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度因素
摘要：本文以歌德成名作《少年维特之烦恼》为文本，探讨18世纪德意志语境中的爱情悲剧表象后的社会原因，既重视个体内心因素的自然发展，也考量社会背景因素的制约力量；同时引入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对立面，即尼柯莱的《少年维特之欢乐》为参照，使彼此的场域交锋提升到一个思想史的观念碰撞高度。同时在结合歌德艺术观“表现真实”的基础上进而发微知著，提炼出“青春迷惘”的普遍性命题，认为维特之死，固然有上述的一般原因在，但更有歌德作为德国文化所化之人的痛苦表现在内，维特之死，未尝不是殉节于未能大气磅礴贯穿而出、深受德意志知识精英关切的德国文化。维特的“真死”与歌德的“假殉”，既显示出所谓“制度捆绑”的社会性根本原因，同时又提出了“文化假殉”的重要命题。
关键词：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思想史；古典德国
中图分类号：I51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28-10
18世纪既是德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形成期，亦为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文学互动生成的最佳例证。这既表现在德国小说是在英国小说的直接示范影响下而兴起的，诸如施纳伯尔(schnabel，Johann Gott—fried，1692—1750年)的《航海者的奇异命运》(wunderriche Fata elniger Seefahrer，173l—1743年间分四部分出版)是对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的模仿；亦同样表现为法国文学与启蒙思想的大规模渗透和介入，如卢梭在18世纪德国知识界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狂飙突进运动作家的模范意义，以及其《新爱洛绮丝》对歌德早期创作的直接启迪。这里要探讨的，正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受到前者启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及其对时代问题的揭示与反思，并进一步追问作品本身与歌德自身早期思想形成的关联。
一、从克翁之诗到莱辛戏剧——“青春迷惘”变迁历程的时代语境
歌德大名垂宇宙，维特身影随于后。确实，歌德虽不甚看重“维特”，但其声名鹊起，确实要归功于维特的襄助。当初以25岁的青春激情，而将长达10万言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一气呵成，只用了区区六周的功夫，一方面确实可见歌德之才华横溢，但另一方面也可见出此著决非其用功用心之作。与长达60余年而成就《浮士德》相比，更是不足道哉。然而，文学史的接受就是如此地造化弄人，恰恰是这个“妙手偶得”的维特，从此进入了文学的殿堂，而且经久不衰。
“青春迷惘”并非仅存于歌德之一时一世，它是有着其普遍性的历史根源的。日后黑塞的著作中，也非常清楚地表现出这一点，无论是德米安的彷徨，还是卡门青特的徘徊，乃至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分途，甚至是“荒原狼”形象的提炼，青春迷惘始终是一个未曾消散的母题。维特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如同其形象与精神赋予者歌德一样，维特是一个才华横溢、青春勃发的青年才俊。他虽出身于平民之家，但却并不甘于命运的安排，而希望通过自己的“赤手空拳”搏出天下。
通过象征时代语境的德国文学的“话语细节”的观察，我们可以略窥维特的精神养成。当初遇绿蒂(Lotte)的时节，姑娘因景生情，提到了克洛卜施托克(Klopstock，Friedrich Gottlieb，1724—1803)；而维特马上联想起“萦绕在她脑际的壮丽颂歌”，这里指的当然是其《春季庆典》(Die Frahlingsfeier，1759)，正是这部著作，嫁接起青年男女的精神共鸣。时代背景中的“精神源泉”是理解那个时代及其人物的重要因素。有趣的是，在最后的结局中，伴随自戕者维特的恰恰又是一部文学作品，莱辛(Lessing，Gotthold Ephraim，1729～1781)的《爱美丽雅·迦洛蒂》(EmiZlia Gatti，作于1756—1771年间)。
这两部反映时代语境的德国文学作品，伴随着维特短暂生命史上的两个重要关头：“爱情”与“死亡”。当1774年《维特》横空出世之际，正是狂飙突进运动如火如荼之际，而这两部引发维特心灵震动的作品，其实也正是歌德青年时代阅读的象征。正如歌德在其自传中所透露的那样，其青年时代对克、莱此类的文坛巨子是持仰慕之情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说，歌德对当时德国知识精英提供的精神资源的自觉接受，是显然易见的，无论是对克洛卜施托克、莱辛的阅读，还是与赫尔德的师生之谊，都说明歌德并非是孤独的，那代青年的精神遭遇非常重要，因为这暗含着伟人养成的思想资源。
可即便是克洛卜施托克的壮丽诗篇，即便是莱辛如此智慧理性的启蒙巨子，即便是赫尔德如此激情奔放的浪漫英雄，都不能解脱歌德的自我设定之苦，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感受到民族前途的忧患与文化使命的承当。陈寅恪之挽王国维，有如下判语：“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此语所论虽乃学术，但移用于文学方面亦同样有效。因为相比象牙塔中学者孤独思考的灯塔之光，文学对人性塑造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之功亦毫不逊色。可以认为，正是诗人(广义)与学者的“运思为旗”，才为芸芸众生标立出生命之意义与人性的进步可能!启蒙时代之俨然为西方现代思想史的源头，最重要的意义乃在于“二元占位”的定位取向。
作为“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则必于文化衰颓之际而感受其痛苦，进而或以身或以心相殉。王国维是在清民交错之际以身投湖，陈寅恪则在国共易权之时豹隐岭南，这种“文化承当”之义，或许并非中国独有之现象，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人类精神普遍性。如是观之，则歌德借维特所表述的“青春迷惘”，或许就不仅是一种纯粹个体的成长迷惘，而将其“永世难解”的困惑投掷到民族发展与人类共性的层面，事实上，日后普伦茨多夫《少年维某的新烦恼》(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1972)的问世固然极为明白地作出了同一诉求，而20世纪初黑塞对同一主题的“大师级书写”(《德米安》、《卡门青特》、《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等)，更充分表明了维特的思想史先锋意义。然而，当我们重新回到维特，将文学激情与历史真实交融在一处时，要追问的则是，作为兼具自传体色彩与文学性虚构的这部书信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出了生活本身的真实呢?我以为，其价值甚高，因为歌德特别强调的艺术观乃是“真实的表现"(Schein des Wahren)，这一思路意味着不拘泥于一事一物地去“表现真实”(wahr scheinen)，而是在充分把握生活本身的基础上的“艺术再现”，套一句行话，即所谓“出自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也。如若不信，则不妨让我们沉潜脚步，静悄悄地走近歌德布置的文本田野略作验证。
当我们以一种读书人的直觉眼光感受到那翻开的两卷书册，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点缀和文字的饰品之后，那么我们一定会追问，那未尝展现全貌的《春季庆典》与《爱美丽雅·迦洛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隐藏更深的同时代的大诗人如克洛卜施托克、莱辛又意味着什么呢?走进文本田野，当我们拾掇起
这两片风叶，在少男、少女心目中升腾起美好记忆的诗歌《春季庆典》；当走向生命终结时刻的绝望青年选择爱情自绝时阅读的《爱美丽雅·迦洛蒂》；它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蕴呢?
歌德对克洛卜施托克当然是熟悉的，早在1773年时就和他妹妹一起预订过他的《学者共和国》(Gelehrteepublik)；即便在晚年追忆其人时，仍强调：“出自他笔下的一切是仁爱和高贵。我们一得到他的短诗和挽歌，便仔细地抄下来。”并且很庆幸能将克氏的诗集收全：“对于我们，克洛卜施托克最初流布于世的诗，历久还是最可珍视的，就是后来作者自己摒弃的作品，我们吟读起来还是感到快慰。这是真的，从一个美丽的灵魂进流出来的生命，愈少受批评的影响，不受艺术的清规戒律的束缚，只会更自由地发挥它的感染力吧。”正是对克氏诗歌如此推崇，歌德才会将其选择作沟通维特、绿蒂心灵触碰的“媒介”，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维特与绿蒂的“潜爱情”虽然并未落到实处，但就其纯洁度而言，却高贵而纯真，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要高于歌德的真实爱情经历，因为在小说中，维特近乎单相思地景仪绿蒂，而在现实中，歌德的恋爱对象可是屈指难数。
就德国社会的历史进程而言，在18世纪中期以后确实进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变革预备期，启蒙运动的浩荡声势继之以狂飙突进的锐进之风，18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作家群的崛起，确实借助文学史上的虚构之力，而促成了思想史上的革命倾向。如果说《维特》是后来者的“黄钟大吕”，那么此前莱辛则成就了启蒙时代的“奠基之旅”，其标志性作品当为《爱美丽雅·迦洛蒂》。从迦洛蒂到维特，虽然都以自杀为归宿，触因或有相似之处，但其目的则大为不同，这点在下一节中还有详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所共同体现出的“青春迷惘”，又不仅仅是简单的青春期的一时心灵之惑，或者是人生历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迷途知返”，所谓“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郑智化《星星点灯》)，固然更着重体现出青年时代难以绕过的“歧途亡羊”，可如果进一步追问，我们会发掘出更深层的“造成因素”，这其中原还有社会制度所构建的大环境，所形成的导致个体命运归宿的必然性因子。这也就是我们要强调的另一个因素，即“制度捆绑”。但在进一步深掘问题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之前，我们却不妨来考察一下维特的爱情观，虽然维特之死决不仅是因了爱情的失望，但毕竟爱情是导火索，是催化剂，更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
二、维特的“爱情观”：市民阶层爱情价值观与“自杀”选择
世人之论少年维特，往往一言以蔽之，日少年爱情。所谓“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但谁人又岂不知“人性本能至圣处，惨痛飞进鬼神惊”(Jeder Jnngling sehnt sich so zu lieben，JedesM~dchen，so geliebt zu sein，Ach der heiligste yon unsern Trieben，Warum quillt aus ihm die grimmePein?)。所以难怪歌德会要求“且作伟人长歌行，莫步后尘学我冥"(Sei el’n Mann，und folge mir nichtnach)。这是1775年《维特》再版时，歌德题于扉页的小诗中内容。但如此一来，好像将小说内容主要确定在爱情悲剧的范畴之中，其实如果细读小说，潜人时代语境，就知道远非如此。在少年爱情的悲剧帷幕下，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值得追问。
维特之死，貌似“死水微澜”；维特之殇，未尝不可看作青年精英的“前不见古人”。就歌德而言，维特固然是耶路撒冷的冷棺一具，又何尝不是自家的精神墓葬?他在1775年决然而赴魏玛，实际上也是选择“新生”的一种方式。
可偏偏有人“反弹琵琶”，与歌德关系曾颇密切的尼柯莱(Nicolai，Friedrich，1733—1811)就是其中典型。此君乃是启蒙思脉(Aufkl／irung)的代表，虽笃爱文学，却决非诗人长才。在这点上他与洪堡(Humboldt，Wilhelm yon，1767—1835)倒是颇有共通之处，后者也是甚好文学，并笔耕不辍，但其十四行诗数目惊人却殊乏精品。尼柯莱亦然，若非凭借其杰出的出版商地位，他在德国文化史难得大名。在18世纪后期，正当启蒙思脉占据文化场域中心地位之际，由托马修斯(Thomasius，Christian，1655—1728)一哥特舍特一莱辛构成了德国启蒙文学的一路递进。而尼柯莱正可归于启蒙思脉的第三期人物，此君虽无诗才，但却偏偏喜爱文学，对于“舞文弄墨”之道颇有雅好；更主要的是，他的思想相当明确，那就是主张启蒙理性的基本立场，并不惜以此来衡量取舍各位大家，诸如康德、赫尔德、歌德等都受到他的“一致对待”，故有人称此君虽非最优秀的，但却理所当然是柏林启蒙主义者的“最佳及最富影响力之代表”(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certainly the most influential)。。
1775年《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在德国语境引起轩然大波。1776年尼柯莱就加工而成了他的《少年维特之欢乐》。“烦恼”还是“欢乐”，看来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尼柯莱是启蒙思脉的主要人物，他之不满维特其实只是当时时代背景中的“一幕插曲”而已。就18世纪后期的德国而言，启蒙理性自莱布尼茨启其端绪，经康德、莱辛将其发扬光大，尤其是针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力量，确实有其不可磨灭的思想史意义；但以德国不成熟的启蒙运动的发展为标志，此后乃是走下巅峰的时代，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浪漫思脉的延绵崛起(狂飙突进运动正是一种浪漫思脉的内容，而且针对的也就是启蒙思脉显得刻板教条的启蒙观)。尼柯莱的重塑维特，并非仅仅是蓄意做一恶作剧而已，他有自身的思想立场需要表达，甚至“不诉不快”。应该说，维特的思想言行均出乎其时传统的道德理想标准之外，更有背伦理准则。故此，对维特的批评并非仅来自左翼的启蒙思脉一面，居于右翼的浪漫思脉的不同路径，同样也对歌德的创造“口诛笔伐”。在浪漫思脉内部，教会派(僵化感性)、浪漫派(灵动感性)等亦有不同表示，而同一种派别甚至在不同时期的态度亦不同。
尼柯莱选择的立场，乃是接近康德的启蒙理性，对于一个以理性为归依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也无法接受完全诉诸于感性牵引、毫无约束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于是，他塑造出了一个欢乐的维特，一个理性的维特，一个爱情得偿所愿的维特。喜剧与悲剧的效果就是不一样，或则也更有诗人天才的功效，尼柯莱的文学笔法，显然并未获得大众的认可，但《欢乐》一书作为理解《烦恼》的思想史材料，则极有价值。
这种文本背后的观念歧义与争论，在其它文本中也表现得很清楚。歌德在与席勒合作的《格言诗》(Xenien)中，毫不犹豫地讽刺尼柯莱，多达六首之多，其中有一首干脆就题名“尼柯莱”：
Auch Nicolai schrieb an dem tre{fIichen Werk?Ich will’s glauben，
Mancher Gemeinplatz auch steht in dem trefflichen Werk，
尼柯莱也会书写伟大的著作?我对此真愿赞成。
在伟大的著作中也会有些平凡的篇章。
Nicolai rel‘set noch immer，noch lang’wird er rel’sen，
Aber’ins Land der Vernunft findet er nimmer den Weg，
尼柯莱仍在旅途，他还会长久地停留于旅途，
但在理性王国中他永远不会寻到道路。
从这些冷嘲热讽之中，我们不难看出，尼柯莱并不仅是与歌德个人有意气之争而已，而是与不同思脉的人物有着根本的思想立场的重大歧异。而这样一种歧异，也正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构造得以深入展现出来；具体而言，通过两个不同维特的爱情观及命运的描述，我们可以深入触摸他们的思想。如果说克翁之诗壮丽，那么莱辛之剧悲凉，而歌德的小说则气象万千。我曾专门论述过从《爱美丽雅·迦洛蒂》到《阴谋与爱情》当中所表现出的“市民家庭”的价值观变迁，如以对爱情之态度论，前者以“贞洁观”为中心，后者则以“爱情观”为中心。《少年维特之烦恼》恰恰处于较为中间的过渡阶段，反映的正是传统价值尚未完全解体，而新兴思想已然磅礴欲出。维特面临的烦恼，既非如迦洛蒂可以一死“全名节”，亦非如斐迪南可以弃生命来“求爱情”。他的困惑，就在于生死两茫然，虽然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向死之路”。自杀的行为，乃是“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从迦洛蒂到维特的死亡，都是“自杀”，但自杀与自杀之间又是很不一样的。迦洛蒂的目的简单明了，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是一种“以暴抗暴”的手段(但这暴力是施于自身)，不过是物质性的无奈；而维特则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公职在身，至少衣食无忧，他之所以选择绝路，乃是自觉山穷水尽没有出路，是一种精神性的崩溃。正如歌德在书中为自杀者作出的辩护：
人生来都有其局限，他们能经受乐、苦、痛到一定的限度；一过这个限度，他们就完啦。这儿的问题不是刚强或者软弱；而是他们能否忍受痛苦超过一定的限度。尽管可能有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痛苦之别，但是，正如我们不应该称一个患寒热病死去的人为胆小鬼一样，也很难称自杀者是懦夫。
可见，在歌德眼中，维特不但并非懦夫(这不合基督教教义)，而且更具有“不得不死”的“大义”所在。其实，从迦洛蒂到维特，虽是两代人的作品，但就时间而言相差不过两年时间(《爱美丽雅·迦洛蒂》1772年，《维特》1774年)。这正显示出莱辛与歌德，启蒙一代与浪漫一代的重大差别(我认为魏玛时代以前的歌德，应归人浪漫思脉之内，而这段短暂的浪漫时期，乃是歌德向古典思脉过渡与创构的重要时期)。如果我们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吹响了告别“旧制度”的号角的话，那么其实十年后出现的《阴谋与爱情》(Kabale und Liebe，1784)则更能体现出“文学史演进轨迹”的规律性，因为，当维特的时代，传统价值逐渐崩溃，新的观念尚未能够从容占位；到了斐迪南的时代，青年人已敢于争取自己的幸福，并在为市民社会的形成而努力作为。席勒戏剧的思想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当然我们会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歌德的情人很多，维特的爱情却很专一而忠贞，他只恋一人，就是近乎使君有妇的绿蒂。这该怎样解释?歌德是否真诚?我以为是的，他曾自己解释过创作此书的“伦理动机”：
我决心一方面任凭我的内部自然的特性自由无碍地发挥出来，他方面听任外界的自然的特质给予我以影响。这种决心把我卷入于一种异样的氛围中，《维特》一书就是在这种氛围里构思和写作出来的。在内心方面，我想摆脱一切陌生的倾向和思想，对外界则以爱的态度来观察一切事物，自人类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级的东西，任其各显神通。由此便发生与自然界的各个对象的不可思议的亲密关系与自然全体的默契和共鸣。
这样一种任由感性精神任意驰骋的思路，决定了《烦恼》的“妙手天成”；而再验证以前述“真实的表现”与“表现真实”的艺术观，则基本得解。无疑，歌德是深爱着绿蒂的(无论是现实还是作品中的)，而绿蒂之所以可爱，之所以为歌德所爱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是因了与绿蒂无望的爱情，维特才选择了漫漫的人生不归路吗?爱情仅是唯一的必然的原因吗?貌似往往神异。从小说里我们读到的似乎仅是因了爱情的无望，所谓“在世界上，只有爱才能使一个人变得不可缺少”，可如果一个精神饱满、志向高远、精力旺盛的青年，他即便遭遇了爱情挫折，又怎会轻易断弃了生的念头?维特之死，必然有可以更深刻追寻的内因。
当然，传统价值的副作用，并非挥之即去，其负面影响长久而深远，如黑贝尔时代虽在其后，但在爱情问题上却发掘出了更深刻的、隐形的“传统价值”的“戕人死命”的问题。毕竟，爱情不得，固然是一大伤心事，但并不足以“追魂夺命”。更何况，绿蒂之失，本就不是维特的过错；使君有妇，也是很自然且可以理解的常情，如果每个青年都以此为榜样，这个世界又是怎样的世界?事实上，维特的学养相当不错，从他自己的叙述中也可见出那代青年的知识积累：
几天前，我见过一个叫V的青年，为人坦率，模样儿长得也挺俊。他刚从大学毕业，虽说还不以才子自居，却总以为比别人多几分学问。我从一些事情上感觉出，他为人倒勤奋，一句话，也有相当知识吧。当他听说我会画画，还懂希腊文——这在此间可算两大奇技——，便跑来找我，把他渊博的学识一古脑儿抖搂了出来，从巴托谈到伍德，从德·俾勒谈到温克尔曼，并要我相信他已把苏尔泽的《原理》的第一卷通读过一遍，他还收藏有一部海纳研究古典文化的手稿呢。对他的话我未置一词。
这些人名中显然包藏着巨大的知识／思想含量，反映出当时的时代文化语境。维特的背后显然有歌德的影子，如果我们阅读歌德的自传，就会非常惊讶地感受到青年歌德的养成是浸透了如何丰富多元的知识资源的。如此一个学养丰厚之人，如果连这样的爱情挫折都经受不起，那么这个社会是否确实是出了问题?这其间难道是毫无关系的吗?维特之死便只应该由维特来承担责任吗?实际上，法国文学中如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著《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1830)中的于连(JulienSorel)就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爱情与社会的关系。在于连心目中，爱情是附着于社会场域而存在的，虽然不能说他与德·瑞那(Mme.de R6nal)夫人之间就完全不存在真正的爱情，可这种爱情是附着于他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目的之后的。维特与于连对爱情的不同态度，既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背景，又反映出人类面对社会时无往而不在的背后的“制度捆绑”因素。
三、“制度捆绑”与“文化假殉”：从社会生存到内心升华
对于德国古典时代那代人来说，他们是在启蒙理性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歌德成长的时代(即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正是以康德、莱辛为代表的启蒙思潮如火如荼的时期，他们分别在哲学与文学领域以一种激烈的态势而成为具有一定革命性意义的标志人物。此时的歌德，年纪在弱冠前后，正
是求知欲旺盛、创造力勃现的时期，可相对而言，他接受的启蒙理性影响并不彰显，反而由赫尔德为导引，更偏向于浪漫情径的道路，对哈曼的接受是歌德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他自己的文学实践与思想发展，则更近于浪漫思脉中人。所谓“为什么天才的河流难以冲破堤岸，难得成为汹涌澎湃的洪水，震撼你惊愕的灵魂?”这段话，更像是为作者自己度身订做。大致说来，爱情无望、阶级差别、传统陋习、习俗偏见等诸种因素交相纠葛，使得青年人很难在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顺利与自由成长，或许这也是人类文明构成中难以完全避免的情况。这样一种综合性的现象，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制度捆绑”，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已然成型的政治国家(小邦)的具体条规，而往往体现为客观存在、没有明晰条文规定、但民众往往心领神会或约定俗成的“潜规则”。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潜规则”进一步放置在广义的大文化意义上去理解，这样一种青年人生存与发展所不得不面对的“既成语境”，就是我们这里提炼出的“制度捆绑”概念。诚如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对现实丑陋的抨击那样：
某些稍有地位的人，总对老百姓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似乎一接近就会失去什么来着；同时又有一些轻薄仔和捣蛋鬼，跑来装出一副纡尊降贵的模样，骨子里却想叫穷百姓更好地尝尝他们那傲慢的滋味。
这种阶级或等级差别的体现，只不过是“管中窥豹”而已；维特所面临的“制度捆绑”当然远不止于此。可以认为，无论是“青春迷惘”，还是“制度捆绑”，歌德在《维特》中所开辟的路径，其实具有深远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这点在黑塞那里尤其得到最深刻的呼应，曾经打动美国一代人的“黑塞小说”，并非是德国人的最爱，道理很简单，因为黑塞的东西在德国语境里已缺乏原创的意味(但如此并非否定黑塞作品的文学史与思想史价值)；也有论者认为，《维特》的市场化运作乃是歌德的操作，实际上这个问题在中文本译名的百年变迁中亦同样可见一斑，虽然就原文词义而言，“青年维特”显然比“少年维特”更符合原意，可“少年维特”的汉语文化意味却是前者怎样也无法替换的。
但有意思的是，同为德国古典时代巨人的席勒，却选择的不是这样的途径，他的《强盗》，以一种横空出世的英雄气概，以一种叛逆者的大无畏精神，要将暴虐的统治者打倒。卡尔的青年豪放，与维特的青春迷惘，恰可成一对比照的精神之像。应该说，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歌德、席勒的早期作品，确实都有他们自己的影子在内。卡尔之冲决网罗，当然难免隐含着席勒从欧根公爵处叛逆出逃的形象；维特的苦恋绿蒂，更是汲取了歌德自身的感情经历与切肤之痛，方才写得出如此感人至深的作品。应该说，两者都反映出了德国的时代背景并在不同程度上触及到“制度捆绑”的问题。
然而较之席勒以一种摧枯拉朽的英雄姿态扫荡社会不同，歌德的出身、环境与背景，都决定了他宁可安排维特的自戕之路，也不可能让他像卡尔那样背叛本阶级(席勒最后也还是安排了卡尔的自首之路)。同时当然也是因为他生性中对暴力的深恶痛绝。
作为青年人的维特，爱情的求获不可达致，虽是现实，但决不至于就将其引向通往死亡的道路。维特之死，实在是承载着太多的思想史命题!在维特那里，似乎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惟有爱情。爱情不存，生而何为?似乎人的精神与意义，都只能寄托于这貌似虚无缥缈的爱情之中。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理想何在?前途何在?在深思睿智的歌德，又如何可能没有这样的考量?重读《维特》，感受经典的意义，我越来越深刻意识到青年歌德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似仍未过时，“青春迷惘”何代曾消声匿迹?“制度捆绑”甚至愈演愈烈。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美国或中国。要而言之，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追思：
第一，青春迷惘并不可怕，迷惘之途就是理性之路，这是一种成长的必须经历。如果我们进一步将文学史的眼光带进来审视，会发现一条隐约存在的暗线，即由维特通向麦斯特的道路。如果说两部头的《麦斯特》，为我们展现出个体面向理性时的可能光明；那么，我们或者可将维特看作是麦斯特的另一种可能。可惜的是，这个早期麦斯特是一种“夭折”的例子，而再往前追溯，则莱辛、赫尔德等人已为歌德孕育了这样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出发点，有论者已敏锐指出：“启蒙时代形成的教育思想，特别是这一思想的一种特殊的变体，即我们在德国土壤上看到的莱辛和赫尔德的‘教育人类’的思想，对理解歌德的成长中人的形象来说，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教育人类”或“人类教育”(Menschenbildung)的理念中，青春迷惘是一种必经的历程，是通向“教养”的理性路途。
第二，制度捆绑的作用因素相当复杂，但我们要深刻意识到其构成的多元和复杂性。说到底，制度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性的根本问题。但我们应当从一个广泛的“大文化”意义上来理解“制度”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将之局限于政治领域之中。在政治上，封建统治下的德意志刚经历了德国农民战争、三十年战争，但始终未获统一，普鲁士的迅速崛起给德意志民众带来了希望，弗里德里希等国君也有其相当开明的一面。政治制度的滞后是一个问题，而长期形成的文化、民俗、观念等的综合力量更不容忽视。鲁迅借狂人之口说“杀人”，其实意有相通之处。德国式的“教育人类”或“教养”之路确实有独特之处，但仅仅从自身人手，远不能解决问题；充分认识到“制度捆绑”的概念与文化现象，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看问题。
第三，“文化假殉”惟不得已而为之，不可将其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良药医方。韩寒新近推出了他的新作《光荣日》，在这部著作中，他敏锐地感受到现代科技发展给人类(具体而言是当代中国人)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并且尝试借古人以突围，但欠缺思考的深度。歌德借维特之死而创造的“文化假殉”模式，相比之下无疑要更有价值。但韩寒的启示在于，对于当代而言，知识青年的出路究竟何在?既要冲决现有体制的不合理束缚，但又不能走向一条极端的思维取向，大学生、研究生自杀问题的一再出现，问题究竟何在?在歌德那个时代，或者可强调是封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可对于一直在进行中的现代化世界而言呢?尤其是，对于昂首阔步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腾飞的当代中国呢?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问题，一时代之精英亦必回应此时代之问题，方成就其于历史演进中的文化使命。可历史毕竟是由各时代贯穿衔接而来，设若如此，歌德应对“青春迷惘”与“制度捆绑”的“文化假殉”，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生于此大时代，我们又究竟应怎样承当我们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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