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评估
摘要
环境价值评估中广泛存在支付工具效应，经济学家发现，当采用“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分别开展环境价值评估时，得到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研究仍未对支付工具效应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该研究同时采用“缴税”和“劳动”两种支付工具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进行评估，并检验两种支付工具的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首先基于时间分配理论比较了“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在评估环境价值时存在的理论差异，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说。随后，课题组分别基于两种支付工具设计了两组选择实验，在2017年5月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两组实验样本中。基于调查数据，该研究采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湿地属性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湿地属性的边际价值。结果显示，北京市湿地面积每增加1 000 hm2、湿地Ⅱ类与Ⅲ类水质的占比每增加1%、湿地动植物种类每增加10种、湿地植被覆盖率每增加1%，基于“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基于“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分别为每年0.211 d、0.138 d、0.042 d和0.093 d。采用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采用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与实际工资率乘积的50%，即支付工具效应得到证实。男性样本中的支付工具效应强于女性样本。而且，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支付工具效应越强。该研究的分析结论可以为城市湿地的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后续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利用支付工具效应设计环境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关键词城市湿地；选择实验；价值评估；支付工具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8）07-0054-11DOI：10.12062/cpre.20180305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生产力最强的生态系统之一，湿地发挥着一系列重要的生态功能，而且，湿地还可以向人类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和休闲娱乐场所，从而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与乡村或荒野湿地相比，城市湿地的物质生产功能有所弱化，但是在环境调节和自然灾害防控方面的意义更加突出，而且，城市湿地在提供休闲娱乐和环境教育方面更具优势[1]。然而，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城市人口急剧扩张，城市湿地受到的破坏和损失也最为严重。例如，顾丽等[2]通过对原始遥感影像的对比分析发现，1978—2005年将近30年间，北京市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都呈现显著的退化趋势，湿地总面积下降了54.13%。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湿地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强，北京市连续出台了多项涉及湿地保护的法规，并在发展规划中明确了对北京市各湿地公园的修复工程目标。该研究拟估算城市湿地对北京市居民的边际价值，从而为国内的湿地价值评估增加新的经验证据。
1文献综述
从理论上讲，科学地评估湿地的价值是开展湿地保护、管理和修复等一系列工作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学对环境价值的分类（包括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中，湿地价值在每个分类中都有丰富的体现[3]。现有研究在湿地价值分类的基础上，尝试通过构建价值评估体系来量化地核算湿地的货币价值量[4]。因为湿地许多功能的载体都属于无市场的公共物品，甚至也不存在有效的替代市场，所以其价值无法直接通过市场数据进行核算，经济学家只能采用陈述偏好方法通过假想市场数据来评估其价值。由于数据的假想特征，所以，陈述偏好方法在应用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证评估结果的外部效度[5- 6]。
传统的条件价值评估方法被广泛用于评价包括湿地在内的环境公共物品的价值[7-8]，但是，条件价值评估方法被广泛认为存在严重的假想偏差，多数情况下，调查对象倾向于高估其支付意愿[9]。相比之下，选择实验方法令调查对象在不同选项之间进行权衡的间接评估模式被研究者认为比条件价值评估方法令调查对象在选项和货币之间进行权衡的直接评估模式具有更高的外部效度[6]。而且，选择实验具有高信息负荷的优势，这意味着研究者可以从属性层面上获取更多调查对象关于评估主体的偏好信息[6]。从2000年以来，国际上已经陆续有一系列研究采用选择实验方法开展湿地价值评估[10-12]。目前，在湿地价值评估领域，国内仅有李京梅等[13]、苏红岩与李京梅[14]采用選择实验方法分别估算了居民对山东胶州湾湿地和广西红树林湿地主要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
该研究拟采用选择实验方法估算城市湿地对北京市居民的边际价值。该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关注城市湿地的价值评估。如上文所述，城市湿地与人类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受到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遭到破坏的程度也更大。但是，现有研究在开展湿地价值评估时对城市湿地的关注却相对较少。例如，Chaikumbung等[15]统计了2010—2014年的379篇涉及50个国家的湿地价值评估文献，其中，仅有22篇关注城市湿地，但城市湿地的评估价值却显著高于其他湿地，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子样本中都具有稳健性。鉴于湿地修复和保护越来越受到北京市政府的重视和普通市民的关注，该研究拟通过估算城市湿地价值，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参考。
第二，采用缴税和劳动两种支付工具进行对比分析。选择合适的“支付工具”（Payment Vehicle）是陈述偏好方法的应用研究者在实验设计时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支付工具直接充当着价值评估的一般等价物。现有研究已经广泛证实陈述偏好方法存在支付工具效应，即采用不同的支付工具得到的价值评估结果可能存在显著差异[16-17]。经验研究认为良好的支付工具应该具有高覆盖性、高接受度、强制性和现实可行性[18-19]。经济学家长期关注两种支付工具：缴税和劳动，两者的背后分别对应于货币和时间两种稀缺资源。早期一些研究建议在欠发达地区选择劳动作为支付工具。这是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市场不健全导致金钱不能有效测度环境价值，而且调查对象对环境税的接受度也比较低，因此，选择金钱类的支付工具很可能会低估环境价值[20-22]。该研究采用两种支付工具同时开展湿地价值评估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对比分析来检验价值评估结果的效度，二是判断在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支付工具选择是否仍然是选择实验设计时应予重视的一个关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