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伪批判?
“伪批判”是我针对中国“批判”与“创造”脱离状况的理论概括。如果不清理我们所熟悉和运用的“批判”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很难通过真正的批判去培养创造性的思维。我把不能导向创造的批判称之为“伪批判”。这种界定有些严格，但中国现在需要这样的严格。中国人的批判只与生存运动的“新与旧”有关，而与超越“新与旧”的创造无关，或者即便和创造有关系，那创造性也是非常低和弱的，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获得科学原创、理论原创、思想原创之自信的原因。
如果“批判”作为方法不能导向创造，反而会成为真正的创造的阻力，成为以弱创造代替创造的盾牌。所以中国传统的批判观念是需要反思和改造的，反思的目的是认知它的问题和局限在哪里，最终的目的是有助于建立一个能导向创造的批判观。
“伪批判”大致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打倒”“轻视”的拒斥性
这种拒斥性突出地表现在我们的政治伦理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打倒”“轻视”的实践和行为。在中国这个政治和伦理起主导作用的文化中，“打倒”“轻视”的实践和行为使得我们不能走上批判与创造性的道路，而只能依附既定的经典或权力利益考量。中国的农民起义或者说朝代更替其实就是“打倒”行为的一种实践活动，农民起义推翻地主推翻王朝自己去当皇帝，李自成洪秀全均是如此。这样的一种农民革命和批判创造没有关系，而只能是历史的循环。在新时期，这样的一种循环状态可以在李龙云的《狗儿爷涅槃》中体现出来。狗儿爷在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非常开心，老地主坐在自己的田地边愁眉苦脸;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所有的土地都要进入人民公社，这个时候狗儿爷坐在自己的田埂边，沮丧的样子和当年的老地主一模一样，也就是说1958年的狗儿爷就是当年的老地主，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中国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一个为利益而生的起义。农民不到无
[作者简介]吴炫（1960-），男，文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① 本文系作者在2019年7月29日上海财经大学批判与创造性思维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的讲座录音整理，有文字润色。
法生存的境地不会起义，农民造反往往是因为生存利益被损害。农民成了新地主之后，又会被压制、打倒、推翻，这样的打倒行为当然就造成了歷史的循环，而不是历史的创造性变化。朝代更换并没有产生思想上实质性的批判和重大的创造性行为，几千年的历史基本上还是在延续过去的路。这样的循环甚至在经典的解释上也能体现：曹操是在“白脸”和“红脸”的解释中循环;资本主义也是在中国学术思想中被打倒性循环，这样的循环被鲁迅揭露出来，大概就是阿Q画圆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常常感觉到所打倒排斥的东西怎么最终又回来了？
按理说，这样一个循环的历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就应该结束了，但是由于“打倒”这个观念没有被反思，所以“反传统”“打倒孔家店”就是这样被提出来了。不仅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要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这样的全盘依附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启蒙”，当然会将中国传统文化看成是落后的文化要打倒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声最响亮的呐喊是谁？是郭沫若。《女神》充斥着“打倒”的文化观念，推翻旧世界伴随着浓烈的宣泄呐喊意味，这不是中国人的理性文化所致。“打倒旧世界”以后我成为新的天下主人，其实也是反现代性的，因为现代文化没有“主人”和“王”一说，所以还是农民斗地主自己成为新地主的性质，新的“王”和旧的“王”的区别在哪儿自然也都没有得到审视。郭沫若的《女神》能产生强大的社会效应，恰好证明了中国的文化打倒的观念是反理性也反创造的。在这一点上，陈独秀那一代的学人在打倒陈腐的旧文学时也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创造问题，因为文化创造是不可能脱离于旧文化的，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是凭空建立的。所以新文化和新思想因为没有中国自己的文化支撑最后也会落入被打倒的境遇，这就是后来的“打倒封资修”。在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通过打倒自己的文化完全焕然一新，所以“全盘西化”就还是非创造的批判观念所致。建国以后，“打倒”仍然在延续，Pass北岛就是一例，其实文化思潮之间的关系也是“打倒”的思维所致，就是既有思想过时了、没用了。
相比较郭沫若来说，鲁迅、张爱玲还比较冷静，这使得他们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打倒”的思维。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情感抒发特别强烈，往往创造性就是弱的，而一个人的创造往往在于内心的沉淀思想的冷静形成强大的定力。在此意义上，“打倒”的文化问题可以追溯到汤显祖的“情在而理亡”。情感的脆弱在于自己无法站立，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理性，尊重生命情感的理性如果不在场，“情在而理亡”往往是悲剧性的。所以鲁迅的强大在于走向创造的理性化问题：子君离家出走后该如何生存？这不是打倒、轻视封建家庭就可以解决的。“个性解放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该如何安放？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最终还是要回家，因为周围并不是一个尊重容纳个性的环境。所以同学们，当你们渐渐成熟，情绪性的抒发相对就要少一点，你不强大，最终还是要回归依附旧的伦理文化。如果你很从容也很沉静，那就说明你已经不受这个世界的束缚，预示着与这个世界的不同之可能。中国的现代文化是思想创造性的产物而不是情感抒发和抗争的“反封建”。情感并不能导向创造，只有思想能够导向创造。我之所以肯定鲁迅，是因为鲁迅几乎是唯一一个考虑建构中国“新人的家”之问题的作家。不是告别、否定、打倒、推翻封建家庭来建构新的文化。在此意义上，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是不是都处在这样一个与“打倒”相关的文化状况之中？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缺乏“原创”的原因所在。
批判与创造思维是创造一个与儒道“拒斥”“回避”不同的多元对等文化，让中国人心灵和精神有现代性的多元安放，所以不是移植西方二元对立思想，也不是回到传统轻视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儒道文化之中，不是用西方文化打倒中国儒道文化，也不是用中国儒道文化去排斥西方文化，而是批判改造中西方既定的文化思想，完成对“先天八卦”区别于《易传》“多样统一”的创造性解释。这个工作被耽搁，才使得“五四”至今的文化都处在一种相互打倒的实践方式中，然后相互打倒又构成了一个循环，当然就走不出鲁迅所发现的“圆圈”。“五四”文化运动时是西方启蒙，到了80年代又是西方启蒙，今天呢？两次大的启蒙都没有解决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问题，尤其是解决中国人不同于儒道文化的信念建构问题，我们只好又回到中国的儒道文化中去，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维不是创造性的。其结果就是我们所有的批判都是新的东西打倒旧的东西，最终又成了一个循环。我希望同学们能意识到中国儒道文化这样的批判观念是“伪批判”观念。
我在南京、北京、杭州都生活过，现在又在上海生活，我就不喜欢别人问我“你觉得哪个城市比较好”？要我看，中国哪个城市都有缺陷，都不是我理想的城市，或者说我所理想的城市是尊重创造性的城市。我在南京也反思过南京，写过南京文化局限的文章，可能南京的朋友不一定高兴;上海文化我也写过，可能也同样如此。为什么说不好中国人就会不高兴？这真的很有意思。其实任何文化都有局限，为什么会不高兴自己的局限？心理的原因就是在回避局限，捍卫局限，这是因为我们太脆弱了。强大的人根本不在意别人的批评。我的观点就是西方人的思维不符合我们中国整体性的思维，但中国传统的儒道释文化又不尊重我们的生命和创造性，所以必须双重批判改造。我们一般喜欢拥戴自己赞同的思想，排斥自己不赞同的思想，这样的现象其实就是我们的“打倒”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体现，也会渗透在我们学术生活中。但中西方思想史上伟大的创造者，比如马克思从未对他之前的费尔巴哈、黑格尔等人采取“打倒”的姿态。一个尊重前人思想的人不会有打倒的行为，也不会有排斥的行为。马克思尊重了前人的思想，又批判改造这些思想，吸收又改造了不同的营养，从而创立了一个消除异化和获得人类自由解放的“实践”哲学，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批判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个体和辩证法都是历史性“实践”的材料，这样就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谢林等哲学家的思想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也是极其尊重的。阿多诺、哈贝马斯等都是尊重马克思也是审视马克思的，所以他们提出的并不是“劳动异化”而是“理性异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正在于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其“批判”首先是改造前人的问题。他们对“异化”的理解和马克思的“异化”是不同的，这是人在非常合理的理性文化中产生了的异化，这个异化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得到体现，就是说人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丧失了否定冲动，不想反抗也不想否定这个现存的秩序，这叫“理性异化”。当你不想反抗不想否定这个社会时，这个社会就在走下坡路，所以当一个人成为师傅自满自得的时候就在衰退，因为没有创造而在循环，循环就会衰退，衰退的心理状况就是无聊，人生的自我价值就没有了。而从中国传统儒道文化的角度来看，没有自我价值恰恰是最安全的，最害怕的是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和别人不一样就会被排斥，就是不安全的。批判创造和安稳依附正好是相反的两种思维，批判创造会让你的生活没那么安稳，不会沉迷于一种舒适的生活，最后就会腻味舒服从而突破安稳的生活，在思想文化上才会有重大的创造突破既定的经典文化框架给我们的可靠感。看看很多中国学者，现在是不是在追求这种可靠感？追求这种感觉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创造呢？
二、“抽象继承”“剔除糟粕”的材料性
這种伪批判更多的是体现在思想学术上。“剔除糟粕”同学们应该很熟悉，“抽象继承”可能不太熟悉，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呢？因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舍弃”，和“打倒”“轻视”相辅相成。“抽象继承”是50年代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创新提出的命题。“抽象继承法”其含义是观念可以继承，观念的实践可以批判舍弃。冯友兰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是“学而时习之”，他认为“学而时习之”这个观念是可以继承的，但继承的仅仅是一个观念，在孔子那里“学”是学习六经，在新时代，四书五经可以不学了，但学习之后时时的消化这样的观念依然可以继承。其实这句话也暴露出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思想经典的轻视态度，将传统思想和现代文化完全对立，四书五经在新时代就是不可批判改造的吗？王国维为什么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可爱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儒道文化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流淌的血液。怎么可能抽干血液换血呢？因为那个年代的政治因素，“六经”可以不学了，但不意味着不可以批判改造。当我们吸收西方知识时，觉得西方思想很有道理，但是生活中如果不能运用这些西方思想来指导我们生活，那还是死知识，所以对待西方思想仍然需要批判改造。否则，和我们生活实践分离的西方知识都是死知识，学得再多也是很容易被我们抛弃的。这不仅会造成西方知识在中国的思潮迭起，也会耽搁中国人对西方知识的创造性改造工作。所以，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隐含着打倒、轻视的观念，而舍弃了具体的“六经”内容，新文化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去年世界哲学大会的题目就是非批判性的“学以成人”，为什么不能叫“思以成人”呢？这个“学”字还是没有得到反思，今天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中国现代的一个哲学问题是要学习成为“人”还是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人”？还是通过批判创造性思维建立一个现代人？这些都不在“学以成人”之中。所以“学以成人”就把成为健康自然的现代人的路给堵死了，也把创造性的路子封死了。儒家文化是必须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成为一个符合儒家要求的人，“人”的标准是现成的，怎么可能“创造出自己来”？所以这个狭窄的命题我是不赞同的。我的观点是在批判与创造中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学以成人”更多的是让我们成为儒家规范的一种人。这说明“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些观点在中国现代的哲学家中很少有人去审视改造，而审视改造既有的儒家观念才叫做“哲学”，简单地说哲学就是创造自己的观念，批判创造性思维就是哲学的方法。所以，如果觉得西方文化行不通就只能回到传统的儒家文化中，那是建立不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当然也不可能建立中国现代政治哲学、伦理哲学、教育哲学。当你和西方人交流中国哲学时也就只能用“学以成人”“学而时习之”这些古人说过的东西，中国就是没有现代哲学的，只能有哲学研究。哲学研究是学术，这是不同于创造观念之哲学的。为什么不能对古人的这些观点做出审视和改造？这是与我们的哲学批判是伪批判相关的。所以我尝试做这样的改造，就成为“学习——思考——批判”缺一不可了。那就成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批则殆”了。如果从批判创造性的角度来说该怎么学习，看一本书一定要有自己的问题展开对知识对象的审视。现在大多数同学在阅读时可能是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的，是纯粹作为知识对象去学习记忆了解的。而缺乏真正的批判性阅读，一本书究竟说了什么，你在理解时也会受到别人的观念的影响，就无法读出自己的东西。比如当我们看影视剧《延禧攻略》《如懿传》时，我对《延禧攻略》的解读是权力呵护生命，在网上我就没有看到类似的解读。《延禧攻略》应该理解为呵护生命，而不是轻视生命。魏璎珞利用皇上对她的宠爱，变相地达到了呵护生命的目的，她进宫就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这实际上也是我的问题意识所发现的，要发现这部作品和其他作品在结构、情节设计上有没有不同之处。捍卫生命尊严的魏璎珞才会出场。而捍卫生命的尊严是首要的，爱情就是可以靠后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就不爱傅恒了，而是用心灵的守护来爱，这个概念对我们的爱情观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如果现在的宫斗剧处处都在围绕权力、利益的争夺循环重复，那么批判与创造性思维就是在循环重复中发现不可循环不可重复的东西。你的阅读就会发现常人发现不了的内容。所以无论是看书还是欣赏影视作品，一定要发现这个作家和编导所提出的和前人不同的理解。欣赏余秀华也是这样，余秀华就可以用《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这首诗来概括，一是以往的诗人不可能用这样的诗歌题目，二是她对男女之间的性爱是有突破的，因为突破了中国伦理文化中“睡”是占便宜、被“睡”是吃亏的观念，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最后忽略了生命本来的样子，也忽略了身体。我们现在所有的性爱与欢乐都是在占便宜，这个便宜、吃亏是利益的，这样的性爱和爱情成了身体交换的工具。如果我们这样的观念世世代代地不变，生生不息地保留，身体作为权力与利益的工具而存在，那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拥有爱情的。爱情只与生命的撞击和燃烧有关，所以是奋不顾身的，这样就与利益的伦理的考虑无关，这就是余秀华的突破。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冯友兰的“抽象继承”也是可以被审视的，儒家的观念其实也是具体的，真正抽象的不在儒家观念，而在“先天八卦”，这是我们不可撼动的、必须永远继承的文化之符号，儒家观念只是对这个符号的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可以批判改造的，所以《易传》是可以批判改造的。《易传》可以改造，儒家的很多观念也是可以进行创造性改造的。“学而时习之、时批之”才是当代的学习观和思考观探索。这样，“先天八卦”是中国文化真正的抽象符号，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永远生存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抽象中，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则是解释性的抽象，当然就可以有今天的解释之抽象，其关系便是哲学关系。可以对“先天八卦”做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和其他的解释不一样才是批判创造的。实际上苏轼的《东坡易传》已经做了自己的批判改造，把儒家的“大德”从《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隐去了，“万物之多”不再统一于儒家之“一”，苏轼的哲学就是“多元并立”的哲学了，这种哲学更有益于人的多元创造。
“剔除糟粕”这个概念和“舍弃”也是一致的，“剔除”“舍弃”意思差不多，这个“舍弃”也是材料性的，有些思想我们觉得是糟粕，今天可以不要了而舍弃，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会考虑到“糟粕和精华”是有内在关联的，不会去想“精华和糟粕”是一体化结构的问题，所以我们舍去的反而舍去不了，因为精华附带着将你舍弃的东西又暗地里将其激活了。这样，观念上的舍弃就是无效的。由于“舍弃”这种伪批判不会考虑文化结构的问题，所以舍弃性的批判就不能成为哲学的批判，这是中国当代哲学没有真正的哲学批判的原因。比如今天我们要舍弃“君臣父子”，要继承“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这个似乎没有争论。但是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君臣父子”被舍弃掉了吗？没有。这两个概念有什么关联？这两个概念能够被分离、舍弃的前提是什么？家族和国家分离的前提是什么？这需要哲学上将之作为两种对等的性质才可能，而儒道哲学不具备这样的对等思维。先秦儒家谈孝道，建立一套仁义之心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虽然可以制约最高的权力者，用天道来让权力者受到惩罚，但是为什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个制约功能很弱呢？是因为家可以放大，小家、大家、国家，共同点都是家。小家服从大家，孝就从属于忠了，掌握家族权力的是大家族中的长辈，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就是皇帝。这就是为什么先秦儒家和法家可以合谋的原因，也是汉代外儒内法的原因。“孝”最后可以和权力膜拜相联系，最权威的“孝”在国家中就是最高权力者，所以在家是听父母的，出去后在外是听权力者，尊老爱幼和君臣父子就是一体化的。这就是文化整体结构性思考。所以你吸取精华也会把它的糟粕一并吸收了。赞同“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学者一般不会去思考为什么现在的糟粕舍而不去呢，当然就不会对“精华”也进行审视和改造。
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也会遇见这种情况，老年人不一定素质高，那还应不应该尊老？我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老人，在地铁上，大概比我大一点的老年人有不少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的素质其实不是很高，观念和思维上都是“打倒”和“舍弃”，和“五四”前辈“反传统”的思维方法有相通性。面对这些老人，应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观点来解决“不想给素质差的老人让座”的问题？对“老”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以前你把文化观停留在“尊老”状态，这个问题自然是不会出场的。现在要进入哲学的审视批判状态。如果不“尊老”，那可以改成什么词来面对这个问题呢？就是可以不尊敬这个老人，那应该对这个老人怎么办，忽视吗？打倒排斥吗？这还是同样的思维方式。如果是“孝老”而不是“尊老”是否好一些？“孝老”等于“敬老”吗？“孝”和“敬”在我们文化上是一个词“孝敬”，是既“孝顺”又“尊敬”吧，但是我不“尊敬”这个老人却可以“孝敬”这个老人行不行，这样，“孝”“尊”“敬”就是三个性质不同的词了。这三个词产生怎样的关系，就成为当代哲学的创造性问题了。比如，尊敬优秀的可不可以？无论男女老少优秀的就可以尊敬，尊重每一个人行不行，哪怕是与自己有冲突的人也应该尊重，“孝养老人”代替“孝敬老人”行不行？就是老人素质差也应该对其有孝心。这样，“尊”“敬”“孝”就分开了。三者不统一于“老”，伦理和血缘等级才能够被改造。于是，“尊人”“敬优”“孝老”“护幼”，每一个词性都不一样，它们是独立的，谁也不与谁冲突。四个词之间是多元对等关系。“尊重”“尊敬”“孝敬”作为不同性质的词语分别属于不同的世界，“多样统一”的结构才会改变为“多元对等”。
三、“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的破坏性
“不破不立”这个词出于哪里？同学们知道吗？“不破不立”出于哪个典籍，最早是谁说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其实和批判创造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像“作茧自缚”的“茧”就非常坚硬，所以，鲁迅就说要打破铁笼子，提出这个概念，“打破”就叫“破”，它是最坚硬的，对它说话没有用，审视它、理性地和它交流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只有破坏它，打破它的枷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它是比较现实有效率的操作行为。但是破坏本身并没有暗含着建设、创造的含义，它只是“破”的。破坏以后可以重建一个东西叫“立”，但是重建的东西是创造的东西吗？
这样的一个概念作为文化建设中的一个总体性的概念，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审美符号，而现在的东西很多是没有文化审美含量的。你们看看在中国的发展中，有没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审美建筑”？如果把这个问题和我刚刚所说的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建筑是西方化的符号，上海陆家嘴成为了我们的典范，我们和欧洲的国家开始比谁最高了。中国文化不是朝“比高”来发展的，中国建筑的典范结构是四合院，这与中国文化的“方圆”有关。像故宫那样的皇宫，也是在平面上的，没有高低之分，而且是很形象具象的形式。那什么是中国现代化的建筑呢？那个不同于四合院的现代方圆建筑在哪里呢？不同于故宫的现代化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呢？服饰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穿的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呢？像阿拉伯国家，他们的服饰就非常的鲜明。因为在文化上我们的“不破不立”的这个“立”的东西没有创造性，所以什么东西都可以“立”，也都可以打倒，“立”的东西没有独特的思想依托，内在状态也是杂乱的，并未和我们的内心息息相关，互相生成。所以在日本、韩国，和服、韩服是作为文化的标志去穿的，即使他们平时穿的和我们一样，但是到了重要的节日就很自觉地穿上和服、韩服，而我们一年四季都在穿差不多的衣服，所以这样的服饰是无法增加你的文化自信的，因为文化自信可以渗透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吃的东西哪些是中国现代的文化呢？难道就是麻辣烫、烤鱼、火锅？各地菜系除了延续下来的美食，我们似乎说不出现在还有什么美食创造，于是我們都说不出具有现代性的中国文化饮食。
“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的“破”由于是和打破、打倒、轻视、舍弃有关系，包含了轻视、打倒，那么它“立”的东西就是缺少创造性的内涵，所以它是杂乱无章的新旧文化符号的堆积，这不是创造，而是导致现代中国文化是破碎创造的原因之一。所以大家以后不能被这样的思维所限制，“破”不是“批判”“立”也不是创造;“破”是打倒的同义语，“立”也是移植的同义语。我的否定主义理论其“否定”不是打倒、轻视的观念，也不是“破”和“立”的概念，而是尊重并进行针对独特问题的创造性结构改造的观念。中国以往的哲学中没有我的“本体性否定”或“批判与创造统一”的观念。这个观念也同样区别于西方各种否定观念，尤其区别西方黑格尔学派质变、进步、冲突、消长、扬弃的否定哲学，也区别张扬感性生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哲学。
四、“新陈代谢”“与时俱进”的运动性
“新陈代谢”“与时俱进”这样的概念是和中国的阴阳文化有关系的，“生生不息”包含着运动变化，“通变”也包含着运动变化，当然这个变化是包含着对过去事物的舍弃、消长的，所以我们会在生生通变的意义上认为中国是在不断创新的，运动的消长性就是批判的。
然而我今天要强调的是，由于“生生”和“通变”的“变”基本是由阴阳运动构成的，而阴阳运动是属于生命运动，所以生命运动不可能导致人的创造性事物的产生，这也是“先天八卦”不是阴阳运动的产物之理解。生命运动和人的创造性运动之所以是两种性质，是因为生存运动的活着、延续、繁衍、承传中也有变化创新，但总体上是适应生存需要产生的变化，而老子和孔子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想创造，并不是生存环境需要的产物。生存的运动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在自然性生命上就是“自然”性，在文化性生命上就是中国的“六经”，所以生命运动具有依附性，“天人合一”也必然合在儒家的“六经”上。与生存运动相关的生命感受是快感、舒适、安稳，这是中国人最喜欢听到的词汇，就是因为总体上是考虑“生存运动”，而不是考虑“超越生存运动”。所有的生命运动都会衰老，这就是中国文化仅仅依附“六经”必然逐渐衰落的原因。所以文化的延续与文化的创造性自信也是不同的范畴。
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中国人喜欢祝福夫妻白头偕老，不去考虑白头偕老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不分离”就是意义。而文化创造就是“分离既定世界”的思维，所以“不分离”不是创造性思维的文化。我们的文化通过“生生”“通变”的生命运动变化，必然混同于生命的“新陈代谢”，即孕育新生命。孩子通过“听话”教育使文化血脉相传，形象、性格、气质的变化都是风格的变化而不是思想的创造，这样的变化叫“万变不离其宗”。生命运动的DNA这些东西都是稳定的，变“器”不变“道”的“道”也是稳定的，这使得中国人的创造只能是“技术创新”“文体创新”“方法创新”，这些创新是生命运动的变化，不属于思想创造。“五四”新文化运动把西方的观念（民主、科学）和文体（小说、电影）拿过来，这就是变化了、创新了，但依然不是创造。所以“拿来新文化”“替代旧文化”也不是批判创造，而是伪批判。用“白话文”可以写出充满三纲五常思想的小说，用话剧、电影可以传达中国的吃人文化，就是一例。“与时俱进”也是这样的变化，是依附于时代和环境的应对，但不是通过创造引领世界。“与时俱进”就是把别人先进的思想、技术、器皿等拿过来使用，对传统经典进行新阐释和新包装，通过使用新工具用具产生紧跟时代的快感和安全感，但包含创造独特的工具开辟另一个工具世界。这就是互联网和电脑都不是中国原创的但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进行创新的原因。应该说，马云的支付宝和淘宝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一定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中国人最大的创造能力，突破了“与时俱进”的变化，但这样的创造还是具有技术理念创造的特性，从批判创造性的角度就是还没有根本的世界观创造。互联网是一种世界观的创造，这就是中西方创造程度的差别所在。所以中国文化的现代创造，必须突破“阴阳运动”，必须突破追求安稳的生活心理，学术上必须突破“有出处才放心”的非创造性创新评价思维。
“与时俱进”在根本上是一种依附性思维和安全思维，根本上是与别人创造产生的世界“保持一致”，所以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批判观和创造观。顺便说一下，在我的理论中，“幸福”和“快感”是两种性质的东西，快感是“得到”的，而幸福是“贡献”。“快感”之所以是“与时俱进”的思维，是因为“与时俱进”是轻松地在现实世界抛弃一种现实选择另一种现实，如果这种选择出现了不如预期的效果，通过“反思”再回到原来的现实中就可以。这就是生命运动是循环的本质显现。不断被选择的现实当然不具有“幸福”的稳定感。这就是当代追求快乐的中国人说不出幸福感的原因。“幸福”变成“幸福指数”依然还是“快感”，因为“指数”是会变化的。这样快感必然与空虚相伴随，空虚也会加剧对快感的依赖。而“幸福”之所以是一种内心的稳定充实感，是因为“幸福”不是靠适应环境的变化带来的，而是在时代变化中穿越时代建立自己的文化家园的创造性价值感对世界的影响所致。所以中国古人生活在自己创造的文化中是有幸福感的，但这样的幸福感之所以逐渐衰落，是因为儒道文化反对创造，造成中国人只能生活在过去的幸福中。就像父亲的幸福感硬要儿子也全盘接受下来一样，一个不断被外族侵略欺负的儿子怎么可能幸福？一个只能记忆传统思想的儿子怎么可能用这些思想解决现代的生活问题？于是，一个全球化状态的中国人应该怎样幸福，逻辑推论就是创造不同于儒道文化的现代思想文化，而不是与时俱进去寻找西方人创造的文化，也不是与时俱进去解释“六经”。这样两个“不是”，才将真正的“批判”产生出来，其方法就是要把西方思想家园拆成建筑材料，设计中国自己的图纸建立一个独特的中国现代思想家园，中国人在文化上才会有现代幸福感。
爱情为什么和幸福相关，与快感没有多少关系？是因为爱情的幸福是一种创造出来的稳定世界，与思想和信念的一致有关，与物质功利的快感只有材料性的关系。爱情也不仅是男女之间的事情，对自己的创造性追求同样是爱情，所以幸福会在不同的空间出现。爱情突破功名利禄的快感，可以构成自恋之信念，独立和坚定的人生便由此而来，爱情的永恒也由此而来。所以一个幸福的人基本上是自恋、独立的，而不是始终在寻找“可依靠的对象”——无论这对象是人、群体还是单位、国家。比如我爱我的否定主义思想创造，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也形成了我的信念。信念具有不在乎功名利禄的力量，为此而生成的思想长期影响力，我认为就是学者的幸福。功名利禄是不稳定的，所以只是快感而不是幸福感。幸福感之所以是稳定的，是因为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剥夺和摧毁。所以“你毁了我的幸福”是不成立的，因为这只是你快乐安全的生活因为没有依靠而失去了而已。“幸福”是自己创造的，而不是任何人“给你”的。
所以“批判与创造性思维”是致力于真正的批判和创造之观念的努力，建立一个幸福与快乐、生存与存在、信念与功利并存的文化结构。在此意义上，真批判是对伪批判的制约或穿越。这不是说不要伪批判，或不尊重伪批判，而是我们不能通过伪批判去谈创造，不能將伪批判作为创造意义上的批判而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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