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步芳民族政策研究
[摘 要]民国时期，青海在独立建省之后，一直处在马步芳家族的统治之下。马步芳当了省主席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在青海的统治，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民族政策，本文就政治、宗教两方面展开论述。
[关键词]马步芳；政治；宗教；军事
一、青海省民族分布
民国时期的青海省西边接新疆、西藏，南边接西康，东与北毗邻于甘肃，东南与四川相连，东西相距两千两百里，南北长约一千六百里。省内民族众多，主要分布如下：1.蒙古族据林鹏侠记载“青海本为蒙番游牧之区，蒙人较多，数约七十余万，与番族分据巴颜喀拉山之南北，蒙人据山之北，分为五部二十九旗，曰和硕特部二十一旗，濒临青海及柴达木河与黄河两岸而居；土尔扈特部四旗，沿海而居；辉特一旗，据青海东西岸；喀尔喀部一旗，居海之南岸；绰罗斯部两旗，沿海之东南及东北岸而居”。[1]2.回族《青海志略》中记载：“回族之来青海，始自唐朝”。[2]到了民国，“回族人数，虽全省仅二十余万人，但在青海占重要部分，其族生齿，甚繁殖，以循化、化隆、同仁、西宁、大通等县为最多，几占全县人口之半，信仰之宗教虽同，而族系可分位数种，有汉回、撒拉回和其他回族等”。[3]3.撒拉族撒拉族是青海世局民族之一，“居青海者共有六万余人，主要聚居在青海循化和化隆县”。[4]4.藏族藏族在青海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民族，本据巴颜喀拉山南面，自嘉庆、道光后，人口渐多，势力不断发展壮大，隧向黄河北岸扩展。到了民國，“番民聚族而居，分为西宁二十九族，分布于黄河两岸及大积石山与巴颜喀拉山之间，熟番分八大旗，散居于大小积石山之间及黄河西岸；巴颜喀拉山之南为玉树二十五族，沿黄河流域而居”。[5]5.土族土族何时来青海及如何繁衍生息，现已无从可考。到了民国时期，土族主要分布在“共和县、互助县、民和县、乐都县和大通县，土族在青海，仍然拥有绝对的势力”。[6]
二、政治方面
笼络上层青马政权是军阀性质的，以军事为主导，以政治为核心。马步芳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了对各民族上层的笼络。青海在马麒统治时期，就曾利用王公、千户和百户的名义，向甘肃当时的督军、都督送礼物，以此取得他们的支持。在西北诸马抵抗孙殿英西进的战斗中，马步芳便利用王公、千户、百户的名义通电全国，以图壮大自己的声势。在“每逢过年和喜庆大典，也以王公、千户、百户的名义，函电中央政府，叫喊‘拥护马步芳，服从国民政府’等自吹自擂的话语”。[7]马步芳对民族上层进行笼络和羁縻的重要手段就是给予他们官职，此政策在马麒时代就有，但是马步芳时代更具现代性，“比如军职方面的地方军团长、军部咨议、参谋、政治方面的政治顾问、政府参议等”。[8]又如“委任刚察千户华宝藏为青海藏族总千户，委任河南蒙旗亲王滚柯环为地方军的团长，委任青南土司唐隆古哇为麦仓司令、委任西宁祁土司后裔祁昌善为新编第二军军部咨议，汪土司后裔汪北祥等为参谋”。[9]有些还不限于青海，如“委任甘肃连城鲁土司、甘肃临洮的西道堂教主敏海峰为省政府顾问、省政府参议等虚职”[10]笼络少数民族上层的另外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祭海。祭海制度始于1724年，清王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确立的，目的在于树立清廷在青海的权威，加强其在该地区的统治，此制度传承了两百年。到了民国时期，马麒来到青海之后，便继承了祭海这个传统，此时的中央政府无暇顾及祭海，使得青海民众只知有青马，不只有中央。马麒通过此活动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到了马步芳时期，他更重视，每年都必须亲自参加祭海。由于青海闭塞落后，民族众多，政治上难于统一，因此，马步芳与各蒙藏王公在祭海活动上商讨各民族事宜，对他们加以笼络，使其听命于自己，又通过他们驾驭各族民众，使自己的一直贯彻到基层，1936年《青海日报》记载：“本省蒙藏杂居，距县极远，各民族之间，所有各项大事物，历年本由各族头目人等负责处理，近来各处蒙藏民族，事均自行办理，以致勾心斗争，纠纷日多，兹闻省府，以各族事物，不经头目处理，自必增加繁乱，失其轨范，顷乃饬各族头目，仍旧加以管理，以资指导云”。[11]由此可见，马步芳通过祭海，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此外，马步芳还对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在青海，少数民族原有的制度主要是蒙古族的蒙旗制度和藏族的千百户制度，马麒曾经推行了郡县制度，但是少数民族的民众只知王公和千百户，不知省政府，这对于激进的马步芳来说是简历吗独裁统治的一大障碍，在郡县制管理相对失效的情况下，对基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推行保甲制度。鉴于马麒的教训，马步芳便根据游牧民族游牧的生活方式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利用原有蒙藏的蒙旗制度与藏族的千百户制度，编制以组织保甲，作为原来的王公千百户兼任乡保长的职务”。[12]进经过改革，青海的土司制度名存实亡，土司的权力受到县署的限制，致使“将司法、行政、纳粮等权归县府办理，以致土司权力日削”。[13]通过改革的盟旗制度，使盟旗王公的权力逐渐丧失。虽然蒙古的王公制度仍然存在，大事他们的权力亦被县省所掌握，使得他们“同内地保甲长的地位了，或者有几个王公所辖的户口连一个甲长的资格不够”。[14]
二、宗教方面
1.利用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在西北深深地扎下了根基，西北诸马都有着很深的伊斯兰情结，伊斯兰教也成为维系青马政权的重要力量。青海地处西北内陆，文教事业落后，且外边先进的思想意识也难以传入青海，所以在意识形态领域，伊斯兰教意识占据着主导地位，青马也利用其对广大民众实行愚民政策。马步芳家族都是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在马麒进入青海后，就借助伊斯兰教新兴教壮大自己的力量，公元1919年重修了曾建于明末清初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1921年成立了宁海回教促进会，1924又成立了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理事会，马麒兼任理事长，1932年马麟继任，实际上是马步芳负责。马步芳放开手脚，把全省各清真寺的阿訇，进行了全面调整，拨给基金，统一事权，并以振兴民生为借口，裁减了全省各清真寺满拉的三分之一，从而统一了信仰，造成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比如“马步芳在多次政争和战争中，特别是足迹红军和陇东反共战争中，都以‘保护宗教’相号召，使其政治目的，披上宗教的外衣，强迫机关、学校、军队同唱‘祈祷真主多保佑’的歌”。[15]又“马步芳以撒拉族人民勇敢善战，遂在政治和社会上使其与回族处于伯仲之间，目的在于期其为自己效力”。[16]马步芳还对省外一些有名望的伊斯兰教人士都加以笼络，兰州伊斯兰教教长马宝臣、乌鲁木齐伊斯兰教教长马良骏、临潭门宦敏海峰、西海固门宦马震武等，也时时派人问候并赠送重礼。
2.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青海也有很大的影响，马步芳亦利用其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喇嘛教黄教中的同仁隆寺的活佛夏日仓、大通广慧寺活佛每珠尔、扎隆寺活佛嘉义、互助佑宁寺活佛土观、湟中塔尔寺活佛阿嘉，佛教中的天真大师、心道大师等加以笼络，为其服务。马步芳还努力加强与西藏的关系，1937年湟中祁家川的垃木登珠被选定为达赖十四世，马步芳趁机请准国民政府，派马元海护送入藏，用以加深与西藏的关系。1934年，班禅九世欲返回西藏，飞抵西宁后，即被马步芳安排与塔尔寺，使班禅九世多次替他向蒋介石要饷械。1937年，班禅九世死于赴藏途中，1941年班禅十世灵童‘转生’于青海循化县，由于西藏未来迎接，马步芳便将其安置，用以笼络藏族人民，为其政权效命。
3.其它组织马步芳对一些外来宗教也加以利用。耶稣教中的天主堂神父夏恩德、福音堂的牧师胡新白，一心堂、孔道会以及居士林的上层分子，马步芳均给他们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和政治上予以安排。对一些帮会组织马步芳也亲睐有加，他曾投拜于杜月笙门下，马步青的部下还有帮会中人物，如旅长马禄。这一切，使马步芳在贩运物资、发展私人势力得到了不少方便。
如上所言，马步芳家族从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一再标榜“青海各民族是精诚团结、丝毫无间的”。但是马步芳实际所为的是，在利用各民族和宗教上层分子的前提下，各民族在各个方面不断进步，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但是，马步芳政权是军阀政权，其所作所谓是为其统治服务的，不代表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他走向失败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5]林鹏侠.西北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第107页，第107页.
[2][6]徐公武.青海志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3.第92页，第106页.
[3]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篇）[M].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36.第109页.
[4]马忠.青海省志·民族志[M].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室藏.
[7][16]陈秉渊.马步芳家族统治青海四十年[M].西宁：青海人名出版社，1986，第213页.
[8][10]闫丽娟.民国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及其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32页，第432页.
[9][15]师纶.西北马家军阀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第258页.
[11]青海省图书馆.青海省史料摘抄（民国25—26年）[C].1936年油印本，第3頁.
[12]墨利尔·亨斯博格.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M]崔永红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第100页.
[13][14]黎小苏.？青海之土司。收甘肃省档案馆.青海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册·下），1986年编印.第589页，第549页.