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新事论》之后的政治关怀
摘要:作为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哲学家,冯友兰始终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民运,在《新事论》中他指出了中国走向自由之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就“以商带工”的市场经济、以“处士议政”和“士人干政”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和作为客观辨证法与中国哲学传统及人类社会未来的“仇必和而解”的“和”的哲学,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超前的见解。
关键词:冯友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0)03—0166—04
最近几年,因修订冯友兰年谱和撰写冯友兰传记,阅读冯友兰的著作,当不仅仅专注于哲学,而是从文化的角度重新研究冯友兰的著作时,再一次被他的精神和远见卓识打动了。在读《论语》和《荀子》时曾经想过,究竟什么是他们所说的“君子儒”和“大儒”呢?在读冯友兰的书时终于明白了:所谓“大儒”,不仅要有“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精神,而且还要有经世致用的才干,那些只知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当不起这个称呼的。
冯友兰也是读了一辈子书、教了一辈子书的学者和哲人,没有从过政,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从政。但他却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天下的兴亡、民族的命运,并且总能在关键时刻提出充满智慧和远见的见解。1939年出版的《新事论》,和在抗战胜利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中国哲学和民主政治》及《中国哲学中之民主思想》等,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建设时期,政治气候有所松动,冯友兰也到了耄耋之年。虽然耳目不再聪明,但他的头脑仍然十分清醒,中国历史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场面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汹涌跌荡。历史和现实,思想与实际,种种因素在他那里都打成了一片,化成了哲人的聪明睿智和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和谐社会建设方面,他都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具有前瞻性的主张。
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最大问题。冯友兰毕生关注并为之奋斗的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在谈到中国社会如何实行近代化和现代化时,冯友兰主张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论及“洋务运动”时,冯友兰说:“西方的近代化,是由于产业革命,用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进行社会化的大生产。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要有个社会力量来带动,在西方就是以商带工,这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讲得很清楚。洪仁玕主张私人办工业,也属于以商带工。曾国藩也知道西方议会制度,在议会中作为资本家的商人可以控制政权,使君主听其指挥,但这正是曾国藩所要避免的。他最怕的是商人成了资本家,会凭议会的力量指挥君主。所以主张以政带工,而不许以商带工。”①他并且指出:“以政带工在经济上的后果是严重的,其政治上的后果则更为严重。其中饱的官商逐渐成为官僚资本。”“如果以商带工,中国原来的商人就会成为民族资本,中国就可能早一点进入近代化,早一点从半封建、半殖民的地位中自拔出来。”②由此,他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高度对曾国藩及其领导的洋务运动做了全新的评价:“所谓同治维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思想支配的,那种表面上似乎是把中国近代化推进了一步,其实是延迟了中国的近代化。”③
早在写《新事论》时,冯友兰就反复强调,中国要想富强,要想走出古代进入近代,就要首先进行产业革命,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也就是近代化)。在这里,他又进一步指出,实现工业化有两条不同的进路:一条是以商带工,一条是以政带工。以商带工就是私人办工业,以政带工就是政府办工业。冯友兰讲这些话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关心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如何实现。他是主张中国现代化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的。由此,他对中国近代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洪秀全和曾国藩做出新的评价。因为,西方近代不仅是实现了宗教和政治分离,而且还实行了政治和经济分离,这是西方近代进步的前提和标志。洪秀全搞的是政教合一,曾国藩搞的是官商(政治和经济)合一。洪秀全的政教合一是把中国拉向中世纪,曾国藩的官商合一也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他的这种官商合一模式孕育了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阻挠了市场经济的形成,最终使得中国近代的民主政治难产。冯友兰虽然没有针对现实公开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可他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主张中国现代化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冯友兰的一贯主张,到了晚年愈加明确。更为难得的是,冯先生早在20年前就已经谈到所有权的问题,只是他没有公开明说。20年之后,当中国“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最终正式颁布《物权法》的时候,我们才清楚看到冯先生的先见之明和穿透之力。
关于现代化的关键——独立人格、言论自由和民主政治的问题,冯友兰在晚年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问题,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士的道德标准,士要做到独立不惧,以天下为己任。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的绪论中他借题发挥说:“《礼记》中的《儒行》特别着重士的独立自主的品质,其中托为孔子的话塑造了一个士的具体形象,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知识分子当然需要在才学方面有足够的准备,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但是,他的行动只能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不受强迫,‘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④关于言论自由和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问题,冯先生借古喻今,谈了“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他说:“从隋唐以后,士就不是地主阶级贵族,而只是‘四民之首’了。他们掌握知识,继承文化,其中一部分可以凭借科举的渠道上升为掌握国家的官僚,是封建官僚的预备军或后备军。其不愿应科举考试或者考试失败的,留在民间,或者从官场中退出来,回归乡里,成为在野派。在野派是政府的反对派,时常对政府提出批评、表示异议,当时成为‘清议’,这种士当时成为‘清流’。”⑤冯友兰在1987年写的一篇小文《康有为“公车上书”书后》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士,有一个直接干预政治的传统。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有危难的时候,以带有群众性的运方式发表意见。黄宗羲曾经设计,以学校为政府组织的一部分,利用学校的‘清议’从道义上批判政府、监督政府。他的这个设计,在康有为公车上书运动中,得到部分的实现。康有为联系了一部分到北京会试的举人,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学校,他们的上书,就是这个临时学校发出的清议。在书上签名的人虽然不过数百人,然而这是一个带有群众性的运动。二十年以后,又有五四运动,此知识分子群众运动直接干预政治传统之源远流长也。”“凡古老的民族,都有许多文化传统,后来的人应当溯其源而究其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之是继承。因为这是历史在旧基础上的发展;改之也是继承,因为这也是历史在旧基础上的发展。从之改之结合起来,这个民族的特色就表现出来了。”⑥
众所周知,“公车上书”是戊戌变法的前奏,那么,冯友兰为什么对此大发感慨,并把它收进了亲自选编的《冯友兰学术精华录》中,是因为冯友兰要借此发表他关于民主方面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民主政治”还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此冯友兰讲得也比较委婉、曲折和含蓄。文章好像是在谈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民主政治问题。孔子说过:“天下无道,处士横议。”“处士”即没有当官的知识分子。当天下有道时,处士们可以不议。当国家出现了问题或存在着重大隐患时,危及国家安定和民族前途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要出来“议”的。冯友兰讲的就是这种“议”。知识分子的“议”可能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他们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聪明的当权者应该从他们的“议”中看到问题的存在,看到问题的严重性,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压制他们的“议”。“议”是民主的一种主要形式,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具体体现。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他认为从中国历史看,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力量,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表现在反抗当时政治上的不良倾向,在政治陷入混乱时,士的政治力量往往能体现出来。士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士有一种天然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意识,“议”就是这种政治责任与政治意识的表达。
如果以上还是借古喻今,谈得比较含蓄的话,那么冯友兰在最后几年里发表的言论就是十分直接和明确地谈到民主政治的建设。在1989年发表的《建设新文化是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他明确指出:“新文化运动,又把西方的‘长技’归结为四个字——民主、科学。”“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科学的重要已为人们所承认。在科技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已经有了不少的发明和创造;在民主方面,众说纷纭。究竟什么是民主,人们还没有一致的了解。可见新文化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就有待于现代人们的努力了。”⑦在1990年写的《纪念新文化运动》一文中,他指出:“新文化对当时的人们发出了一个号召:‘科学与民主。’时间已过去七十来年了,这个号召对我们现在的人们还是有用的,我们还用得着。就科学方面说,现在大家都承认科学的重要。不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科技方面有不少的发明创造,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是值得庆幸的事。”“在民主方面,情况就比较差,甚至连‘民主’这个名词的意义,人们也还没有一致的了解。它的意义,本来是很宽泛的,我也不想不能给它下一个定义,我只能就我的理解说一些民主的内容。”⑧接下来,他谈了自己对民主的独到见解:“‘民主’有一条基本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我认为,这是一方面,还要加上另一方面的原则:多数容忍少数。不要‘一刀切’。”“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还分别‘和’、‘同’的不同。‘同’是简单的一致,不能容‘异’;‘和’是集合众‘异’,融为一体。”“多数的利益总是有保障的,因为有‘少数服从多数’那个原则在管着。少数人的利益也得让它有所表现,这才能使大家都心情舒畅,共成一个‘和’。”⑨
这里谈的就是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看法,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很多思想其实并没有公开发表。冯友兰在民主政治方面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只是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个处世中庸的哲人,作为一个熟悉中国历史、洞察社会现实的学者,在谈论民主政治建设这些在当时比较敏感的问题时,他是很注意分寸的,说什么不说什么,以什么方式说,说到什么程度,他是很有把握的,可谓是用心良苦。他既有知世之明,又有忧世之深,更有择术之慎。他没有凌空蹈虚、不顾时宜地故放高论以邀虚名,那样做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往往会适得其反。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尤其近现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就此而言,说冯友兰是“圣之时者也”,一点也不为过。
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友兰对民主政治问题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在现实的工具层面,而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和社会总体目标来考察。民主只是组织社会和管理政权的一种形式和手段,社会的和谐、自由及有序才是目的。冯友兰由此提出了“和”的哲学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1987年,冯友兰在《立足现实发扬过去展望未来》一文中,谈到:“‘和’与‘同’的区别是中国哲学很早就开始讨论的。‘同’是追求清一色,不能存异,这是不能实现的。‘和’则能存异,可以包含各种矛盾斗争。正因为‘和’能存异,这才成为任何统一体存在的前提。”⑩
在这里,冯友兰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社会的关怀紧密地结合到一起,这不仅需要相当的理论睿智,更需要有相当的理论勇气。在当时气候下,需要把个人的沉浮荣辱甚至生死置之度外。
正是这样,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在达到了“断名缰,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精神境界的时候,他更明确地把“和”的哲学上升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八十一章中,他说:
客观辩证法只有一个,但人们对客观辩证法的认识,可以因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别。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矛盾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是把矛盾斗争放在第一位。中国古典哲学没有这样说,而是把统一性放在第一位。理论上的这点差别,在实践上有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张载把辩证法的规律归纳为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四句话中的前三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也同意的,但第四句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这样说了。它怎么说呢?我还没有看到现成的话可以引用。照我的推测,它可能会说:‘仇必仇到底。’”
冯友兰接着说:
一个革命‘到底’了,作为革命的对象的那个统一体被破坏了,共处于这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共归于尽了,可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不过它要从一个统一体转入到另一个统一体。社会转变了,作为原来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的人仍然存在,人还是那些人,不过他们转化了。革命家和革命政党,原来反抗当时的统治者,现在转化为统治者了。作为新的统治者,他们的任务就不是要破坏什么统一体,而是要维护这个统一体,使之更加巩固,更加发展。这样,就从‘仇必仇到底’的路线转到‘仇必和而解’的路线。”
在这里,冯先生从哲学的高度和深度对1949年以后国家所走的弯路的原因进行了精辟而深入的分析。
在冯友兰看来,“仇必仇到底”的根源在于“求同”而不是“求和”,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求和”,而不是“求同”。他说:“张载说‘仇必和而解’,这个‘和’字,不是随便下的。‘和’是张载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称其为‘和’。”讲求“和”字,讲求不同因素的和谐相处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冯友兰曾生动地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仇必和而解”不仅是中国哲学的传统,而且是客观的辩证法:“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
“仇必和而解”的“和”的哲学既然是客观辩证法,自然也就应该是人类社会应该遵从的规则。所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就出现了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失败,跟着就出现了联合国。联合国比国际联盟组织更加完善。虽然其成绩距人们所期望的还很远,但在国际社会中,已成为一支道义的力量,影响越来越大。不过在人们的意识形态方面,它还没有占据一定的地位。”“上文说过,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联合国可能失败。如果它失败了,必将还有那样的国际组织跟着出来。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历史进入到21世纪,人们终于认识到“和”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有多么重要。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这些话其实是冯友兰早就讲过的了。
注释
①②③④⑤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0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1、372、372、10、11、663、664、664、665页。⑥⑦⑧⑨⑩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79、284、286、286、476页。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54页。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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