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区文化建设中的乡村俱乐部运动
苏区乡村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在乡村社会传播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创造苏区新文化的平台。作为苏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乡村俱乐部有效地组织了乡村的农民文化生活，它通过新鲜活泼的娱乐活动进行政治文化教育，提高了苏区农民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知识，从文化角度提倡和实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享有。其成绩与经验，不失为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借鉴。
［关键词］苏区；文化建设；乡村俱乐部运动；群团组织
［中图分类号］Ｋ26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518Ｘ（2012）01－0146－05
庞振宇(1972— )，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苏区史、近现代史。（江西南昌 33007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苏维埃时期中共群团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11ＣＤＪ004)的阶段性成果。
苏区俱乐部，分为乡村俱乐部、机关俱乐部、儿童俱乐部、红军俱乐部等。其中，乡村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苏区乡村社会传播苏维埃新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苏区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中心。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苏区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发展……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的发展着”［1］(Ｐ330)。关于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的情况，散见于苏区时期中共、苏维埃政府、群团组织的机关报刊、决议文件及老一辈革命家当时写的文章和回忆录等资料中，至今尚未见到比较完整、全面反映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的研究。本文拟通过对上述资料的综合整理，来展现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的大致情况，并讨论其在苏区文化建设中的成绩及不足。
一、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的发端与发展
革命时期由中共组织和领导的俱乐部，是以娱乐的形式来传播先进理念并达到教育工农目的的群团组织形式。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学习借鉴苏联苏维埃文化建设的经验与形式，在从事工人运动时组建了俱乐部。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出“设立长辛店铁路工人学校及俱乐部”、“组织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及学校”、“组织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2］(Ｐ52－53)大革命时期，实际由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也开始尝试组织俱乐部开展乡村文化活动。1927年7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刊载的《武昌农村文化之曙光》，详细介绍了武昌县农协组织农民识字和组建俱乐部的经验。［3］(Ｐ8)大革命失败后，随着武装暴动和农村苏维埃区域的创立，开展以农民为中心的俱乐部运动被提到了中共的议事日程。
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始于何时？有学者认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确立后，红色革命文化逐步兴起，“工农俱乐部，几乎每乡每村都有，参加活动的群众非常广泛”［4］(Ｐ97)，但目前在历史文献及回忆录中尚未见到记载。笔者目前所见，要求开展俱乐部运动的最早文献是192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致黄安县委的指示信，信中要求黄安县委“多开游艺会，演新剧（工农暴动一类的），设置俱乐部等”［5］(Ｐ204)，但黄安县委是否执行了，目前尚未见到记载。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时期中共已经开始通过组建俱乐部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1928年7月，平江县苏维埃政府通过的《湖南平江县苏维埃政府政纲》，在文化方面要求“开办补习班、半日班、图书馆、俱乐部”［6］(Ｐ414)。1928年12月，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应尽量的使党的土地政纲通俗化……在秘密条件之下利用各种机会——农村俱乐部、平民夜校、拳术团等作公开的宣传。”［7］(Ｐ317)上述历史文献都仅仅是指示、政纲或决议，目前所见苏区乡村俱乐部实际开展活动的历史文献是1929年3月共青团江西省委给团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江西的苏维埃区域，原有宁冈、永新和弋阳、横峰几县，现在宁冈、永新两县因朱毛军队的离开井冈山已随之拆台了。现在存在的还有弋、横两县，新建立的有德兴县和吉安东固区。”在弋阳、横峰，团的工作包括“组织青年俱乐部和平民夜校，进行青年的文化娱乐活动”等。［8］(Ｐ321)
随着中共领导的乡村苏维埃区域逐步扩大，到1930年底全国形成六块较大的苏区。出于教育群众和乡村文化建设的考虑，苏区各级党、政、群团组织越来越重视组建乡村俱乐部，提出教育群众是“苏维埃的很主要的一件工作。教育群众的方法有开办学校、经常讲演，组织俱乐部、体育会、拳术馆等组织”［3］(Ｐ38)。在1929年12月26日共青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上甚至提出“俱乐部是文化建设的第一项工作”，会议从俱乐部的组织、布置、经费、乐器的来源和团在俱乐部中的宣传五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9］(Ｐ119－120)在党、政、群团的重视下，苏区乡村俱乐部在1930年底1931年初已有了一定的规模。闽西永定县80多个乡建立了俱乐部，龙岩县小池区14个乡建立了11个俱乐部。［10］(Ｐ26)鄂东南通山县黄沙乡每村都建立了俱乐部。［3］(Ｐ80)湘鄂西石门县白竹亚、泥沙、古罗、谍阳、磨岗隘、清官渡等区乡苏维埃都建立了农民俱乐部，在区乡苏维埃文化宣传委员直接领导下从事文化宣传娱乐工作。［11］(Ｐ120－121)湘鄂赣苏区还把俱乐部编入《工农读本》乙种本教材：“工农俱乐部，有报看，有书读，里面一切娱乐事业，非常有趣。它是革命群众的公共娱乐场所，我们每天须进去玩一玩，求得精神上的愉快。”［3］(Ｐ104)但在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初期，也存在许多乡村俱乐部只是“挂名招牌”的现象。1931年4月，中共莲花县第三次全县代表大会指出：“俱乐部是革命社会里一个俱乐集合场，革命群众每遇生活危难、工作过劳的时候，可走入该场中去玩，唱歌曲、弹琴音……以畅心怀而增兴趣。……虽已老早提倡开办了，在事实上则等于零，不过是一个挂名招牌罢了，到此刻连招牌也没有看见，这是何等的错误。”［12］(Ｐ95)
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的初期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指出：“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等工作。在每一个俱乐部下应该有歌唱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组织。在每一组织内应该尽量吸收群众，尤其是青年男女。必须使苏维埃内群众的生活不是死板板的，而是活泼有生气的。只有活泼有生气的工农群众，才能战胜一切困难与一切失败的情绪。在这里，青年男女一定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他们应该用种种方法，宣传与鼓动他们的家属为了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13］(Ｐ217)此后，各苏区加快乡村俱乐部建设，提出“普设俱乐部”［11］(Ｐ16)。在中央和各苏区的重视下，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发展很快，以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赣东北）苏区为例：
中央苏区。1932年11月统计，苏区江西省有俱乐部712个。［14］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长冈乡“全乡有俱乐部4个，每村1个。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委员会”，“俱乐部都有新戏”［15］(Ｐ320)；在《才溪乡调查》中写道：上才溪乡有“俱乐部1个，任俱乐部工作的50多人，内新剧团占30多人，墙报4处，每村1处，在日校门外”。下才溪乡有“俱乐部1个，工作人员50多人，墙报5处”。［15］(Ｐ354)1934年1月24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1个乡中……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668人。”他在报告中还强调：“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1］(Ｐ329)1934年9月2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发表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一文，其中说：“到今年3月为止，在中央苏区的江西、福建、粤赣、瑞京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我们有……1917个俱乐部，参加这些俱乐部文化生活的固定会员，就有93000多人。”［16］
闽浙赣（赣东北）苏区。1933年1月10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全省选民报告：“俱乐部，上饶33所，横峰33所，弋阳16所，贵溪132所，德兴32所，葛源4所，总计各县（乐平、万年、余江在外）共254所，会员2322名（弋阳、乐平、余江、万年、省公共俱乐部在外）。”［17］(Ｐ41)1933年6月24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提出：在七八两月中，俱乐部普遍在各乡建立起来，要求上饶70所，横峰54所，弋阳57所，贵溪52所，德兴43所，葛源9所，余江483所，乐平30所，化婺德84所，万年20所，总902所。各俱乐部应完成的工作有：演戏4次，读报8次，演说竞赛2次，晚会4次，壁报出刊8期，演活报剧2次，泅水比赛2次。［17］(Ｐ75)这项计划除余江外，基本完成。在闽浙赣苏区闽北分区，1933年7月17日出版的《红色闽北》报道：“崇城邹福街本来有一个俱乐部，近日因游人甚多，房屋虽大，尚觉不敷应用，故又在南门外添设一个俱乐部。”［18］
二、苏区乡村俱乐部的组织、管理与活动开展
中国共产党对苏区乡村俱乐部的定位是，它“不是少数会弹琴唱曲人的俱乐机关”，而是广大群众集中的地方，是“群众的教育机关”，是“党的宣传部主要的工作”。在俱乐部里，党和苏维埃政府有效力地开展工作，以达到“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党的策略路线的传达，组织部工作的推动与群众的动员”等目的。为了更好地开展俱乐部的活动，党和苏维埃政府不断地完善乡村俱乐部的组织、管理结构。
苏区乡村俱乐部的管理，初由苏维埃政府各级文化部负责，文化部改为教育部后，又归各级教育部管理，同时群团组织也结合自己的工作参与乡村俱乐部的管理。1931年7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俱乐部“应分组，哪些人加入唱歌组，哪些人加入拳术组，哪些人加入游艺组，哪些人加入足球组。可以定期比赛，各组须有人负责，并要有人负总的责任”，俱乐部须有相当的布置，适合于读书看报，“在俱乐部中进行读报及识字运动工作”。［9］(Ｐ150－151)1932年3月5日，少共湘赣省各县三个月工作竞赛条约中规定，各乡俱乐部要“组织讨论会、政治研究会、读报组、唱歌组、音乐组、戏剧组、体育组、不信神教同盟、禁酒禁烟同盟等等，并建立和发展他的实际工作”［12］(Ｐ122)。1933年3月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指出：“在俱乐部里面，应包括识字、读报、壁报、工农补习夜校、新戏运动、晚会、研究工作各部分。……同时省文化部应计划与实行训练大批俱乐部工作干部。各级政府应发动甲俱乐部与乙俱乐部互订比赛条约，进行各种工作的比赛，更有力地促进俱乐部的各种工作的进步。”［17］(Ｐ48－50)
1933年4月2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部颁布了《区乡村俱乐部组织系统与工作任务》。［9］(Ｐ207)1933年6月初，中央教育部又颁布了《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9］(Ｐ209)1933年6月5日，中央教育部就纲要的执行发布了第二号训令，指出：各级教育部要把俱乐部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应经过各级教育委员会，经常讨论如何有计划地领导俱乐部工作，尤其是社会教育科对此负专责。乡教育委员会要经常领导乡村俱乐部，经常检查工作，迅速彻底地转变过去的工作方法，消灭组织上不健全的现象，切实执行本部颁布的《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在开始进行工作的地方及过去成绩不好的地方，不要将俱乐部的一切工作同时进行，要选择几项中心工作，来推动其他工作，如唱歌、游戏、识字、讲演、读报等当首先进行。在开始的第一天，就要编定工作日历，调查登记俱乐部的组织、工作地点与负责人以及怎样领导的，有些什么困难和经验，把调查结果报告上级教育部，并转中央教育部。［9］(Ｐ52)1934年3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规定，俱乐部至少包含下列各项工作：(1)政治研究会或谈话会（关于当时当地的政治动员的）；(2)科学（农业、卫生、反宗教、反迷信等）的演讲会和谈话会；(3)读报和讲报；(4)运动和游艺；(5)墙报；(6)演戏及化装演讲，等等。各俱乐部应有每月的工作日程，有系统地进行各种集会和表演。［9］(Ｐ113)
1934年4月，中央教育部正式颁布《俱乐部纲要》，详细地对俱乐部建设作了权威性规范。纲要指出：俱乐部的经费自给，主要由各团体的津贴构成，苏维埃政府对俱乐部建设的资助是间接的。纲要总结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三年左右时间内苏区俱乐部实际运作的发展趋势与管理经验，提出俱乐部组织形式大致有三个部分：讲演股、游艺股、文化股。讲演股的职责与内容，包括时事政治、反宗教迷信、改良风俗、改良卫生、研究生产。游艺股的职责与内容，包括开展体育、游戏、音乐、唱歌、表演和戏剧等，还可以成立工农剧社分社。文化股的职责与内容，包括识字、读报以及工作研究等。［9］(Ｐ218)1934年6月30日，中央教育部在《教育通讯》第一期刊登的《俱乐部的组织与工作》一文中，又提出俱乐部增设组织股和展览股。组织股主要负责对俱乐部部员的登记、统计，组织各种宣传队，推动各种政治动员等工作。展览股主要负责收集、陈列、保管一切可以展览的物品，布置陈列室和开展流动展览等工作。
苏区各级党委宣传部也制定措施加强对苏区乡村俱乐部的领导。1933年2月6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宣传部在各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的决议案中，提出整顿和加强乡村俱乐部工作的四项措施，其中提出“组织管理委员会”，“加紧督促文化部对俱乐部的工作领导”。［17］(Ｐ45)1933年7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在《怎样去领导俱乐部列宁室工作》一文中提出：“党对俱乐部列宁室工作的领导，必须经过同级苏维埃教育机关或俱乐部党团给以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各级党的宣传部（或科）须对俱乐部列宁室工作予以讨论，并经常检查其工作。”［9］(Ｐ55)
乡村俱乐部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中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乡村俱乐部是娱乐中心，活跃了农民的文化生活。1930年2月22日，《红旗》第78期刊载题为《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一文，文中这样描述俱乐部：“四周墙壁上贴满了标语与画报，屋里的一切桌凳与器具虽不及资产阶级的那样华丽，却充分表示无产阶级的精神！每晚有人做政治报告，有人讲故事、说笑话、演新剧、唱歌、呼口号。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全乡老幼男女每晚相聚一堂，欢呼高歌，真是十分热闹。”［3］(Ｐ54)其二，乡村俱乐部是学习知识的中心，改变了革命前乡村工农群众基本上是文盲的状况。乡村俱乐部创办的识字班和成年补习夜校，坚持农忙少学、农闲多学、战时抽空学、平日抓紧学。1933年3月15日出版的《斗争》报道：兴国县黄岑乡的俱乐部下设教育委员会、墙报委员会、晚会委员会及政治研究组。教育委员会之下有90多个识字班，四五人一班，16—45岁的男女都参加了识字活动；办了5个读报班，群众自己拿钱订阅《红色中华》等报刊；墙报每月出三次，每期抄多份，贴在乡政府门口及各贴报处；晚会委员会由22个人组成，随时排演新戏，化装讲演，每次演出都有观众数百人。群众对俱乐部工作反响热烈，一切费用皆由群众自愿捐助。［19］1933年5月10日，湘赣省妇女部制定的八十天妇女工作大纲中要求，妇女“加入俱乐部，以农村屋场或街道为单位，妇女组织识字组，每晚识字一时至二时，读报组每天读报一次，政治讨论会，每月举行二次”，“组织唱歌组，游艺组，表演打破迷信，粉碎封建势力，参加革命战争的话剧、活报等”［12］(Ｐ197)。其三，乡村俱乐部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中心，在娱乐和知识学习过程中使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乡村俱乐部中的阅报室，是组织群众读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场所。每逢报纸或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文件发下来，都会在俱乐部中宣讲、学习、讨论，促使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工作任务及时地传达到农民群众中。
三、乡村俱乐部运动在苏区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苏区文化建设就是“摧毁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17］(Ｐ10)，即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指引工农走向新生活的新文化。推动苏区文化建设有三种力量：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思潮的驱动、区域文化的丰富与滋润以及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的援助。［20］世界无产阶级文化思潮，在苏区主要通过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思想意识来体现。区域文化，则表现为乡村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风俗习惯。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乡村俱乐部这个平台传达政策、法令，了解苏区底层民众的思想状况及区域文化，并对区域文化加以改造、利用。很多苏区革命歌曲就是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创作的，很多苏区剧本、活报、舞蹈就是由乡村俱乐部中刚刚汲取新思想的民间文化人创作，在获得党的宣传部（苏维埃文化部、教育部）认可后而广泛流传的。1933年6月24日，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就指出，各县俱乐部“所排演各种剧本、活报及各类材料，须是省教育部发下的，或经省教育部审查过的”［17］(Ｐ75)。国统区左翼文化运动，也主要是通过乡村俱乐部实现对苏区文化建设的援助。闽浙赣省苏维埃画室的画家主要来自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为闽浙赣省工农剧团用白竹布画了两三百幅革命画图。剧团每到一地，演出之前，先在乡村俱乐部挂起画幕，再由演员承担讲解，很受群众欢迎。［21］(Ｐ281)这些革命画图还被临摹下来长期在乡村俱乐部展出，有的直接就画在俱乐部的墙上。
乡村俱乐部是苏区乡村文化建设的平台，同时也是“广大工农群众自我教育的组织”和“苏维埃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之一”［9］(Ｐ218)，构成乡村群众文化工作网。正如前面在活动开展部分中所述，乡村俱乐部是苏区农民群众娱乐的中心、学习知识的中心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中心。乡村俱乐部通过新鲜活泼的娱乐活动在苏区农民群众中进行政治文化教育，不仅加强了“群众的一切斗争勇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12］(Ｐ153、Ｐ227)，而且提高了农民“群众文化程度”［12］(Ｐ153)，从文化角度提倡和实现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文化享有。
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许多地方的乡村俱乐部偏重娱乐，“忽视政治及其他的文化工作”，具体表现是“俱乐部只有中乐及改良的旧戏，甚至就演封建式的旧戏”，有些俱乐部的“墙报很少看见，读报、政治讲演、政治讨论，差不多完全没有，有些乡村还没有俱乐部，或者只有一间小房子，没有大的群众集会场所”。1933年6月5日，中央教育部发布训令指出：“过去的俱乐部没有普遍的建立，尤其是在乡村没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忽视了政治动员，偏重娱乐，没有很好的利用各种群众集会和开放俱乐部为群众集会场所，来进行教育工作，没有广泛的吸收劳动妇女及儿童参加工作，没有利用墙报做斗争工具。”［9］(Ｐ51－52)针对这些不足，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努力通过完善乡村俱乐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以使乡村俱乐部更好地发挥作用。其实，出现这种现象与当时的战争环境以及当时农民文化程度低有关，也与中共以政治动员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缺少持久的吸引力有关。
总的说来，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活动，在战争年代发挥了革命动员和改造乡村社会的双重功能。今天，中共中央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乡村文化建设。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在我们加强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的实践中，苏区乡村俱乐部运动的一些做法和理念应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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