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哲学上的凤凰涅槃
摘要:对衣俊卿博士的新书《文化哲学》,做简短思考与评析。
关键词:文化现象;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B259.9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3-0057-02
顾名思义,《文化哲学》也自然是一本关于文化的哲学书籍。然而,该书虽然是一本哲学专著,但无论书名还是内容,却不像以住接触过的哲学书籍那样不好懂。因为,它所涉及的都是一些“人们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几乎都是大家所熟知、所亲历的。所以,也就好懂一些了。说真的,因其是一本哲学专著,在阅读时,根本没有大起大落的思想准备,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在结尾时,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高潮,这是令人所始料不及的。何以言之呢?
这就是在这本长达24万字的哲学专著即将完成之时,作者以刻骨铭心的口吻写道:“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无情地斩断我们传统农业文明或封建时代深层文化脐带和千丝万缕的文化关联,消除我们血脉中依旧弥漫的自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化基因,比什么都重要。”作者的这一论点正确与否呢?说实话,对传统文化一直信奉“批判继承说”的读者来说,大感耳目一新。从时间上说,该书是2001年8月份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是“新世纪理论创新丛书”之一。从结构上看,全书除了“导言”、“参考书目”、“后记”,该书总体上,不过是上下两个部分。从概念上看,“文化哲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而文化哲学相交汇、形成具有今天意义上的哲学,则是在1984年在罗马尼亚召开的第17届哲学大会作为世界哲学的重点由科学哲学转向文化哲学为标志的。
就该书上篇而言,作者首先集中精力从理论层面上展开了对文化哲学起源、发展的研究,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哲学家自始至终是坚持了科学第一的思想的。因此,该书从基础上做起就从基础上做起,该给出定义的就给出定义。不仅表现了哲学家在做学问上的严谨精神,也为下一步探讨做了必要的准备与铺垫。诚然,该书上篇所涉及的“文化现象”、“文化模式”、“文化危机”文化转型“等重要章节,本文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分析研讨。诚如所言,也尽是些蜻蜓点水,不足为法。好在在读者诸君中,修养、学识、视野在我之上者,大有人在。因此,将上篇诸多带有学术性的问题留待各有识之士去品评、去鉴赏,比之本文在此“言不及意”、缺少深度、甚至是不之所云地说下去要好得多。
关于下篇,要想谈得好一点,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一个结构问题。直观地看,该书在结构安排上,是以“理论”与“实践”为划分界线的。它的可取之处,就在于简洁明快,一目了然。既平中见奇、取法自然;又通俗易懂,浑然天成。但是,哲学家并没有就事论事,将全书机械地、简单地一分为二了事,而是有意识地在上篇蕴含了下篇的部分内容,即通过“文化转型”这一主线,使上下篇浑然天称地成为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纵观全书,我们不难看“文化转型”是作者着力要表现的见解和主张。受其影响,本文也很愿意以“文化转型”作为切入点,以就教于著者和读者诸君。何谓“文化转型”呢?依据哲学家所说:“只有在大的尺度上,发扬主导性文化观念、文化理念、价值体系、文化习惯的总体性的、根本性的、脱胎换骨的转变,才是我们说的文化转型。”
从学术上看,是理论创新的需要;从政治上看,这是民族进步的需要;从经济上看,是发展的需要;只是在很长时间内,我们在此方面落后了,尽管我们近年来,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飞跃,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程要走,从表面上看,是经济的原因,实则是文化上的落后。例如,在康熙年间,我们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而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则与我们不能同日而语。然而,精明的日本人却先于我们发展起来了。其根源就在于日本人在明治维新时期推行现代化进程时,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转型。为此,1868年4月执政的明智天皇颁布了有关改革维新的《五条誓文》,1871年派出当时由日本政府主要成员组成的“欧美使节团”对西方12个国家进行了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他们不仅引进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和西方的经济体制,而且还大力倡导西方的科学技术理性,并通过大量举办教育传播新的理性主义的文化观念,改革传统文化模式,使日本成为了当今的第二大世界经济强国。
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转型”在其成功的道路上功不可没。其直观的效益,就是促进了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文化转型”的巨大进步意义,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有高度评价。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统治当中创造出来的某种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由此可见,“文化转型”之于历史,之于民族,之于发展该是何等的重要。在此,哲学家极力推崇“文化转型”的初衷,也可见一斑了。
然而,“在我国有文字度载的3000年以来,‘文化转型’所发生频率并不是很高。在此期间,传统的农业文明不是上世纪西方的‘船坚炮利’所攻破,至少还要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那时起,‘文化转型’至少经历了150多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有着一个巨大的时代落差”,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其深层次原因,就是文化上的落后。仅以大学生人口比例为例,世界120个国家平均水平为18%,而我国只达到4%。相比之下,我国大学生人口比例之低是一目了然的。
因此,“文化转型”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一个人口素质问题。
哲学家上面提出的关于提高我国国民素质的问题,在今天已经部分地变成了现实。其一是国家在高校招生制度改革中,实行了扩招。其二是城乡人口二元化管理,已经变成了一元化管理。可见,哲学家在文化哲学探讨上,始终是坚持了一条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使我们感到有关文化哲学研究再不是一种什么不着边际的科学了。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活跃、最为开放的时代。哲学家站在时代高度,极尽一腔报国热诚,以敢为天下先精神,推出了以鼓吹“文化转型”为目的哲学著作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当然,对于“文化转型”的难度和路程,哲学家是有着充分的估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我矛盾。但是,哲学家最后还是从着眼全球、着眼未来出发,推出了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的“文化转型”这一主张。其意义堪称是对“否定之否定”理论的一次成功实践和延伸;在哲学上,堪称是一次辉煌的“凤凰涅磐”。诚如先贤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一样,理论是先导,这恐怕是一切理论存在的生命线。哲学家上面提出的理论也同样遵循了这一原则。
因此,该书虽然是新近出版的。但是,书中关于高校招生改革、城市户籍改革内容、“日常生活批判与重建”理论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哲学家在《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早就完成的著述。而本次在该书中是以引文形式出现的,应该说是超前的。由此可见,哲学家的这一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由于本文作者理论水平有限,如上所云也仅能看作一种浅尝辄止的“胡说”。关于该书最有价值、最为亮泽部分,还没能给予应有的发现与点评,如此这般,也只好请著者和大家给予谅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