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圆形批评的文艺理论家王先霈
1963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何其芳先生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讲课,研究生班里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与何先生的观点发生分歧,课后便写了一篇七千字多字的论文交给何先生,可能是工作忙的缘故,何先生一直没有回应。随后,这位青年教师被借调到了中国作家协会从事研究工作,为了让何先生了解其观点,于是将论文再度寄给了何先生。不料几天后,何先生打电话约其到寓所讨论。当天晚上,两人激辩一个多小时,说到激动处,何先生还随手拿起桌上的《参考消息》,援引其中的报道。但几分钟后,何先生又说:“不对,这不能作为论据。”见时间已晚,青年教师起身告辞,何先生将其送至家门口,停住脚步说:“今晚我没有说服你,但你也没有说服我。”若干年后,这位与文学界泰斗何其芳先生辩论的青年教师也成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家。他,就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先霈先生。
王先霈,笔名姜希礽、冼佩,1939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祖籍江西省湖口县。1956年毕业于九江二中(原为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同文中学)。中学时本想去学工科,为祖国建设效力,可体检时说他“右上一肋间有条状阴影”,这就迫使他弃工学文,选择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虽然大学的条件简陋,环境也不如自己先前所读的中学,但老师的学识深深地吸引了他。讲汉语拼音的高庆赐先生,能把看似简单的拼音字母讲得文化内涵十足,让他体会到了中国语言的巨大魅力。就在大学一年级,王先霈便爱上了中文专业。但从大学二年级开始,随着“反右”和“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他被派到江夏纸坊的一个采石场打石头,后又被分到武钢跟工人一起干活。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虽然没学文化,也很艰苦,但他还是感觉收获不小。折腾了一年后,还是学生的他又参与编写《古代文学史》,负责撰写《庄子》一节,基调是批判,但批判也得先读原著,这一读,他便喜欢上了《庄子》。1960年,大学毕业的王先霈留校任教,后到中国人民大学文学进修班学习。1972年离开大学,到江西大山里的公社中学教书,1976年回到华中师范学院任教。他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出版社总编辑,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名誉委员,兼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主任和编辑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等,现在还兼任着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顾问等职。除学术论文之外,他著有十多部专著。其研究成果被社会广泛关注,获得过许多奖励,诸如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第二届、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湖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湖北省政府屈原文艺创作奖等。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他从不离开教学一线,教书育人,几十年如一日。他辛勤耕耘的教学成果和他的科研成果一样,为人们所景仰,因此,他先后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第一届孺子牛金球奖,并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院校的中文专业没有独立开设过文学评论课程,有关内容只是在文学理论中简单带过,更没有教材问世。对此,王先霈先生在19世纪80年代初率先在国内单独开设课程,并于198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文学评论的教材《文学评论教程》。该书对文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文学批评的发展、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批评家的素养、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批评的写作、文学批评文章的样式和特点等均作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和研究,初步建立起了文学批评学的科学体系。1990年,该书修订后出第二版时,国家教育委员会将其定为高校文科教材。此后,他还主编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文艺学教材,领衔承担了国家级第一批精品课程的建设任务。
在教材建设的同时,王先霈先生的理论探索也取得了突破。19世纪90年代初,王先霈先生提出了“圆形批评”的理论。“圆形”取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智圆形方”之意。在文学批评中,“圆形”体现在对客体的把握程度和主体思维活动的运转形态两个方面。对客体即批评对象而言,批评家不只是要发现、了解对象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还要把所有的要素、成分、关系构成一个整体,构成自成起结、首尾相应的、螺旋上升的链环、圆圈。对主体思维活动的运转状态来说,需要把思维方式由直线递进的单项延伸改变为圆圈环绕的螺旋上升。圆形批评以审美为中心,融合了感悟与理性、社会历史的考察与审美估量的文学批评,在承认优秀文学作品意义之不可穷尽的前提下,确认文学批评对作品意义阐明的可能性;在承认多种阐释并存的合理与必要的前提下,确认各种阐释之间有正误、深浅之别;在肯定多种层次共同美存在的前提下,格外重视文学批评向读者传递文学美感和激发读者再创造的职能。圆形批评既是一种文学批评的观念,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理想和原则。圆形批评鼓励文学批评的多样化,鼓励多样文学批评之间的互谐。文学批评的“圆形”性质,可以体现在某个批评文本中间,可以体现在某一批评主体身上,也可以体现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的整体中间。文学批评不但在史的纵向发展上近似一个圆圈,在横向上,现代文学批评可以是许多圆环连接而成的圆圈,每一个点、每一段弧是独特的,整个圆是连贯的、浑然的整体。他所建构的圆形批评理论,在他的学术著作《圆形批评论》、《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等著作中可见一斑。
王先霈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建构了圆形批评,而且在批评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熊召政就对王先霈先生心存感激,因为他的获奖小说《张居正》曾多次得到过王先霈先生的建议和提醒。当作家邓一光的千字散文《生日快乐,爸爸》发表后,王先霈先生就给尚未谋面的邓一光写了一封信:“作为解放后出生的老红军后代,您的特殊视角足够创作一部中长篇。”三年后,思想火花被点燃的邓一光相继创作出了《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小说名篇。当还住黄冈的作家刘醒龙在创作上迷茫和徘徊的时候,王先霈先生特意召集了一次讨论会,认为:“你最大优势在于你是农民的孩子。”刘醒龙受到启发,写出了《凤凰琴》等名作。当作家洪洋准备将《徐迟的第二次青春》修改后第二年再出版的时候,王先霈先生以敏锐的眼光建议他不要修改,以免回到原来的写作套路上,作品当年发表后便引起很大反响,多个媒体连载、转载、报道,成为作家晚年的代表性作品。正如王先霈先生自己所说:“与作家们的平等交流也使我走出了书斋式的文学研究。”
对小说的研究,倾注了王先霈先生的许多心血,同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的《小说技巧探赏》将小说的理论探讨和艺术鉴赏融合起来,既有理论的探讨和研究,又有生动的艺术鉴赏和分析,被称为是“我国第一本专谈小说技巧的普及性学术著作”。与人合作的《徘徊在诗与历史之间——论小说的文体特征》从美学的高度来探讨小说的文体特征,并把小说的文体特性与社会历史、社会心理和小说家的心理联系起来,揭示了小说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形态和内在规律,有人认为“该著作已初步建立起一种具有体系性的新的小说文体学,或者称之为小说文体美学”。他与周伟民教授合作的六十余万言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是我国第一部小说理论批评史著作。该书在对大量资料发掘、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展示了明清小说发展的历史面貌,清理了明清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从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发现隐藏在小说后面的某些现象和规律,对富有民族特色的小说理论观点、命题、概念、范畴等作了新的阐释和辨析。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该书对研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性格乃至中国文化的特点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是王先霈先生研究的另一领域,因其取得的突出成就而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当王先霈先生出版了他的《文学心理学概论》的时候,有人就对他做作过这样的评价:“王先霈注重中国古代心理学与文艺心理思想资料的发掘,力图在探讨人类文学创作和欣赏心理的普遍规律时注意中国审美心理的特色和审美理论特色。在不排斥西方各心理学派基础上较多选择、参酌苏联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观点,倡导吸收现代心理学成果和研究中国古代有关理论思想结合,提出把文艺心理研究建立在更为全面、完备的资料前提上的观点。在研究中充分体现了追求严密性、精确性的史家眼光和科学态度以及对中国古代文论中丰富、有价值的思想不轻易放弃的执着精神,功底深厚,作风严谨。”(《文艺报》1990年7月7日)当他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问世时,著名文艺理论家童庆炳教授就专门撰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王先霈教授就出版过《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书。与当时出版的那些‘文艺心理学’一味介绍西方的知识不同。王先霈的书充满了对于中国古代文艺心理学的追问和阐发。他似乎要证明中国古代也有文艺心理学。差不多二十年后,王先霈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我读后欣喜万分。我觉得王先霈有一种难得的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自信,他深入中国古代艺术心理的堂奥,经过刻苦地钻研,以他独特的眼光和谨严的学风,对中国古代艺术心理思想作了一次清晰细致的梳理、力透纸背的分析和切中肯綮的概括。对于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研究,并不是容易的。诚如作者所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迥然有别:而我们的叙述和议论却不能不以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为参照和导引,这里显然存在思考和表述的双重困难。’作者下了功夫,克服了这双重困难。给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理论和国学研究的一次重大收获。”2009年,王先霈先生又出版了《文艺心理学读本》,尝试用教材来建设文艺心理学,受到了学生和老师们的欢迎。
此外,王先霈先生还出版过《文学美》、《佛语哲思》、《国学举要·文卷》等著作,主编过《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概论》等书。无论是个人的专著,还是主编的图书,他的每一种著作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浓重的学术含量,总是受到学界的关注。
王先霈先生是一位受人景仰的教授,他态度温和、语言亲切、举止从容、为人大度,即使是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也能包容和善待。在课堂上,他显得比较严肃而又严谨,但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他讲课的时候,常常只拿一张很小的卡片,或拿一只粉笔,将知识、理论、观点、方法讲得清楚明白,如信手拈来一般,既深入浅出,又没有半点枝蔓。讲到某些发人深思的问题时,他常常两眼平视,或仰望上空,他那睿智的眼睛似乎看到了天空很远的地方。也许是他讲课的神情所致,研究生见了他,往往感到紧张,甚至有的同事见了他,也颇有些惶恐。甚或吃饭时,只要王先霈先生在场,那些晚生们一个个都不敢“放肆”。其实,无论晚生们如何“放肆”,王先霈先生都会宽容,更不会责怪。有时候,可能是为了打消别人的顾虑,王先霈先生还带头讲个笑话,以活跃气氛。但只要他在,那些弟子们仍然比较拘束。每每遇到这种场合,就有“好事者”把他“请”去休息,然后,其他的人便可以“为所欲为”。即使这样,很多学生和老师还是乐于和他交往,因为他不言自威,不权自重,他以自己的学养和修养,赢得了广泛学术的声望和广大师生的尊敬。他的学品和人品,已深深地融入到大学精神之中,成为学校人文底蕴的一部分。
董中锋,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