云南的林学院，只能时不时请事假回北京。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悲观情绪使得他的脾气越来越暴躁，他多次地想到自杀，他曾经吃下过量的药，去摸过电门，只希望能够了结自己的生命。
但就在这段时间，史铁生来到了地坛。地坛的寂静与安详使他平静下来，让他重新深入地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史铁生不再寻求死亡，转而寻求生的意义。他开始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给家具画上山水画，将掏空的鸭蛋绘成彩蛋，给古装的仕女像“开眉眼”。除此之外，他开始学外语，开始读书和写作，开始探寻人生的另外一种意义。
一九七七年。史铁生的母亲去世。这是继瘫痪之后，史铁生人生遭遇的第二重打击。在史铁生的很多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史铁生对母亲的深情。的确，这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子的病，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她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为儿子寻医问药，但她自己的乙型肝炎却逐渐发展为肝硬化，最终因为并发食管与胃底静脉曲张，胃部大出血而去世。在母亲重病之际，史铁生摇着他的轮椅走遍了北京城为母亲寻找良药，可是母亲还是离开了他。
母亲去世之后，史铁生的父亲从云南回京照顾他，因为史铁生行动不便，由街道出面安排他和父亲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临街的两间平房。
一九七八年。小说处女作《兄弟》完成，后来又创作了《爱情的命运》《法学教授及其夫人》。
一九七九年。公开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于《当代》（1979年第2期）。《墙》即1978年完成的小说处女作《兄弟》。（《今天》1979年4月）《爱情的命运》发表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内部刊物《希望》（1979年1月）。
一九八GA996年。因急性肾衰竭、氮质血症，又因长期尿潴留导致肾盂积水，接受膀胱造瘘术，回家休养。史铁生并没有因为患病而停笔，他不但奋笔疾书，还去当时中国作协所办的“文学讲习所”（即后来的鲁迅文学院）听课。这一年，史铁生发表小说《我们的角落》（《小说季刊》1980年第4期）《我们的角落》即《没有太阳的角落》，此《小说季刊》即后来的《青年文学》。《没有太阳的角落》初发于《未名湖》和《今天》（1979）。，《兄弟》（《花城》1980年第7期）此篇曾名《墙》，初发表于《今天》第4期。，《午餐半小时》（《花溪》1980年第9期），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作者，这已经算得上丰收了。
《没有太阳的角落》和《午餐半小时》的创作原型显然来自于他在街道福利工厂的所见所闻，代表了史铁生早期对“残疾人”主题的主要关注点，着重于描写残疾人对在社会上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以及残疾人内心对公平与美好生活的渴望。行文柔软细腻，精致优美，于温情中透着点点哀愁。着眼点小而涉及面广，有研究者认为具有浓厚的契诃夫色彩。
一九八一年。史铁生病情再次加重，不能再胜任街道工厂的工作，退职回家休养。但“所幸此时有了对病残知青的政策，开始享受工伤待遇，温饱有靠可以安心写作”史铁生：《史铁生小传》，《我与地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但是因为身体原因，这一年的史铁生的作品并不多，仅发表散文《秋天的怀念》（《南风》1981年），小说《树林里的上帝》（《南风》1981年），《“傻人”的希望》（《河北文学》1981年第1期），《绿色的梦》（《钟山》1981年第2期）四篇作品。
散文《秋天的怀念》，仍然延续了前一年小说创作的风格，显得精致清新，是史铁生第一篇怀念母亲的散文，笔触细致，感人至深，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但是其余的小说却显得阴沉晦暗，《“傻人”的希望》写的是一个“缺心眼儿”席二龙对美好生活的幻梦一步步破灭，《树林里的上帝》以很小的篇幅描绘了世间万物命运的无常，《绿色的梦》则有种意识流的色彩，也同样是感伤和无助的。
一九八二年。加入北京市作协。发表小说《黑黑》（《滇池》1982年第11期），《人间》（《花城》1982年第6期），《绵绵的秋雨》（《中国青年》1982年第4期），《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丑小鸭》1982年第10期）。
这一年，史铁生的小说创作，基调更加走向伤感和暗沉，虽然才刚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史铁生就好像已经进入了他创作生命的第一个低潮。从发表的情况看，史铁生见诸报刊的文字并不很多。据朱伟先生《铁生记评》回忆，史铁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因为其灰暗的主题色彩受到编辑的忽视和误读，常常受到编辑大幅的删改，因而即使发表出来，也并没有获得什么反响。
一九八三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史铁生发表了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神童》（《文学青年》1983年）、《白色的纸帆》（《绿野》1983年第2期）、《夏天的玫瑰》（《丑小鸭》83年第4期）、《巷口老树下》（《青年作家》1983年第6期）、《季节的律令》（《黑明摄影集：青春的故事》跋）。以及创作谈《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关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选刊》1983年第7期），另创作有小说《老人》。
这一年是史铁生文学生涯的第一个丰收年，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年就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文艺界通讯》刊登了宗淑的书评《这一切都不遥远——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予以评论。《人民日报》刊登《心弦上的歌——读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赞扬作品“深深地反映着陕北人民与陕北地区的生活、心理与风土特点，构成了那个地方独具色彩的生活图景”郭志刚：《心弦上的歌——读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人民日报》1983年8月9日。。将插队所在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主体，以日常生活为主体，扩大了知青文学的艺术视域，“可见，生活并不总是一种色调。即使在那特殊的年代，在生活中有忧，也有乐，有苦恼的种子，也有希望的胚芽。作者以其敏锐和真诚，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的五味瓶，全倒出来了，使读者不禁佩服道：这才是生活！”同上。这也许是主流媒体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的原因。而从新时期文学的流变来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改变了知青文学控诉和反思的话语模式，代之以那个时代不常见的平淡悠远的气质，重拾了他创作初期的清新精致的语言风格，将插队时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令人身临其境，内心充满感动和温情。史铁生这样谈论他的创作初衷：“我试了好几次，想写一个插队的故事。那时对写小说的理解就是这样：写一个高潮迭起、感人泪下的故事。我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通过琢磨一些名家的作品（譬如：海明威的、汪曾祺的），慢慢相信，多数人的历史都是由散碎、平淡的生活组成，硬要编派成个万转千回、玲珑剔透的故事，只会与多数人疏远；解解闷儿可以，谁又会由之联想到自己平淡无奇的经历呢？谁又会总乐得为他人的巧事而劳神呢？艺术的美感在于联想，如能使读者联想起自己的生活，并以此去补充作品，倒使作者占了便宜。”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关于〈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小说选刊》1983年第7期。
一九八四年。发表小说《白云》（《小说界》1984年第1期），《奶奶的星星》（《作家》1984年第4期），《山顶上的传说》（《十月》1984年第2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文学家》1984年第3期），《足球》（《人民文学》1984年第5期），《小小说四篇：春夏秋冬》（《南风》1984年第4期）。
这一年可以说是史铁生一九八三年辉煌的延续。首先，小说《奶奶的星星》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在史铁生以往“文革”叙事的基础上，又添进了哲学的沉思，从更高的人道主义的视角来回顾“文革”。其次，史铁生明确了他小说创作的方向。他仍然在以自己的经验创作“残疾小说”，但题材与主题领域被拓展了，这表现在对社会现象尤其是“后文革时代”的关注上，文体和语言风格也开始了多样化的尝试。《白云》《足球》对对话体的熟练运用，《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的多文体杂糅和黑色幽默，以及《山顶上的传说》的复调叙事可以看出是史铁生文体实验的前奏。因为上一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与这年《奶奶的星星》的轰动，陕西省作家协会特地邀请这位半个黄土地上走出的作家回乡“探亲”。他再次回到了他的清平湾，见到了他笔下那些熟悉的人物。
一九八五年。因为连续两年获奖，史铁生的家门庭若市，虽然他是一个渴望交流的人，他的小院子里常常有许多朋友前来把酒言欢，探讨人生、理想和文学，但蜂拥而至的记者、慕名而来的作者还是让在病中的他感到十分疲惫。他不愿接受采访，不愿意被访谈侵占休息与写作的时间，因此，史铁生不得不在家门前贴出闭门谢客的告示。这一年史铁生发表了小说《来到人间》（《三月风》1985年第6期），《命若琴弦》（《现代人》1985年第2期），《合欢树》（《文汇月刊》1985年第6期），散文《杂感三则》（《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杂感三则》是上一年所发表的《奶奶的星星》的创作谈。史铁生认为作者在创作时一要相信自己，敢于写出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想法，二要退居幕后，用艺术手法而非直接发声的方法向读者传递自己的信息。这一年发表的三篇小说探讨的都是残疾人的生存问题，但主题已经进一步深化。《命若琴弦》是这一年也是史铁生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史铁生“过程即意义”生存价值观的典型体现。可以说就是从这部作品开始，不论是“生命”的主题，还是“残疾”的主题，都在史铁生这里得到了升华。同时，它也是史铁生文体探索的重要标杆，有研究者将其作为其“哲思”文学的开山之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全国文学创作奖。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也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史铁生的第一本文集，收录了1979年以来史铁生创作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没有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爱情的命运》等作品共20篇。
一九八六年。成为北京市作协合同制作家，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发表中篇小说《插队的故事》（《钟山》1986年第1期）和短篇小说《我之舞》（《当代》1986年第6期）、《毒药》（《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以及创作谈《交流、理解、贴近、信任》（《钟山》1986年第1期），《随想与反省》（《人民文学》1986年第10期）。
《插队的故事》可以算是《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续篇和扩大版，史铁生清淡悠远的散文化叙事显得更为成熟，整篇小说也显得更加壮阔。而《我之舞》与《毒药》则充满现代意味和先锋感。1985年前后，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蜂起，史铁生是其中的积极实践者，更值得注目的是，《随想与反省》原为次年才发表的小说《礼拜日》的后记，但却具有独立的主题，他认为文学的根在于人类永恒的困境，而文学的出路在于创新。这一年，高原（斯妤）在《当代文艺探索》第5期上发表了《轮椅上的探索与开拓——浅谈史铁生的小说创作》一文，这也许是第一篇对史铁生的小说创作进行全面分析的评论，同为小说家的斯妤，关注的焦点显然是史铁生小说创作的创新手法，将其归纳为散文化写法、对报告文学体裁的运用和对话体的翻新三个方面，可以说是早期史铁生综论文章中较为全面的一篇。
一九八七年。发表小说《车神》（《三月风》1987年第1期），《礼拜日》（《中外作家》1987年第5期），散文《“忘了”与“别忘了”》（《挚友》1987年）。同年由史铁生编剧的电影《死神与少女》上映，这是史铁生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小说集《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史铁生卷》由日本德间书店出版，共收录《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足球》《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午餐半小时》《命若琴弦》六篇小说，由广岛大学松山久雄和水谷一郎、中央大学近藤直子、爱嫒大学三木直大译。赴海南参加《钟山》杂志笔会。
一九八八年。发表小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收获》1988年第6期），《原罪·宿命》（《钟山》1988年第1期），创作谈《答自己问》（《作家》1988年第1期），《自言自语》（《作家》1988年第10期），另创作有小说《草帽》，随笔《读洪峰小说有感》。小说集《礼拜日》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台湾版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在台湾出版。
与林洪桐共同编剧的电影《多梦时节》上映，同年获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作品《毒药》获第三届《上海文学》奖。这一年，史铁生的小说和创作谈都表现出了对生死主题的极大关注。《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原罪·宿命》仍然是以先锋的手法探讨生与死的关系，其语言和手法更加扑朔迷离，大大超越了读者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阅读经验。史铁生也在《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地猜法》的结尾加以注解，请读者将其当作一篇“读物”来看。除了作品之外，创作谈虽然仍然是片段感想式的呈现方式，但相比之前更为完整，在《答自己问》中，史铁生第一次自觉地对自己文学创作的目的、方法以及文学观进行了总结。他将文学分为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三类，认为这三者共同组成了文学的大家庭，各司其职。关于文学形式方面，他认为“形式即意义”，而不是承载内容的容器，审美是主观的活动和感受，因而不论如何创作，都应该以表达作者自身的思考为基准。在《自言自语》中，史铁生进一步细化了他的创作方法，提出了他作品中最重要主题——宗教的作用和人的三大困境。这是史铁生对自己之前的创作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对之后很长时间史铁生创作都有着重要的说明与阐释价值。
一九八九年。发表散文《文革记愧》（《东方记事》1989年第1期）、《我的梦想》（《中国残疾人》1989年第1期）、《超越几近烧焦的局限》（《三月风》1989年第2期），小说《小说三篇》（《东方记事》1989年第2期）。
一九八九年对史铁生和他的家人来说是灰暗而又光明的一年，他的病情又加重了。他因患附睾炎再次住进医院。从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仍然会时常想到自杀，他厌恶被当作无用的人被人饲养，毫无尊严地活着。他渴望和正常人一样有正常生活、工作甚至爱的权利。不知是不是上帝听到了他的渴求，当他缠绵病榻的时候，一个来自南方的姑娘陈希米来到了他的身边，照顾他，爱慕他，最终和他结婚。这段婚姻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更是当年史家生活的最大亮色。
电影《死神与少女》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电影《多梦时节》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优秀故事片、优秀音乐奖、艺术追求特别奖。
吴俊在《文学评论》的第一期发表评论《当代西绪弗斯神话——史铁生小说心理透视》，文章的后面附了史铁生对这篇评论文章的意见。作家和评论家的碰撞并不少见，更何况史铁生对待别人的评价总是抱着非常认真的态度。这样的对话让读者与研究者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作者的内心与写作意图。在这一次对话中，吴俊对史铁生的“残疾”主题小说进行了全面梳理，认为史铁生这一主题的创作是在自卑的伤感和对宿命的无奈中迸发出的对不公平的命运的抗争与深沉的忧虑。而史铁生则更进一步指出，他所描述的“残疾”，固然是从自身的心理与生理状态出发，但更多的是由此深发出的对全人类广义“残疾”的观照。紧接着，吴俊同一年又发表了《大彻大悟：绝望者的美丽遁词——关于史铁生的小说》（《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这篇评论可以说是前一篇的深入与发展，认为史铁生平和的文字背后是对个人命运的过分焦虑和绝望，而这容易失去真正的宽和与对社会的关注。这一来一往的讨论给史铁生留下了很多的思考，直到次年他在《给杨晓敏的信》中还曾写道：“文章指杨晓敏的论文《突围：生命的追求——史铁生论》，《中国现代、当代作品研究》1990年第11期。我并非像所有的人估计的那样已经‘大彻大悟’，……我现在还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希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
以上两条引文出自《东岳文库—史铁生九卷本》之《宿命的写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
（复旦大学中文系；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