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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兰克论文化危机的根源和破解路径

    时间:2023-06-14 18:10:07 来源:正远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正远范文网手机站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精神危机,弗兰克从学理层面对种种危机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其根源在于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只有以文化危机为切入点,借助于重塑人的新型世界观和人的个性与精神自由才能化解危机。弗兰克对文化危机原因以及摆脱文化危机路径的探索,对于世界思想史和俄国思想史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再次陷入文化危机,弗兰克理论穿透时空界限,折射出强烈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俄国;文化;弗兰克

    中图分类号:B512.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3)02-0030-03

    文化危机问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哲学与文化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问题。从时代主题的视角来看,白银时代(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活跃于学术舞台上的大部分俄国思想家都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因为他们正面临着启蒙时代文明与文化危机的尖锐冲突,这场危机反映在破坏性程度极强的战争与革命之中,并且以集权主义制度的诞生而宣告结束。残酷的现实要求每一个富有理性而忠于精神自由的人进行冷静思考。谢·弗兰克(1877-1950)作为这一时期著名的宗教哲学家之一,无疑也将理论触角深入当时的俄国文化危机之中。关于弗兰克对20世纪初俄国文化危机的回应与批判问题已经有学者专门论述过,本文尝试作一次浅显的补充性探讨。

    一、俄国文化危机的表现及根源

    弗兰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危机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文化危机的一个最突出方面在于20世纪人类进入了动荡与转折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西方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不稳定、世界大战以及革命爆发、法西斯主义及其残忍的种族灭绝政策,大量的生态灾难、传统联系与传统价值式微、科学理性信仰的丧失。具体到俄国社会而言,政治上动荡不已。一方面表现为这是一个危机不断深化和强化各种措施以维护独裁君主权力的时期,在沙皇专制统治下民众毫无自由与民主而言;另一方面表现为革命浪潮不断,在不满的资产阶级、有批判力的知识分子和受苦的广大工人背后,还有大量贫苦的和走投无路的农民构成的“人海”,他们掀起了无数次的革命风暴,直至发生1905年“血色星期天”事件。经济上,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和原有村社经济的逐渐瓦解带来了艰难的社会经济转型,不但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且国家经济也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社会思想领域中,伴随着政府的极端保守主义观点,实证主义、唯物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虚无主义思潮盛行,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动摇。俄国当时的现实情况无疑对当代人世界观产生深远影响。

    文化危机表现的另一方面在社会的精神基础层面,这也是文化危机表现的最深刻层面。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所面临的时代悲剧体现在世界观范式的转换与更新中。具体表现为:统治阶级为维护专制统治,仍高举“东正教一君主独裁统治一民族主义”的大旗,企图利用东正教将不同信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实质上,宗教已不再是生活和民族认同的中心,而是已经成为神圣信念和价值观念的一种更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形式。俄国社会的精神基础发生了动摇,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本所信奉的“革命偶像、政治偶像、文化偶像与理想和道德理想主义偶像”之后,并未很快找到相应的精神信仰替代物,整个社会陷入精神危机之中。

    弗兰克继而指出,当代人的精神危机无疑是文化危机的第一个原因。俄国一系列革命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摧毁了人的精神信仰,各种偶像的毁灭使当代人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他认为当代人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不同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体验过激烈的历史事件,当代人在抛弃了前辈的思想和信仰之后,却没有找到与他们一致的替代物。弗兰克认为,革命无力改变人的本性,而且引起的只有混乱和文化的大规模毁灭。在弗兰克看来,虚无主义则是文化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把虚无主义理解为否认或者拒斥绝对价值。他指出,我们相信文化,我们把科学、艺术、宗教、道德和政治视为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伟大宝藏,应该保护并日益丰富的宝藏,而不是破坏和推翻它,我们无法容忍,思想不在于精神丰富,而在于精神贫乏,我们与人道主义的这种传统的俄罗斯虚无主义思想对立。虚无主义的这种极端形式,就是否定文化活动。虚无主义世界观实质上是功利主义的道德主义和反文化的共生现象。

    二、摆脱文化危机的路径

    弗兰克作为白银时代最伟大的宗教哲学家之一,他思想的深刻性不仅仅局限于敏锐地扑捉住时代的脉搏并精准地诊断病症,在探究文化危机学理根据的基础上,他还从自己独特思想出发为破解文化危机提供一种路径。依据他的观点,摆脱文化危机的可能性仅仅在于复兴人的精神以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要复兴人的精神,必须对俄国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

    从政治层面而言,对专制制度批判也是恢复精神财富的必要保障之一。弗兰克认为,在当下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中文化的真正精髓枯萎了,因为精神世界观逐渐消逝,而文化精髓就立足于这种世界观之中。在当下俄国社会中,社会生活合理化思想就是把一切都归结于一类,把一切都置于同一个模式之中。他认为,把一切都组织起来和把一切都秩序化,就意味着死亡、精神窒息,使产生的一切文化窒息。在这种政治氛围与精神沃土中,能够培养出严肃而勇敢的斗士,他们可以满怀大无畏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在人的个性、自我思想意识和精神创造方面却是非常贫乏的,而人的个性价值、人的自由和创造积极性是不可分割的,任何暴力和革命都不能主导国家和社会生活建构的主要原则,因为革命无力改变人的本性,并且革命与暴力引起的只有混乱和文化的大规模毁灭,这就是反文化的思想原则。这是对文化创造精神的侮辱,神圣精神不能转化为依据行政指令而运作的一架机器。因此,人的真正开始不是始于成为和大家都一样的普遍之人,而是相反,成为和所有其余人都不同的一个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类似摧毁个性与个人的社会极限形式就是集权主义制度。

    从精神层面而言,弗兰克深入批判了西方社会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理性主义霸权。他把研究技术霸权时代的文化问题、更深刻的伦理问题、重新思索人的意义与价值问题,作为摆脱蔓延到全世界的文化危机的出路。在他看来,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的精神空虚是启蒙时代对宗教强权、神权政治的历史反叛的恶果。我们都曾认为,科学和技术发展推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进展,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是进步,是人类的逐步而不断的道德和理智的完善,然而,经过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才达到的文明的、民主的欧洲,却陷入了普遍的、疯狂的战争。欧洲的历史现实向我们证明了“没有进步。没有这样一条预先被指定的道路,仿佛人类只要沿着它走,只要对它进行客观地确定和科学地认识就可以找到自己生命的目的与意义”。我们必须抛弃日益陷入衰落的西方文化与文明,重新为人的意义与价值探索坚实的理论基础。弗兰克把重塑人的基督教世界观以及重新确立人的精神价值根基,作为摆脱文化危机的主要路径。他认为,基督教世界观承认真正的生命是在包含一切的万物统一中的生命,是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绝对整体,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全部生命本质扎根于作为一切生命之源泉的上帝之中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自己和自己的生命,基督教世界观的理论内涵与价值主旨决定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的复兴,这种复兴绝不是偶然,它是俄罗斯民族摆脱文化危机的现实诉求。

    最后,弗兰克批判了俄国社会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视角审视文化的倾向。在俄国社会中,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化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烙印。因为我们发现了文化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可调和性,文化整体性观念在我们意识中碎裂,直接导致人们以世俗功利的目光看待种种文化领域,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领域被需要,仅仅因为它们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由此,当我们说到文化时,所指的是铁路、公路和下水道,人民教育的发展或是政治机制的完善,我们总是把文化看做某种有益的、实现另一种目的即满足主观生活需要的手段。由此,在俄国社会中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文化对他们而言是不需要的和道德上无法容忍的贵族习气;他们不能珍视它由此构成的任何客观价值。在弗兰克看来,文化不是为某人的幸福或利益存在,而只为本身存在;文化创造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完善和理想价值的实现,这也正是人的活动的最高的和独立自在的目的。

    三、文化危机理论的当代价值

    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看,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席卷欧洲的文化危机,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与学者共同努力,他们的精神耕耘成果无疑为破解文化危机提供了积极有效的解决路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马克思从其唯物史观,即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出发指出,社会理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形态连续更替的结果,具体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尖锐及其转化,导致社会从一种经济形态转向另一种经济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所有社会危机的最主要根据,其中自然也包括文化危机;斯宾格勒则从文化形态学视角人手提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有机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线与发展周期,但最终都将被文明终结。弗兰克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索文化危机,无疑在世界思想史上为文化危机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解决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与理路。

    从俄罗斯思想史角度看,文化危机问题也被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所思考,他们的集体智慧与努力提供了一种俄罗斯哲学模式的思考。弗兰克从基督教世界观出发,力图借助于实现宗教转向,和宗教价值的弘扬来扭转文化危机,无疑为摆脱欧洲以及世界文化危机提供了一种具体路径。与弗兰克同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家伊·伊里因从“超越于宗教之外文化无法存在”的观点出发指出,当代欧洲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之后使自身陷入深刻的文化危机中。他认为,摆脱文化危机的出路在于复兴基督教文化、在于个体的道德完善。伊里因在文化危机问题的解决方式上与弗兰克无疑具有思想上的亲缘性,同时也从学理上证明了弗兰克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最后,以弗兰克为代表的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对文化危机问题研究的时代价值日益凸显。苏联解体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官方哲学的垄断地位,俄罗斯随即陷入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中,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无疑加深了精神危机,俄罗斯社会再次遭遇文化危机。弗兰克从宗教世界观视角对文化危机成因与解决路径的剖析,无疑为俄罗斯摆脱新时期文化危机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弗兰克论文化危机思想穿越时空限制,凸显出时代价值。当然,也要看到,弗兰克宗教哲学世界观的构建能否在理论上突破文化危机的学理根基,在实践上化解种种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也是值得商榷与怀疑的。因此,对弗兰克对文化危机原因及解决路径的剖析,既要看到其理论贡献,也要发现其内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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