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英译,育才为先
摘 要：典籍外译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手段，而译才培养则是重中之重。《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是王宏印教授新出版的一部翻译教材，既是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之一，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为硕士研究生编写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教材。其体例编排颇具特色，内容选取涵盖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理论介绍与实践技巧均有涉及且分配合理，并且引入作者最新研究成果。本文将对该书的内容和特色作一评介，并对相关的典籍英译研究和译才培养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典籍英译；翻译教学；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1)03-0192-4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1.01.058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翻译事业百花园中姹紫嫣红开遍，硕果累累。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翻译需求的不断攀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交流等领域内，高层次、应用型的高级翻译专门人才仍严重短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设置正是为解决这一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属于职业化教育，需要一套专门化的教材来配合教学使用。为此，从2007年底起，业内的专家学者开始着手编写包括口译技能、笔译技能、翻译理论、通识教育和翻译工具书五个类别的专门面向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的系列教材。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编著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于2009年3月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是在国内同类教材极为匮乏的条件下一个成功的尝试。
1. 编写体例精当实用，布局合理清晰，适合课堂教学与学生自学
全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开篇的绪论介绍了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理论与方法；正文部分二十四讲；书后列有中国历代文化要籍篇目的附录。教材的正文部分基本是按历史时间顺序组织选本，同时结合题材和材料特点按单元组织教学，共二十四讲，每讲又包括以下三部分：
概说部分：每一讲选取中国文化典籍的一个论题，概说部分首先介绍该论题的渊源、流变，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以显示其对中国文化整体的构成性意义；其次交代作者生平、思想观点、主要作品的篇目、常见版本及简要评价，以便读者把握其基本内容和文体风格；最后再介绍译者及译文的基本情况，说明选择的原则和其他条件，提供必要的翻译背景知识。这一部分是学习者接触译作之前的一个必要的知识准备与铺垫，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认识，从宏观上把握各主题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
经典英译：这是每一讲的主体部分，包括原作导读和译作评析两项内容。每一篇典籍文献后都附有标准的现代汉语注疏，其中有文字注释和典故注释，也有原作的结构分析和思想串解，以帮助学习者跨越语言的时空差异，疏通理解障碍，为译文的析出过程做好语言和知识准备。译作的评析往往按译文的内容逐字逐句标出，从专业化角度评析译笔得失。有的篇目还给出其他译本或作者本人的译本以作参照，从而体现一作多译的不同效果和多种功能。
翻译练习：作为一本针对MTI与典籍英译专业学习者的专业教材，适量与难度适中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这部教材在每一讲的翻译练习部分所选取的文献论题往往都与该讲论题一致，有的直接就是译作评析材料的继续，以便学习者在练习中将新学到的理论与技巧融会贯通。练习部分只给出原文，不加注释，也不给出参考译文，以鼓励学生自行查阅有关资料文献和工具书，以达到独立体验与模拟实战的目的，实现翻译技能的实际应用与提高。其中的翻译提示或给出原文的背景和特点，或针对译文产生的难点和要点作简要提示，或给出翻译的有关资料信息，可作为学习者查找资料和教师习作讲评的重要参考内容。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体例安排与编写布局可谓考虑周全、独具匠心，有利于学习者在多方面有所收获：了解中国文化史及具有代表性的要籍篇目，提高古文理解水平；提高英文翻译、阅读与写作水平，特别是有助于掌握典籍英译的方法与技巧，提高翻译鉴赏与批评的能力；另外还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文化和文学素养，增强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此外，本书正文前的绪论部分系统论述了典籍整理与翻译的知识和技能要求，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典籍英译的整体图景与框架，具有必要的理论观照与研究参考价值。书后附有包括主要的历史、哲学书籍及诗文、戏剧作品与书画、碑帖篇名的汉英对照中国历代文化要籍篇目，并按音序排列，以供学习和研究者查阅之需，十分方便。
2. 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与翻译批评三者兼备，原文和译文皆具典型性与代表性，旨在培养全方位的典籍英译人才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文化典籍文献浩如烟海，要从中选取出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原作并进行论题分类，此外还要找到相对应的具有学习和参考价值的译作，并逐一注释评析，尤其在此前国内基本没有其他同类教材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此乃筚路蓝缕之功，实属不易，非多年的辛苦积累不可完成。连作者本人也在前言中承认：“中国文化典籍翻译作为研究生层面上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却萌发于古城西安，从设想、着手，到编写、完成，至今已有了十年的工夫。”（王宏印，2009：I）这部教材的正文部分内容基本涵盖了中国文化典籍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目。为了教学时逻辑清晰与便利，作者把这些材料划分为上古神话、先秦寓言、诗经风雅、楚辞悲歌、道德之宗、庄周论道、孔丘论语、人性探源、名家论坛、兵家谋略、史家绝唱、文学传记、文心文论、盛唐诗歌、诗品诗话、唐宋散文、书谱书论、禅宗智慧、两宋词章、元曲杂剧、明清小说、翰墨丹青、历代书信和文明演进二十四个论题组织编排；而译作也往往选取名家名作，有的不止提供一种译文，以供学习者开阔眼界，丰富技法和增强比较鉴别能力。
众所周知，要培养合格的典籍英译人才，翻译理论、技巧和批评三方面素养缺一不可，而对于MTI学习者来说，实践与技巧更是教学中的重头戏。为此，作者除在开篇部分用了23页对典籍英译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作了必要的界定与介绍外，教材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中国文化典籍文献的原作注释、译作评析与习作演练，评析译文的同时也渗透出编者的理论思考，借以传授给学生赏析佳译的方法与技巧，让学生在熟练技能的同时也不忽略理论素养提高，从而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翻译人才。
3. 融入最新研究成果，创造性和启发性并举
一部翻译教材，如果只是原作译作的简单对照和寻常译法的重复编排而没有理论性的观点融入，则会给人千篇一律之感，缺乏创造性和启发性，不能称为一部好的教材。在编著《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过程中，王宏印教授引进了翻译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编者本人的独到视角，这一点在选择文献的理论设定中便已开宗明义地提出：
第一，覆盖文史哲三科，兼顾儒释道三教，坚持开放与全球视野，尝试打通与贯穿之思路。
第二，尝试以汉族文献为主，兼顾其他民族文献的多元文化格局。
第三，以统一的文明史理念，确定典籍选材的上下限、重点以及思路贯穿的途径。（ibid.：2-3）
根据笔者的所知与理解，这样的理论设定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对当前典籍英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些问题予以了更正与澄清：
首先，当前的典籍外译领域内，为数不少的译者和研究者只把典籍限定在文学典籍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即只关注古代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大文学样式的典籍的翻译与研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也是有碍于典籍外译事业发展的。众所周知，文化有器物、制度和思想观念三种表现形式，据此推出：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的一切重要的文献都可以并且应当纳入文化典籍的范畴，其中当然既包括具有文学价值的抒情类文本，也包括具有文献价值的论说叙事类文本，甚至还应包括一些重要的科学著作，如《茶经》、《本草纲目》等。在侧重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核心”文化典籍选取中，本书作者即抱着“覆盖文史哲、兼顾儒释道”的胸怀与态度，并包百家之经典。拥有一个开放的视野才能让典籍外译研究彻底解放出来，阔步前进，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其次，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等多方面原因，长期以来，中国这个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的文化史却往往被汉族文化史所取代，针对其他民族的典籍文献翻译状况和汉族文献在其他民族语言中的翻译情况的研究寥若晨星，而在民族典籍中却存在着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史中恰好缺失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的一个缺憾。比如，多少年来，中国学者为自己的文学史上没有找到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的鸿篇巨制暗感悲哀，却不知在我国的维吾尔语族区，哲学宗教长诗《福乐智慧》早已辉煌并流传了几个世纪。因此，在关注汉族文献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民族的文献，因为其研究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是原本出于民族学的翻译研究；另一方面，它可统归到翻译学中的典籍翻译研究分支。中国民族典籍翻译身兼二任、学跨两科，成为民族学与翻译学融会贯通的交叉研究领域。换句话说，民族学和翻译学这两大学科在民族典籍翻译这一脉支流中得以交汇融合，使后者成为学术价值和学术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由此可以衍生出众多重大的研究课题（王宏印、邢力，2006：24-29）。
王宏印教授在编著本书时即选入了清代蒙古学者哈斯宝用蒙文翻译的《新译红楼梦回批》和具有“古本复原”研究价值的元朝历史著作《蒙古秘史》等民族典籍文献，使学习者有机会体验学习民族典籍文献的译法。近年来译届另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是，由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和中国译协民族语文翻译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语文翻译学术研讨会定期召开，并且设有“民族典籍翻译”议题，进一步唤起更多研究者对民族典籍翻译的关注。
最后，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留给后人的文化典籍卷帙浩繁。要把这些资料编纂成书以供教学与研究之用，界定、分类和取样是三个首要的步骤，也是学术基础性工作。在《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中，作者从纷繁庞杂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界定出合理的选材范围（从肇始阶段的上古神话到“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对比语境下的中国文化总反思），按历史分期和论题编排（三大时期、二十四论题），抽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原作和最有价值的译作，非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和具备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眼光者而不能为，同时也可见作者逻辑条理之缜密清晰与研究步骤之严谨规范。
作者这些鲜明独到的见解来源于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典籍翻译现实情况与规律的熟知、对典籍英译长期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及其所能及的文化史的立论高度，可见其对学术现状的敏锐感受力和深远宏大理论洞察力。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典籍翻译事业取得了诸多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于汉译外的作品，往往认可本国人的译本，认为比较忠实可靠，甚至连许渊冲教授这样的译届前辈都撰文宣称“典籍英译，无论诗或散文，中国不算世界第一，至少也可说是世界一流”（许渊冲，2006）。当然，前辈这样的说法中不乏有鼓励后学、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意味。可冷静地思考现实后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典籍英译仍是国人的短线。当然，这与汪榕培教授十几年所说“短线”并非同一概念，而是指撇开异族语的语言表达能力问题不说，单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仔细研读了外国人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之后，不得不承认有些译本是很具有独特价值的，提供了一些不同于国人的崭新的视角和译法，值得学习和借鉴。王宏印教授正是本着这样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广阔的胸怀采纳和借鉴了“他山之石”，在选取译作时有意地选入一些外国人译得较好、有特色、值得研究与借鉴译法的译本，比如宇文所安翻译的《典论·论文》和霍克斯、闵福德翻译的《好了歌》。此外，在选入的王宏印教授本人的译作中也可见其翻译方法上的独具匠心，如书中北宋婉约派词人秦观的《鹊桥仙》的译文为编者本人所作。这是一阙脍炙人口的爱情词篇，描述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动人场面。译文题目中的“rendezvous”出自法语，兼有男女幽会和盛大聚会的意思，用在这里深切题意且颇具特色。对于较难传达的意象“金风玉露”，译者展开大胆的联想，变通为“gentle”和“breeze”，天衣无缝地融入了实景描写，使译文读起来自然晓畅。另外，译者还引入了西方戏剧的元素，使译文更加贴近西方读者的欣赏习惯，同时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主题的效果。如“忍顾鹊桥归路”在中文中原是剧中两主角的对话，译者用了一个祈使句“Never look back at the Magpie Bridge where you meet!”，语气显然是旁观者评论性的感慨和提醒，使得稍微了解古希腊戏剧的读者都能想起合唱队的作用。又如整阙词的点睛之笔“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译文则采用了大胆的场面调度，把它看作是世间万众对于高尚爱情的赞美，从而译为“People acclaim: ‘It’s a better couple to miss and meet/Than to simply stay together from morn to night.’”，从而将天上人间的爱情推向了高潮，也深化了题中“rendezvous”的内涵。从这些翻译亮点可以看出，译作完全打破了原作的韵律与叙事藩篱，采用了翻译与仿作兼而有之的策略，在直译与意译、韵体与散体的二元对立格局之外开拓了诗词翻译的新疆域，为学习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古典诗词的翻译策略，颇具创造性与启发性，值得仔细研读和揣摩。
结语
编写这样一部信息海量的典籍翻译教材，其耗时之久、难度之高、工作量之繁重非一般翻译教材可比，因而有个别地方仍待改进也可理解。比如在第二十讲杂剧的概说部分，对昆曲的发源地交代不明，易使读者误以为是浙江东部温州一带，实则为江苏苏州附近的昆山。还有每讲最后的翻译练习部分书中没有提供参考译文，势必加大了教师备课的工作量，建议在修订版中每篇练习附上至少一篇参考译文。当然，这些都属于小问题，瑕不掩瑜，兹列于此供作者参考，可行之处可于再版时加以修改或更正。
总的说来，作为国内第一部为硕士研究生编写的典籍英译教材，王宏印教授编著的《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其体例编排颇具特色，内容选取涵盖中国文化的诸多领域，理论介绍与实践技巧均有涉及且分配合理，并且引入作者最新研究成果。既适合MTI学习者课堂教学使用，也适合有志于从事典籍英译的青年人自学提高之用。笔者相信，这样一片肥沃的土壤定会为我国新时期培育出更多优秀的典籍英译人才，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也定会生机勃勃、阔步前进。
参考文献
王宏印、邢力. 追寻远逝的草原记忆：《蒙古秘史》的复原、转移与传播研究[J]. 中国翻译，2006(6)：24-29.
王宏印. 中国文化典籍英译[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I，2-3.
汪榕培. 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1)：9.
许渊冲. 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世界一流[J]. 中国外语，2006(5)：7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