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兽.鬼》中的女性形象看钱钟书的智性与刻薄
摘要：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文化意蕴非常的丰富，作者从神话和现实生活中取材，来探讨人的基本根性以及人的文化心理。小说集中尤其对文中的知识分子的细腻的心理情感变化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人生、对人性、人性的弱点的哲理性思索。对人心理的精妙细微的捕捉，寓哲理于象征，表达了作者为民族、为国家、为自己而悲哀的心情。
关键词：智性 刻薄 讽刺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4-0001-01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塑造了形色各异的几位女性形象，钱钟书笔下的这几位女性大都爱慕虚荣，而且作者毫不吝啬地对这几位女性进行讽刺与批评。《纪念》和《猫》的故事背景都是在抗日前期，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们都在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到底是不是人们“正是醒着做梦，未饮先醉的好时光呢?”作者通过对两位具有浪漫小资情怀的女性一曼倩和爱默，无一以悲剧而收尾的结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猫》这个故事写的是美丽而骄傲的爱默，内心空虚而又爱慕虚荣。她很善于管束自己的丈夫，而且丈夫一个人来侍候她还嫌不够，还操纵着一群男人来向她献媚讨好。这使得建侯下决心重新改造自己的生涯，准备写一部著作，但是又懒得自己动笔去写，于是要雇一个书记来代写。这样，大学生齐颐谷做了建侯的代笔人。爱默这个所谓的女中名流，对齐颐谷这个19岁的大孩子产生了兴趣，因为颐谷身上有着一种她那些中年熟客们所没有的而又使她感到新奇的东西。于是硬要眼睁睁的夺走丈夫的书记。建侯非常气愤，两人大吵一架，在此情况下，建侯负气携一女孩子离家出走度蜜月去了，一场家庭悲剧终于酿成。《纪念》这个故事写的是曼倩这个小布尔乔亚知识女性，和丈夫才叔来到内地的一个小山城居住。生活中无所事事的曼倩和才叔当空军飞行员的表弟天健产生了浪漫恋情，以此来填补她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在一次天健半强迫地和她发生关系之后，两个人都懊悔当初，并想竭力忘记对方的时候，天健在一次空战中遇难。并留给了曼倩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曼倩的情人去世了，但是却留给了曼倩一个实实在在的纪念——一个孩子。爱默是以老公领着自已的小情人私奔。自己被抛弃而结束。这种结局显然不是具有小布尔乔亚知识女性所追求的，但是作者确实给了她们这样一种结局，一种让人满怀遗憾的结局。为什么呢?我认为作者在对这两位女性这种不切实际的追求进行讽刺的时候，却对书中的女性又报有一种同情；在嘲笑这些女性的同时。却又在反省着鞭打着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用女性来反衬着男性的懦弱与无能，用女性的小资情调来对比男性的虚伪与无聊。看起来在讽刺女性实则用一种超然的、睿智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曼倩的丈夫一个知识分子，头顶上战机轰轰响而才叔却“去磨办公室里比花岗岩还硬的犄角”。看看爱默身旁围绕的那一群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留着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亲日派人物陆伯麟，“中国文物不带盆景、徘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钱不值”。“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自小就给传教士带出了洋的袁友春，西不西中不中的，“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还有又瘦又小的，为了雪国耻的科学家郑须溪，他到德国留学的目的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而是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为了赶时髦也跑到英国去住了几年的付聚卿，看起来貌似高不可攀，其实一无所成。只会发些对人生表示傲睨、高不可攀的议论，要么就是在英国学会了对人“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表情”，以及抽烟斗的习惯，以此显示自己是“受过牛津或剑桥教育”的有身份的人。这些颇具讽刺意味的描绘，令人想起了近、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在东西文化的撞击中，一些知识分子只会高谈洋务，高唱西方文化赞歌，积极提倡输入西方文化。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没有调整好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怎样对待西方文化还缺乏思考。在东西文化的冲突下，在如何抉择中，有自觉地学习吸取西方文化的营养的；有始终抱残守缺的；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则始终没有摆脱思想和情感的矛盾，体用之争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还有一部分人坚持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是却只是舍本逐末地学了西方文化的皮毛。披着这些皮毛，以为自己就是西学专家了，到处招摇撞骗。钱钟书对这种现象很反感，并对这类人的文化心理作了透视。在小说《猫》中对以上所说的伪知识分子的讽刺和批判溢于小说的字里行间。把他们挖空心思做出的洋化表演与他们内在的胸无点墨作了讽刺性的描绘。生动的展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又对西方文化隔靴瘙痒，却又要摆出一副学贯中西姿态的知识分子的滑稽相。不由得让人感慨如果中国知识分子都将如此，民族何以为继?钱钟书用他独有的睿智与刻薄、用他那带有大儒主义的揶揄和带有怀疑主义者的感伤来表达着对祖国的爱。我们知道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写于1941～1945，发表于1946年，这几年所做作品被钱钟书称为“忧世伤生”之作，其实作者是借《人·兽·鬼》来表达自己对于“这死气沉沉的落日，生意奄奄的世界”“那无穷尽，难以消遣的光阴”的看法，未尝不带有人生如梦的悲观情绪。我们理解了钱钟书这一点，其实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对笔下的知识分子如此刻薄，他以他对世事的理解，以一个智者的情怀去呼唤社会，去揭露社会、批判社会，他以他独特的笔触去召感读者，引领迷茫的一代走出困境，去寻找新世界。他在这揶揄、讽刺、否定一切的倾向的背面，透示出作者孤芳自赏的文人气质，比喻的运用充分调度了作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问家的才情与才识，显示出作者浮想联翩，谐趣横溢的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