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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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行进三年,阿拉伯国家大致形成三类状况:政权变更后进入民主转型的国家;反对派和旧势力势均力敌把国家推入内战的国家;最后,尤以海湾地区为甚,统治者迫于民众压力调整策略,但执政本身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国家。
每一条道路看来都逐渐暗淡,中东人口最多的埃及的近况更进一步推低人们的期望:建国以来第一位民选总统遭军方罢黜、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执政党地位的穆兄会再次转入地下。
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是否与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不相容?“阿拉伯之春”运动仅仅是中东历史上的昙花一现,还是已经改变了政治架构中的某些基本元素?
塞缪尔·亨廷顿在半个多世纪前曾精准地洞悉现代化过程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困扰:在一个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但政治参与程度较高的体制中,各种利益完全不同的社会力量以自己的方式到政治领域参与活动,他们不懂、也没有构建制度去缓解之间的矛盾,于是各种政治与社会混乱便竞相上演。这一困扰正在中东上演。
不过,从民主开端的角度讲,这场运动对于已经僵死了数十年的阿拉伯政治形态无疑是件好事。如福山接受采访时所说,“阿拉伯之春”从政治上动员了阿拉伯世界去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是所有民主转型的起点,“没有一个国家会再回到原点”。
——编者
2010年冬天,一个26岁的小贩因抗议城管执法不公,在愤怒和无奈中将自己点燃。他不会想到的是,他在燃烧中的视频像野火一样传遍阿拉伯世界,不仅“点燃”了他的国家突尼斯,还蔓延到周围、甚至更远的18个国家。这一系列事件改变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格局并在历史上拥有一个特定称谓:“阿拉伯之春”。
三年过去,乐观变为混乱:有的国家改朝换代,有的在内战中苦苦挣扎,有的不得不撕下民主的伪装露出反民主的尾巴。历史的演变遵循着亘古的规律:民主道路险且长,并非单靠热血就能找到通途。
在最大的转型国家埃及,自前总统穆尔西被军方罢黜三个月来,军方和穆尔西的支持者之间爆发了多轮血腥冲突,有组织的暴力活动不断升级。10月6日,双方在庆祝1973年中东战争胜利40周年的活动中再次爆发冲突,至少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第二天,伊斯兰主义者在苏伊士运河、红海度假胜地及开罗郊区等多地袭击埃及军警,又造成至少9人死亡。
独裁者的强权统治将激烈矛盾压制在潘多拉的魔盒之中,在过去几十年间共存并发酵,如今,魔盒打开,分裂的势力在各国上演激烈的权力斗争。穆斯林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温和派和保守派、伊斯兰教派和世俗派、旧权贵和新势力、原始部落和现代城市之间形成一道道断裂带。
乔治敦大学资深中东问题学者布伦伯格(Daniel Brumberg)说,阿拉伯国家爆发民众起义源于人民不再惧怕他们的领导人,而这个运动止步不前则是因为阿拉伯人民仍在害怕彼此。
民主最基本的规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还在于当权者必须照顾到所有少数族群的利益,这在分裂严重的中东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乐观主义者认为年轻人的运动改变了政治气氛,让政治参与和表达不再是禁忌,以往经验表明,有民主经验的国家比毫无经验的国家更可能实现民主;持悲观态度的人则认为,这轮抗议虽声势浩大但没有改变原有大部分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不变的社会基本结构注定不会让变革走得太远。
《历史的终结》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接受《财经》专访时说,中东国家目前面对的是艰难的第一步,即寻找广泛的共识基础,然后才能将包括法治、政党建设和实行言论自由在内的诸多民主机制慢慢地发展生根。
通向起义之路
得到外部贷款的一些国家为政治多元打开了缝隙,允许政治竞争和反对派存在。不过,这和选举制民主不是一回事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爆发了第三次民主浪潮,此后世界上大约60%的国家驶入民主车道,中东和北非地区却几乎纹丝未动。
由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和文德尔·威尔基创立的NGO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从1972年开始每年发布监控世界政治自由度变化的《世界自由形势》报告。2011年的报告显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自由度仍为世界最低,位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之后。一些指标在2010年持续下滑,除了埃及选举舞弊带来的负面效果,巴林、科威特和伊朗记录也在倒退。
明显的例证是,当权者提高了秘密警察的警戒级别。哈佛大学中东历史学教授欧文(Roger Owen)对《财经》记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有人想示威,就会被警察部门殴打或者逮捕,警察的暴力让很多人感到忍无可忍。”然而,阿拉伯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加大了政府管控难度。
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3亿人口中,大约三分之二为不满30岁的青年人,他们没有经历过殖民统治,看着半岛电视台的节目长大,使用社交媒体沟通彼此,崇尚男女平等,对政府的宣传嗤之以鼻。这些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的青年人为愤怒之火的蔓延铺平了道路。而当时能将这些愤怒力量動员起来的组织还没有成熟。
中东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和地理背景,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各自的政治上层建筑。
在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和北非国家,只要抓住经济资源不放,维持强大的军队,就能维护统治;而没有得天独厚自然资源的国家依靠的是统治上层的强力,比如叙利亚。人口占少数的阿拉维派自1970年哈菲兹·阿萨德政变上台后,就一直以少数统治人口占多数的逊尼派,少数派内部精诚团结,对反对派直接诉诸武力,在2011年反政府示威爆发前,叙利亚的反对派大多被困在各地的监狱里。
更多国家既没有“胡萝卜”又羞于时时挥舞“大棒”。这些资金匮乏的中东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向IMF和世界银行申请贷款,附加条件就是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特别是在“9·11”后,最大的“金主”美国认为阿拉伯的非民主国家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必须加快改革消除恐怖主义后患。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国家为政治多元主义打开了缝隙,允许政治竞争和反对派存在。不过,这和选举制民主并不是一回事。
布伦伯格2013年7月发表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分析指出,这些统治者的策略是利用不同派别在一个所谓的“多元政治”格局下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外的恐惧,为这种恐惧提供保护并收取“保护费”或者换取政治上的支持。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埃及、摩洛哥等国放开对民间团体的管控,产生大量的非政府组织、职业团体、宗教机构、媒体。这些团体在政府职权无法企及的地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当权者对这些团体的控制得心应手。他们知道只要这些数量众多的团体不联盟、把影响控制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无底层基础,实际上就是一盘散沙。
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穆斯林兄弟会(下称穆兄会)为底层的穆斯林提供食品和医疗等方面的救济和服务,成为极少数有广泛影响力的团体,后来被列为非法组织;突尼斯的伊斯兰政党复兴党和埃及的穆兄会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镇压,大多数党员遭到放逐。
对于其他小团体,是在政府的游戏规则中寻找生存空间,还是打破游戏规则,不同取舍也加剧了它们之间的分裂。执政者只需要不时地加剧团体之间的不认同感,讓小团体感到只有国家才能解决它们各自的问题,就能长期保持动态平衡。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和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戴蒙得(Larry Diamond)对《财经》记者说,这种体制就像两片巨大的肺,不论吸气还是呼气,只要达到一定程度就立马被拉回来。
政府强势管控的结果是公开的政治活动被限制在政权下属的党派内,公民社会在政府的调控中勉强活动,选举过程不公开,舞弊成为常态。斯坦福大学阿拉伯改革和民主项目主管哈迪布(Lina Khatib)形容,反对派只能通过社交网站或地下社会运动表达不满。在此缺少阳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政党或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都有些先天不足。
混乱与转折
动乱也将原本被压制于威权下的矛盾释放出来,埃及的民主运动脱离了初衷,相比之下,突尼斯温和、中性的路径有可能跨越障碍
鉴于国家的规模和地区影响力,埃及和突尼斯在“阿拉伯之春”后的重建最具范本意义。原政权倒台后,穆兄会和复兴党两个伊斯兰教政党分别通过选举上台。它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两年多来效果也不尽相同。
在埃及,穆巴拉克统治时代的立法、行政和执法机构几乎都是总统的附庸,唯有军方势力强大。在政权重建中,军方和有基层基础的穆兄会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建国以来首次自由进行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成立的自由与正义党以37.5%的支持率获胜,其后是激进的伊斯兰派别沙拉菲派,而起义中扛大旗的自由派和世俗派总共只有30%的席位。此后穆兄会的穆尔西又以微弱优势打败穆巴拉克旧部、前空军高级指挥官沙菲克,成为第一位民选总统。
眼看穆兄会不到半年同时攫取了立法和行政大权,军方公布了一系列的“制宪原则”,限制总统权力,并规定军方有权否决制宪会议决定。穆尔西予以反击,借军方管理西奈半岛恐怖袭击不力,勒令军方首领坦塔维将军退休,此后再进一步颁布法令扩张总统的权力,包括对法院的否决权,即总统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和政令均为最终决定,法院无权进行否决。通过一系列举动,穆尔西为由伊斯兰教派主导的制宪会议推出新宪法扫除了障碍。
2012年12月,一部新宪法在仅有33%投票率的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布伦伯格分析,这部宪法的价值在于设立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确保下议院选举的多党性质;但对总统的权力限制留有余地。新宪法虽然规定总统的权力受到司法系统的限制,但它对如何产生最高法院人选的描述非常模糊,这使一个政党在控制了立法权后,有可能同时控制行政和司法部门。
紧接着穆尔西还火速任命了十位新的内阁部长,让亲自由与正义党的人领衔安全、内政、经济、通讯、法律等重要部门,他的举动昭示了伊斯兰政党独揽大权的图谋。
经历了60余年独裁统治的埃及人对“独揽大权”有着格外的警戒,埃及各大城市的反对派在穆尔西上任一周年就举行了抗议游行,规模甚至大于推翻穆巴拉克的游行。借助民意,军方逮捕了穆尔西,任命新的过渡政府,并宣布穆兄会为非法组织。
哈佛大学中东历史学教授欧文对《财经》记者说,“是大选和议会选举的胜利让穆兄会冲昏了头脑,他们以为可以进一步控制国家。”
和埃及相比,突尼斯选择了较为温和、中性的路径。
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党在2011年10月选举中获得217个席位中的89席,成为临时议会第一大党。复兴运动党并没有像穆兄会一样激进地巩固选民基础、通过选票收拢权力,而是与取得议会20席位的劳动自由民主阵线党和29席的保卫共和大会党两个偏自由主义的世俗党派形成政治联盟,并支持保卫共和大会党党首马祖吉当选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