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标杆就是文本(创作谈)
王季明，本名王建明，男，一九五九年七月生于上海。曾去农村插队。一九八六年始发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我想过穷日子》，中短篇小说集《露天舞会》，长篇电视连续剧《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合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翁贝托·埃科说：“当我们还不能把某些思考系统转化为理论时，我们必须借助讲故事的手段。”
是的，对于少年时代那些至今想来如万花筒一样的场景，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历历在目，在我根本无力转化成理论时，我只能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加以叙述。这样的故事已经讲了两年，其结果是十多个中短篇小说发表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些小说发表的责任编辑多是《星火·中短篇小说》编辑部主任杨剑敏，《小说林》杂志主编何凯旋，《滇池》杂志主编张庆国，《太湖》杂志副主编任智民。为何这些小说集中发表在这些文学杂志而不在其它杂志？这并不是说我没有给过其它杂志，而是遭到嗤之以鼻。曾经有一家杂志主编对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写当代题材小说，而要耿耿于怀你的过去，你的少年？这话让我想起每写完一篇小说，喜欢给最亲近的朋友先看一样。这些朋友大多都是否定的。其中一位部队大院出生的同龄朋友甚至在电话里激烈反击：你小时候是这样的吗？现在这社会哪点比你小时候好？我哑口无言。无言是年龄大了，并不想与人争论。窃以为，鉴定小说的杆标就是文本。离开文本谈小说，那是我绝对不能容忍的。
那么回过头来说，这些年我为何沉浸在少年时代，执著地从上海“文革”年代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我想说的就是，通过噩梦般的时代，见出人性的缺失与手段的卑劣、人生的无助与命运的悲惨。而这种命运是通过独特的少年视角与少年体验引导进历史叙事中，既着力展现底层市民子弟的生存成长经验，又努力通过诸多被欺凌、受伤害角色的描绘，揭露特定历史语境下复杂人性的阴暗面，从而努力做到真实细致地展现我在上海少年时代的生活，起到如同翻阅一张张上海老照片的作用。
上海师大教授、博导杨剑龙先生曾经看了我近两年所有小说后说，王季明近年的小说可归入“后伤痕文学”之列。这些小说大多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真实细致地展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少年的独特韵味，使作品具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和真实感，也形成其小说叙事的流畅和散文化意味。
杨教授这话是在说文本，是好话，但我确实努力这样做了！
王季明，本名王建明，男，一九五九年七月生于上海。曾去农村插队。一九八六年始发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我想过穷日子》，中短篇小说集《露天舞会》，长篇电视连续剧《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合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